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文化:萨顿眼中的希腊世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3 次 更新时间:2021-01-28 2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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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晓原 (进入专栏)  

□ 江晓原  ■ 刘 兵

□ 两年前,大象出版社推出了萨顿的传世之作《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那是萨顿构思宏大的科学史著作的第一卷——不幸的是他只写了两卷就去世了。当时我们在《中国图书评论》杂志上谈论这第一卷时,曾相当乐观地表示,第二卷《希腊化时代的科学与文化》的中译本不久之后就可以看到了。现在大象出版社果然不负众望,如约推出了第二卷的中译本。我们的阅读在网络、微博、电子书的围剿下,正在越来越轻薄破碎,140字大行其道,这时候还有人在翻译这样的书(两册都是鲁旭东一个人翻译的),还有出版社在出版这样的书,这是在“构筑文化的堡垒”,让我们看到了文化的力量,看到了希望。

■ 近些年来,国内学术快餐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很少有人愿意安下心来做这种冷板凳的工作了。而就出版者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出版社在出版学术著作时,只追求经济利益,甚至只追求当下的蝇头小利,不给资助就无法出书,连许多翻译的著作也要译者或译者单位资助出版。而像萨顿的著作这种非常艰深的学术书,显然是很难问世的。大象出版社在科学史著作的出版方面,多年来一直颇有支持学术的奉献传统,

 在世界科学史的发展中,希腊是重要的源头之一。但也正因为其古老,与今天的热点相距很远,因而,要研究起来,或哪怕仅仅是学习起来,又是颇为困难的。但同样因为古希腊的特殊地位,在科学史的研究中,其基础地位又是不可取代的。虽然大家都明白希腊科学的重要性,但放眼国内有关的科学史著作,对古然希腊科学史进行深入研究的极为稀缺。

 萨顿作为当代科学史学科的奠基者,古希腊科学史也是其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虽然说其立场相对古老了一些,但其经典性却是无可置疑的,也是学术补课无法跳过的。因而,这两本萨顿研究古希腊科学史的著作的出版,其重要意义就显而易见了。

□ 萨顿可以说是你相当心仪的学者,你很早就开始接触他的著作,所以下面这个问题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我在阅读本书时,这问题经常浮现出来:

本书无疑是科学史的经典著作——萨顿当然也是将它作为科学史著作来撰写的,那么他为何要在书中安排诸如“语言、艺术与文学”、“(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的)文学”、“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的语言学”、“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的艺术”这样的章节呢?在我们熟悉的国内科学史写作传统中,这样的做法通常是不可能见到的——我几乎可以肯定,作者们根本不会安排这样的章节。萨顿这种做法,是不是和你曾经用专著阐述过的萨顿的“新人文主义”有内在联系呢?如果我们试图从萨顿的书名上来寻求解释,那么在全书29章中,上述几章又只占了不到七分之一,从比重来说,与书名《希腊化时代的科学与文化》所唤起的预期,至少在形式上也是不相称的。

■ 萨顿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也是文化底蕴十足的人,在有机会讲文化时,他适度地讲上一些,也不足怪。而且,这些文化的内容也构成了古希腊整个文明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了解这些内容,对于我们了解古希腊科学也是重要的背景。至于你说的,这种写作方法是否与萨顿的“新人文主义”有关,我觉得,在广义上,自然是有关的,而在狭义上,也许关系并不大,因为萨顿关注的,主要还是科学,尽管是要与人文相结合的,更为人性的科学。

谈到这里,我倒突然有一点新想法,我发现在科学和人文的结合上,你与萨顿倒颇有点相似之处——虽然科学和人文的素养都很深厚,但在深层观念上,在内心和实际的研究中,这两者却又是很有些分离的。

□ 你说的相当神秘,而且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读萨顿的著作,无论是《希腊化时代的科学与文化》这样的煌煌巨著,还是我们以前主编的《萨顿文集》中某些比较通俗的作品,都能够明显感受到他的人文情怀。现在你却提出,萨顿在深层观念上,科学和人文其实还是很有些分离的。萨顿已逝,我们当然无法起先哲于地下而问之,但经你这一提醒,我们可以从自身状况来寻求旁证,我的感觉是,说得夸张一点的话,这或许迹近“分裂人格”的状况——作为科学史家的萨顿,在谈论文学话题时,他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另一个人。这和你的“分离”感觉是可以相通的。

这里我还想指出一点:这两卷巨著虽然只是萨顿宏大计划中的一部分,他未能完成计划就去世了,但读者切不可将此两卷书以“烂尾工程”视之——如果一定要用造楼的比喻的话,那应该说萨顿是原是想造七幢高楼的,不幸完工了两幢就去世了。我的意思是说,这两卷书本身是结构完整的精心之作。谓之科学史著作的经典,那是当之无愧的。

 ■ 以前不止一次有人问,为什么不把萨顿最经典的学术著作《科学史导论》译出来呢?如果能译出来当然更好,但不译出来,也算不上太大的损失,因为那部多卷本的著作更像是科学史料的汇集,恐怕只有专门特殊需求的研究者才会去查阅。与《科学史导论》相比,这两本书要相对“通俗”一些,尽管今天在我们这里看来,其学术性依然很强很强。

 说到科学与人文的分离,相关的还有一点,萨顿在他的时代虽然强调“新人文主义”,但与斯诺类似,他其实偏重的仍在科学一方,而偏偏他又那么博学,所以,这种分离的悖论也就相对自然了。这也与当时科学史的主流立场和时代局限有关。今天,国际上前沿的科学史立场虽然早已超越萨顿,但历史总是由不同时代的经典构成的,萨顿的著作,正是那些无法跳过的重要经典。

载2012年9月7日《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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