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华:政治蜕变、制度崩溃与国家分裂——苏共败亡30周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49 次 更新时间:2021-12-27 23: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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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树华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苏共败亡、苏联解体30年。在此重要时间节点,对世界政治和国际共运中两个代表性大党进行比较研究,具有非凡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这种比较研究,一方面揭示了国家兴衰的政治密码:方向决定命运,道路决定成败,制度决定兴衰,政策决定治乱,能力决定输赢;另一方面警示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保持党的战斗力、生命力等,才能更好推进国家治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民主梦幻与信仰迷失

   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自建立之日起,一直受到西方列强仇视,不断遭到各方敌对势力的疯狂捣乱和破坏。帝国主义的政治人物们妄图将这一崭新的社会制度“扼杀在摇篮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大国更是将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视为西方“自由世界”的威胁。在此后多年的较量中,西方阵营不仅施以强大的军事压力,更是运用“和平演变”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重要的较量手段。丘吉尔、杜鲁门、乔治·凯南、尼克松、里根、布什等都坚持对苏发动政治战、心理战、文化战,图谋以民主、人权为武器,分化苏共,摧毁苏联制度。

   冷战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打着“人权”“民主”“自由”旗号,对苏联发动意识形态攻击,诬称苏联是“共产主义专制”国家,妄图通过多种手段“和平演变”苏联。例如,在历次苏美高层会晤中,美国故意设置人权、民主、自由等议题,对苏联领导人施压;成立各类民主基金会,暗中扶持政治代理人,支持苏联政治反对派或民族分裂势力。《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主编、政治学家拉里·戴蒙德曾说,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人权”和“民主化”问题,就是要使这些国家政治制度变色。

   在国际共运史上,列宁曾深刻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圈套和话语陷阱,反对抽象地、笼统地谈论民主,“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对于自由和平等的任何议论都应当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哪一个阶级的自由?到底怎样使用这种自由?是哪个阶级同哪个阶级的平等?到底是哪一方面的平等?”所谓的“一般民主”“绝对的民主” “全民的、全民族的、普遍的、超阶级的民主”并不存在。正是列宁立足革命实际,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才捍卫了新生政权。

   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民主”“人权”攻势逐渐取得效果,使得苏联领导人的政治信心逐渐丧失、理想信念逐步动摇。早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倡议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后,1975年8月与美国等国家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此后苏联的人权等内政议题成了外交议题。1985年3月,作为“苏共二十大产儿”的戈尔巴乔夫接任总书记。随着戈尔巴乔夫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其思想“人道化”“西化”的味道越来越浓。他放弃科学社会主义信仰,在西方“自由式民主”口号诱导下,高喊“民主化”“公开性”“新思维”,企图用“西欧式的社会民主思想”来改造苏共。

   戈尔巴乔夫的夫人、拥有哲学副博士学位的赖莎,对戈尔巴乔夫蜕变的影响不可低估。正是通过赖莎的极力推荐,不少蜕变了的苏共理论家充当了戈尔巴乔夫的思想顾问和政治谋士。戈尔巴乔夫后来在《对过去和未来的思考》一书中说,1987—1988年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随着经验的积累,变得明确了: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袭击我国的危机并非局部,而是整个制度的性质。发展的逻辑使我们认识到,即不是应该完善整个制度,而是攻入它的基础本身”。 “1988年我们意识到,必须对制度本身进行根本改革。由此进入了内容丰富的第二阶段的改革,这应立足于另一些意识形态观点,其基础就是社会民主思想。”

   1991年底,苏联解体,苏共败亡。戈尔巴乔夫完成了自己的“民主改革使命”,开始公开宣布与苏联社会主义决裂。2010年4月,在自己发动“改革”25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在接受《独立报》主编采访时说道:“当别人问到我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我的回答只有一个:‘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如果要思考未来,思考我们朝什么样的社会目标努力,我不止一次论述过,我们面临的,绝不是在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我们的未来是一个趋同的社会,具有趋同性的价值基础。在这种社会中融合了资本主义的经验,还有很多其它可以利用的东西。不光是市场,还有所有制问题,以及对所有制的态度。而我对趋同性社会的理解是,这是一种与具有人的面孔的民主社会主义相似的制度。”

   苏共后期的领导人放弃科学社会主义,转而接受“看上去很美”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其中除领导人的因素外,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原因。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此时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资本主义要直接搬到苏联社会并非易事。然而相比于欧美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民主社会主义更具亲近性和诱惑力,再加上苏共领导人的鼓动和带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具有蛊惑性、隐蔽性和危险性。事实证明,民主社会主义令人眩目的愿景并没有给苏联社会带来安定和富裕、民主和自由,反而让苏联社会失去了公平、葬送了70多年之久的社会主义。更加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80年代民主化、人道化等口号引来了俄罗斯“财阀、寡头的为所欲为”,为90年代野蛮的、原始的、犯罪式的、官僚式的俄罗斯资本主义打开了大门。

   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为代表的苏共高层领导人政治信仰和思想立场的转变,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政要、智囊敏锐地捕捉到。1983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考察几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后提到:苏东共产党人已失去了信仰;时任美驻苏大使马特洛克曾提到:“(苏联)政策上的变动隐含在‘新思维’这个模糊不清的词语里”;美国战略智囊布热津斯基1989年提到: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他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还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程序……有朝一日,苏共要丧失对社会的垄断控制,苏维埃联盟随时可能解体。

   苏共后期主要领导人放弃社会主义信仰、否定自身历史,这对苏共来说,无异于自杀行为。在戈尔巴乔夫等领导人的带领下,苏共借批判“斯大林模式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之名,改弦易辙,走上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导致苏共丧失了执政合法性,引发了政治分裂和国家瓦解,使苏联走上了一条政治绝路。

   二、自由溃疡与政治陷阱

   20世纪80年代苏共领导层决意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向上改弦易辙,进行了一系列的舆论和理论准备,包括新闻舆论公开化、历史反思热、文艺解冻、外交新思维和世界主义等。

   (一)政治自我否定

   苏联在前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暴露出僵化、停滞和官僚主义等弊端。要消除这些弊端,苏联应采取稳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扩大政治参与等措施,有效完善各种体制和制度。但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层把“民主”“改革”“公开”等概念绝对化,多次宣扬民主是“改革的实质”“改革的基础”和“改革的灵魂”,要求“民主化”“再民主化”。民主化成了唯一的、绝对的、至高无上的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准。

   在政治改革过程中,戈尔巴乔夫同样把多数、公投、选举、公开等民主原则绝对化和简单化。一方面他把1800万苏共党员贬为“保守力量”,另一方面又认为社会“大多数人意见”绝对正确、永远正确。在反思历史的浪潮中,在1989年春被戈尔巴乔夫视为“自由选举”的第一次人民代表的选举中,一些打着不同旗号的代表候选人发表了大肆攻击苏共、社会主义和苏联的演说,这些演说成了反苏和反共势力的获胜砝码。时任美驻苏大使马特洛克对此深有体会,他回忆道:“公众的态度是,凡是共产党厌恶的人,无论是谁,都一定是英雄”。而此时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却是“不要干预、不要干预、要保持距离”。

   2006年,时值苏联解体1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反思认为,20世纪末苏联在民主自由问题上犯了“幼稚病”。多数原则、选举原则、公决原则的适用性与选择需要依据各国的国情。戈尔巴乔夫罔顾苏联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改革需要,强调下级可以不服从上级,并美其名曰这是民主的需要。随即苏联各个地区根据本地区的“多数”和“民意”行事,结果造成无政府主义泛滥,各共和国公然与中央开展“主权战”“法律战”,反共、反苏、反社会主义势力趁机大肆夺权,分裂势力、复仇思想大行其道。

   (二)舆论公开绝对化

   在苏联,“公开性”提法肇始于列宁时期,意在加强和扩大同群众的联系渠道,了解社会舆论和劳动人民的意见。1986年后,戈尔巴乔夫旧词赋新义,将“公开性”与扩大信息公开、民主化勾连起来,把“扩大公开性”变成了一场苏共形象上自我否定、思想上自我毁灭的政治运动,严重动摇了苏共意识形态的基础。

   有分析指出,戈尔巴乔夫等人倡导的公开性并非为真正实现新闻和言论自由,而是为达到个人政治目的有意地进行的社会舆论引导。20世纪80年代末,苏共在中央办公楼里召开吹风会、座谈会,邀请的主编、记者有时多达200人。苏联公开性运动的指挥者和急先锋雅科夫列夫后来承认,发动广泛的公开性运动在当时并非是必须的。但改革派考虑的并非眼前一时的事情,公开性代表了“改革”思想的哲学之维。公开性唤醒了社会,使它变得政治化。

   正是在雅科夫列夫的怂恿和支持下,一些作家、记者、政论编辑热衷翻历史旧账,寻找污点,并肆意放大、歪曲。公开性成为瓦解苏联社会思想共识的突破口。扩大公开性成为揭露苏联社会消极面和宣扬西方自由制度的思想运动。于是,苏联舆论界迎来了自己的“狂欢时节”。一些所谓“文人”把言论自由绝对化,毫不顾忌地抒发感情,以解积藏在内心多年的“压抑”。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回忆,某些知识分子贪婪地呼吸着一股股自由新鲜的空气,反而暂时忘却了空空的货架和腹中的饥饿。

   戈尔巴乔夫时期推崇的新闻和社会生活的公开化,被美国苏联问题专家视为赢得舆论战和思想战的绝佳机会。之后几年时间,西方阵营轻而易举地赢得了心理战,打赢了多年的对苏攻心战。对此,苏共瓦解后成立的俄罗斯共产党的领导人久加诺夫深有所感:“在‘公开性’这一阴险狡诈的口号下对舆论进行密集加工,这一切在加速苏联和国际社会主义大家庭解体过程中起了首要的作用。巧妙地把我国人民和国家制造成虚拟的‘敌人形象’,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消亡和苏联的瓦解。”

   (三)放弃思想阵地

   为顺利打开舆论大门,推行言论多元化,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更换了新闻媒体的领导人。雅科夫列夫借助长期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的机会,网罗了一批腐化变质的苏共报刊舆论领导人,有意识地放纵和引导舆论。1986年至1988年间,苏联一批颇具影响力的报刊如《消息报》《莫斯科新闻》《共青团真理报》等先后被“新人”接管,《真理报》《共产党人》《经济报》等报刊的编辑部也进行了大幅度调整。

   其中,苏共机关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主编科索拉波夫被解除职务,调往莫斯科大学任教。而由戈尔巴乔夫亲自挑选的有明显反共、反社会主义倾向的弗罗洛夫先后出任《共产党人》和《真理报》的主编。在雅科夫列夫的纵容和支持下,这些主流报刊煽风点火、左右舆论,成为“公开性”运动的急先锋。2000年,雅科夫列夫承认,当时他主动担负起保护一些尖锐文章作者的责任,“保护了一些人,纵容了一些人”。

   (四)政治改组与治理失败

1988年前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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