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殿兴:苏联垮台见闻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940 次 更新时间:2016-10-03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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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殿兴 (进入专栏)  


苏联的正式垮台,是在俄最高苏维埃批准别洛韦日协议之后。而它的垮台过程则是1991年8月19日叶利钦战胜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领导的国家紧急委员会的武装起义开始的。我是1991年8月18日到的莫斯科,正赶上这历史的一幕。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1990年10月从大学退休。退休后立即到了美国新泽西州州立拉特格斯大学所在地新不伦瑞克——我女儿在那儿念博士学位。在那儿住了几个月。1991年,接到了我一位在苏联经商的大学同事从苏联来信,说他在那儿(西伯利亚的科麦罗沃市)食宿方便,问我愿不愿意去看看。我搞了一辈子俄文,却没有去过苏联,自然很想去。於是我就答应了。接著就办签证。签证的入境日期是8月22日。我想早去几天,8月17日就从纽约出发,18日到了莫斯科。


一、过关


根据来美国的经验,只要签证下来,在半年之内什么时候动身都可以。可这个经验到了苏联就不管用了。一过关就遇到了麻烦。边检一看我的签证,说:


“你不能出关,得回去!”


“回哪儿?”


“从哪儿来回哪儿。”


“我从美国来的。”


“回美国去。”


“为什么?”


“因为你来早了,签证上写的是8月22日。”


“可是我上美国时就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签证下来后什么时候去都行。”


“这是苏联。不行,你得回去。”


“我不能回去。”


“实在不想回去,那你就花五十美元吧。花五十美元可以在我这里改签证。”


“钱不能花,也不能回去。”


我跟边检争执了好长时间。这时从西伯利亚来接我的俄国人——切尔巴诺夫来了。他跟边检军官坐到桌旁低声交谈起来。这位切尔巴诺夫是退伍军人,据说曾担任过苏军团政委,是我的大学同事托他来接我的。


这时我就抓紧时间向在那里站岗的一个战士诉苦,企图博得他的同情。讲了半天,那战士连看也没有看我一眼,脸上毫无表情。我算佩服他的纪律性了。在他的铁一般的纪律性面前,我只好住嘴。


切尔巴诺夫跟边检军官谈的结果,总算放我过关了——没有要钱。但时间却过了大约有两个小时。


等我跟切尔巴诺夫去领取行李时,那儿已经没有人了,也没有行李了。到处找人打听,大约找了一个来小时,也没有找到。最后只好接受机场工作人员的建议,第二天再去找。


二、走后门吃饭


切尔巴诺夫带著我离开机场,来到了莫斯科的大街上。我饥肠轆轆,拖著疲倦的两腿走着。


这时,一群俄国姑娘见我提著一个装西服的袋子,断定我一定有钱,便围上前来,向我要钱。我没有好气地说:


“我比你们还穷!”


这话并不夸张:我那时工资每月三百来人民币,即使这点工资也不能全带出来;女儿还在美国大学读博士学位,虽然因为兼任教授的助教,奖学金高一些,可也没有多余的钱给我们用。


这些姑娘们见状,也只好遗憾地离去。


我们边走边找吃饭的地方。路边有一家写著“食堂”的饭店,我们大喜过望,便走了进去。一看,里面只有一些高脚桌子,没有椅子,是站著吃饭的简易饭店,而且只有黑面包和菜汤,难以下咽。


我们只好出来找好一点的饭店。这样走来走去,终於来到了一家大餐厅的门口。可是不巧,正赶上人家午休(这时是下午三点多鐘),大门紧闭。我感到十分失望。还是切尔巴诺夫了解当地情况。他不慌不忙地走上前去叫门。不一会儿出来了一位侍者。只见他们嘀咕了一阵子,切尔巴诺夫掏出了几张钞票塞到了对方手里,对方便让我们进去了。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一个可以坐上百人的豪华大餐厅里面竟坐满了食客——原来仍在营业,只是不给钱休想进来。


我们每人要了一份牛排,外加菜汤和面包。那牛排黑糊糊的,刚硬,咬不动。切尔巴诺夫看起来却已习以为常了。他说:“硬些好,可以锻炼牙齿嘛。”


三、红场上的坦克


填饱了肚子,就开始找下榻的地方。


来接我的切尔巴诺夫手里只有卢布。一般宾馆,收卢布,但不能接待外国人。外国人得住高级宾馆,而住高级宾馆外国人必须付美元,切尔巴诺夫手里没有美元,便带著我风尘仆仆地去找中国大使馆,他说那儿有招待所可以住。


经过长途跋涉,我们到了中国大使馆的这家招待所。心里真有到家的感觉。可是令我失望的是,人家不收卢布,只收美元。


于是我们只好另找住处。切尔巴诺夫决定带我到他认识的一个中国人家里找宿。


到天黑的时候,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位中国人。人家留我住在客厅里。切尔巴诺夫另找住处去了。一宿无话。


第二天一早醒来,主人打开电视,发现没有图像。等了一会,终於出现了一个播音员,说戈尔巴乔夫去向不明。大家断定苏联出问题了。不一会,有人进来说,街上有坦克在行驶。后来过了很久,我们才知道这是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部长会议主席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鲁奇科夫等保守派组成的国家紧急委员会为了制止本月20日即将举行的新的联盟条约签署(因为这意味著苏联垮台)而发动的军事政变。他们已把戈尔巴乔夫软禁起来,要戈尔巴乔夫表态支持,结果遭到拒绝。他们的活动不仅遭到激进的当权者的反对,也受到了一般群眾的抵制。结果持续了三天就失败了。这是后话。


且说那天早饭后,切尔巴诺夫来带我去机场找行李。我们经过红场,见有一些坦克停在那里,周围围了许多群眾。我们好奇,便下车凑过去看个究竟。


群眾在跟坦克兵交谈。坦克是国家紧急委员会派来镇压叶利钦的。看样子群眾都站在叶利钦一边,都在劝阻坦克兵不要开炮。


见此情景,我想起了列宁关於起义的论断。他说,起义一旦行动起来,一分鐘也不能停顿,要立即夺取电台、报社、银行、交通要道等重要设施。我当时就对俄国朋友说,这样下去还不知道坦克的炮口会对着谁呢?


后来事实表明,坦克果然掉转了炮口:当天下午叶利钦爬到包围白宫的一辆坦克上发表讲话的画面,是大家都看到了的。


四、全市放农忙假三天


我们怕爆发内战。在机场找到行李后,第二天便搭火车离开莫斯科,三天后到了目的地克麦罗沃。


克麦罗沃是克麦罗沃州的州中心,人口约五十多万,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周围是著名的库兹巴斯煤田。


我被安排住在一家化肥厂的招待所里。住下后,招待所便有人帮我办好了配给品领取证。凭证,我买了一瓶伏特加,两包香烟。这些东西,我不需要,就送给了为我清扫房间的一个俄国妇女。后来熟了,我知道,她有一套住宅,还安了电话。我在国内虽然忝为教授,却还舍不得安电话。这里我看到了苏联社会主义优越性残留的痕跡。


没过几天,听说全市放假三天。问为什么,人们回答说,为了让大家秋收。 这时我得知,这里家家户户都在郊区有地,还有一座小木屋。他们管这些小木屋叫Dacha(别墅),周末都去那里种菜、采野果、休息。如果家里有闲人(例如退休的老人)的话,平时还在那里养些家禽和牛羊或蜜蜂。他们一年的副食,基本不用到商店买。这就是为什么稍后(1992年1月1日)实行休克疗法放开物价时没有引起居民波动的原因。


这时我想起了在火车上曾看到过每个城市周围都密集著一些木造小房。我当时还琢磨那些小房是干什么用的。现在才明白了。


在克麦罗沃市我没有看到马车,也没有手推车。运输工具,全靠小汽车。据说,平均每两户就有一辆小汽车——当然都是苏联产的,苏联产的小汽车里面设备很差,没有空调,也没有音响,但价格便宜,一般家庭都买得起。


虽然莫斯科发生了那么大的事,可这里毫无反应, 照样过日子。


11月6日,叶利钦宣布终止苏联共產党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这里也毫无反应。


这年12月8日,俄国领导人叶利钦、乌克兰领导人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罗斯领导人舒什克维奇等人在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签署了解散苏联的协议,这里也毫无反应。


同年12月12日,俄最高苏维埃批准了这个协议,这里也毫无反应。


几天之后,即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总统发表最后一次讲话,这里仍然毫无反应。


五、除夕夜


除夕。晚饭后,我无事可做,就跟一位朋友到街上去闲溜达。街上黑黢黢的,商店都已关门。除了昏暗的路灯以外,没有什么别的灯火。行人极少。走着走着,我们看到路旁一家商店灯火很亮。过去一看,原来是一家糖果店在营业。里面一些人在排队买糖果。每人只能买一包,大约有半公斤。我们反正也没有别的事可干,就跟着排起队来。这时旁边一位老太太走到我跟前,问能否帮她代买一份。我们答应了。


等买到手以后,我发现是硬块糖,除了甜和咸以外,没有别的味道。实在不好吃,於是就把自己的一份也送给了那位老太太。


这里顺便说说,苏联当时商品奇缺,但物价却极为稳定。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印在商品的包装上,不管在哪儿卖,全国都是一个价儿。连我们买的糖块的包装上也都印着价格。


关於苏联的物价,这里不妨再补充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到饺子馆去吃饺子——西伯利亚饺子是我久闻其名的。据饺子馆的服务员说,饺子的价格是全国统一的,而且全国饺子馆包的饺子都要执行统一的国定标準。


苏联的计划经济管得比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还死。这大概是苏联经济失去活力的原因之一。


六、“俄国需要一个好的‘霍佳因’”


苏联垮台的原因很多,但我认为,不管有多少原因,其最终结果都会表现在民心上。而影响民心最大的因素,就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国有句老话说,“穷则思变”——人若穷得没法活了,就希望“变天”。我跟俄国人聊天,谈到苏联垮台时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俄国需要一个好的‘霍佳因’”(俄文хозяин的音译,当家人、掌柜的、主人的意思)。这里透露出了对国家管理的不满和对未来的向往。我觉得这不仅可以说明苏联垮台的原因,也是理解俄国当前民意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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