我们应该像敬畏自然那样敬畏技术吗? ——关于凯文·凯利《科技想要什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4 次 更新时间:2017-03-19 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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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 (进入专栏)  

□ 江晓原  ■ 刘 兵

□ 这个问题——“科技想要什么?”的提出,就是颇有深意的。你想想看,我们不会问“火车想要什么?”或“钢笔想要什么?”,我们也不会问“蚯蚓想要什么?”因为我们不会对那些没有自由意志(更不用说没有生命)的东西问这样的问题。现在凯文·凯利问了“科技想要什么?”是因为他已经将科技视为一个有生命、有自由意志的东西。

  前几年凯文·凯利写了名头不小的厚书《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和此书有些联系。不过看他的意思,似乎科技有意志也不是坏事,而且他将科技说成是从一开始就是有意志的,并且为自己能够“领悟”到这一点而沾沾自喜,这恐怕就无法将他引向对科技的批判性反思了。


■ 确实,这本书的标题,是很有些吸引人的眼球的。但与此同时,也有着某种的不确定性。当然,你的解说大致是成立的,即他将科技视为一个有生命、有自由意志的东西。    但是,如果看看原文书名,其实更严格地,应该是译为“技术想要什么”。在那样的译法中,或许问题就更有针对性了。不过在我们这里,在日常语言中,也经常是把科学和技术混在一起来用的,尤其是用科学来包括技术,或至少是两者并用。

你提到他的另一本名为《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的书,我们曾在以前的对谈中提及过那本书。前不久,在中央电视台的“读书”节目中,我也曾专门谈过那本书。坦率地讲,其实我对那本书的评价还是有些保留的。作者似乎还是预先设定了科学技术的正面意义,对之不免有些过高的评价。虽然,作者也谈到了一些作者对科学技术的负面作与与局限,而这又正好与他对科学技术的正面评价有某种对立,因而作者也似乎在读者面前显得有些矛盾。


□ 在你的感觉中,凯文·凯利在这本《科技想要什么》中的思想,有没有比《失控》有所发展或进步?我对此有些怀疑。他在本书中强调技术从一开始就是有生命有意志的,这当然与《失控》的主题有所不同,但他强调了技术有生命有意志之后,接下来却是主张我们应该对这个有生命有意志的物体顺应、迁就,似乎谁违逆了它谁就应该倒霉。

这下问题就来了。我们主张敬畏自然,主张保护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主张爱护动物,这些当然都没错。现在凯文·凯利把技术描绘成一个有生命有意志的东西,那它是不是自然的一部分?它是不是应该得到类似动物那样的爱护?它是不是应该被敬畏呢?我看凯文·凯利字里行间的意思,似乎技术是应该被敬畏的。而这样一来,他几乎马上就要站到被尼尔·波兹曼痛斥的“文化向技术投降”的立场上了。你的感觉是不是这样?


■ 我基本上同意你的观点。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预设,即他预设了科学技术的正面意义。在这个前提下,虽然他可以在局部细致地讨论技术的种种问题,但在全书中,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他对技术的迷恋与赞美。如果与像海德格尔那样的对于技术之本质的哲学相比,凯文·凯利这里的观点简直不值得一提——当然,他们两人的层次差异也本来就决定了其不可比。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像凯文·凯利这样的作品,为什么还会被炒得如此热?我想,其中几个原因是可能的。其一,是出版商的炒作,我们知道,哪怕一本烂得很的东西,也可以炒成畅销之作的。其二,是在世间,仍然还有许多与他相似立场的迷恋技术的人,而凯文·凯利只不过把那种不明确的意向和感觉说得更加条理化的貌似理论化而已。其三,恐怕与他在像互联网界这种本来就是高技术的领域中的特殊地位有一定的关系。


□ 我们和凯文·凯利书中立场的区别,可能来自一个“技术性”的分歧——他将技术认定为从一开始就具有自己的生命和意志,而我们认为技术曾经是人类的驯服工具,只是后来才变得不听人类的话了,但此时技术仍然未必具有它自己的生命和意志——技术如今已经屈从于资本自身无限增殖的意志。

而一旦将技术认定为从一开始就具有自己的生命和意志,它仿佛就具有了“天赋人权”,要求人类顺从它,迁就它,乃至敬畏它,也就似乎顺理成章了。这就从逻辑上、伦理上、甚至感情上杜绝了对技术的反思和批判。

凯文·凯利实际上也是互联网时代的“新贵”之一,他热爱这个让他脱贫致富的“高新技术”自在情理之中。此书中引起我注意的还有两篇中译本的序,两位序作者当然也属中国互联网时代的弄潮儿,从序中看他们都完全赞成凯文·凯利的观点,并且用富有文学色彩的语言对凯文·凯利其人其书大加赞颂。其实我们对于序言往往抱有更高的期盼,希望序作者能够对书中内容的意义有更深入的阐发、思考或批判。而这样一味颂扬称赞,对读者的帮助就不大了。


■ 当一本书的序,真正能够有见地地引导读者去思考时,这自然是很高的境界。而只是在序言中,以完全赞成而不带批判反思的态度去迎合作者,只讲自己有局限的见解,那当然不能说是有价值的序言。但除此之外,这倒也为人们提供了可分析的样本。

这就回到了前面说过的问题,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应该说,在当今,像此书作者和做序者这样的观点并不鲜见。这种书面的形成,有作者和做序者自身利益的原因,也有公共传媒上长期以来一直鼓吹的科学主义立场的原因,当然也还有资本集团及其得益的追随者,包括无批判地“献身”于技术,而毫无人文考虑的那些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帮助的原因。这些帮助,既有技术层面的,也有文化层面的,就如本书一样。

面对这样的现状,要想在一朝一夕就改变是不现实的。但真正具有人文关怀,具有社会责任感并愿意思考的人,通过其努力,至少逐渐地唤起人们对此的注意,那就已经是很有意义的事了。

载2012年4月6日《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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