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2026年6月13日《文汇报》
科学外史（N·8）
在当代人工智能发展史上，曾有过许多公司起起落落，笔者上次专栏所讲述的“动模公司”（1959～1970）就是奇特的一例（见2026年5月16日本报）。互联网兴起之后，逐渐与人工智能结合，大潮汹涌，起起落落的公司更多。这些公司固然创新迭出，但也结出过不少恶果，有些恶果遗祸至今。
从“预知未来”到“心理画像”
在21世纪的互联网大潮中，英国的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Combridge Analytica，2013～2018）仿佛昙花一现。它隶属于英国为军方服务的“战略传播实验室”（SCL），是为开展美国业务而在美国注册的子公司。剑桥分析虽然只存在了5年时间，但一度在美国搅起过轩然大波，而它留下的“遗产”，至今后继有人。
当年的动模公司，计算机能力还极为弱小，大数据则还根本谈不到，却以“预知未来”为号召，结果因虚妄而败。半个世纪之后，剑桥分析作为一个完全同类的公司，当然要“吸取历史教训”，不再以“预知未来”为号召了。他们的核心业务，是将心理学、数据分析、社交媒体技术相结合，通过收集用户数据，为每个用户绘制“心理画像”，再根据这个“心理画像”精准推送各种包括政治广告在内的媒体信息，再进而展开相关的线下活动，最终影响选民的投票决策。
在剑桥分析的业务中，用户数据的获得处于最关键的位置。怎样才能够快速、廉价地获取大量用户数据——这些数据必须足以绘制用户的“心理画像”，剑桥分析的技术骨干们曾为此绞尽了脑汁。
后来他们发现，通过在Facebook这样的社交媒体发布应用程序，可以很容易地收集用户数据，Facebook“基本上问都不问就让他们拿走了”那些数据，几乎没有任何监管和限制。于是剑桥分析让剑桥大学的科根（Alexander Kogan）开发了一款名为“这是你的数字生活”的心理测试App，以1～2美元的小额报酬吸引用户参与测试，
互联网上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一个又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把他们自己的数据整合到了一个地方”，Facebook上的个人主页“包含个人在家居环境中的自然行为数据……每一次下拉屏幕、每一个动作、每一次点赞，都会被追踪。什么都找得到——细微的个人差异、兴趣、厌恶的人或事物……每个人都自动奉上了他们的实时自传”。当“这是你的数字生活”App上线后，个人数据潮水般自动涌来时，剑桥分析的技术人员惊讶得目瞪口呆。最终剑桥分析非法收集了5000～6500万用户的个人数据。
拿到数据之后，为每个用户搞“心理画像”就是人工智能的事了。“心理画像”并非剑桥分析的发明，这一套美国军方和Facebook都早就在用了，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用它来进行心理战，Facebook用它来提高在线广告的销售额。2012年Facebook甚至还为“利用社交网络系统的传播和特点判断用户人格”申请美国专利。
原来，民意真的可以操控
大数据和算法（也就是人工智能）结合起来，就能够焕发出惊人的能量。首先从访问的对象初步筛选用户，比如用户点赞了“骄傲男孩”或“非自愿独身者”之类的极端团体，他就会被标记出来，推荐引擎就会向他推荐极端话题，他看到的新闻是为他量身定制的。使用这类算法的目的是提高该用户的“参与度”，Facebook使用这类算法至少可以让用户停留在网页上的时间更长，这样他就能看到更多的广告。
而剑桥分析是以战争心态使用这些技术的，2014年，剑桥分析开始在Facebook和其他平台上投放“模仿真实论坛、群组和新闻来源制作的虚假网页”。剑桥分析创建一些右翼网页，诸如“史密斯县爱国者”之类，这些页面就会出现在向Facebook标记出来的上述人群推送的新闻里。要是用户加入了剑桥分析创建的假群组，剑桥分析“就会在群组里发布可以进一步煽动和激怒用户的视频和文章，群页面上的对话怒气冲天，大家纷纷感叹某事的可怕或不公”。在这种战术中，“剑桥分析只需要影响一小群人，然后就可以静观它所创造的叙事的传播”——节奏一旦被带起来，网民就会自动传播扩散。
当一个群组吸引的人足够多了，剑桥分析就会举办线下活动，在某个酒吧之类的场合将群里的人聚在一起，“参与者们惺惺相惜，同仇敌忾，……他们会觉得自己加入了一个伟大的运动”。安排他们见面之后，“他们就能形成一个团体，而后进行组织。他们会相互交流听来的谣言，相互加剧彼此的偏执”。
不难想象，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态中，将这样一套手法用到党派政治活动中，会有怎样的效果。据一些美国学者的意见，在美国大选活动中首次大规模利用社交媒体的，是奥巴马的竞选团队。而2016年发生的两件大事——英国公投脱欧和特朗普首次当选，其中都有剑桥分析活跃的身影，对这家只存活了5年的小公司来说，也算“战绩彪炳”了。
“吹哨”之后会怎么样呢
有一个名叫怀利（Christopher Wylie）的加拿大人，起先供职于英国的“战略传播实验室”（SCL），后来成为剑桥分析的创始人之一。但他在2014年退出了剑桥分析，2017年他开始和英国《卫报》接触，宣称要出来做“吹哨人”——因为他对剑桥分析的种种黑幕都了如指掌，如今实在看不下去了，决定挺身而出揭露剑桥分析。因《卫报》对美国心存畏惧，他又找上了美国的《纽约时报》。
2018年3月17日，英国《卫报》和美国《纽约时报》同时曝光了剑桥分析对公众个人数据的滥用，剑桥分析瞬间陷入困境，宣告破产。2019年7月24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宣布对Facebook处50亿美元的民事罚款。
同年怀利出版了《对不起，我操控了你的大脑》（Mindf*ck: Cambridge Analytica and the Plot to Break America），在书中揭露了剑桥分析以及这类“咨询公司”的大量黑幕。对于他究竟为什么要在剑桥分析如火如荼的时候选择退出，书中实际上语焉不详，只是描述了剑桥分析的工作如何让他严重不适。书中有一处似乎透露了一点消息：怀利说他的两个上司都是恶魔，“而且我担心，只要我在公司待得够久，我也会变成恶魔”。
怀利“吹哨”只是吹垮了剑桥分析，恶魔们却仍然逍遥法外。他的两个上司，一个卷款600万英镑跑路，仍是富家翁；另一个名头相当大，班农（Steve Bannon），后来一度成了特朗普首届任期的“国师”（“白宫首席战略师兼总统高级顾问”）。至于剑桥分析的技术骨干们，有的另寻东家，有的开起了自己的同类“咨询公司”或“数据公司”——现在这些公司又有另一条“历史教训”了：获取公众个人数据时不要触犯法网。
《对不起，我操控了你的大脑》，（加拿大）克里斯托弗·怀利著，吴晓真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年7月第1版，定价：58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