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真赫:论冰心的良知意识与人格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4 次 更新时间:2016-07-17 14: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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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真赫  

   【内容提要】 一百年来,在旧传统承续与新传统生成的过程中,冰心不断调整自我,以其圆满的良知意识和完美的人格模式,成就了自己独特的存在价值。

   【关 键 词】冰心/良知意识/人格模式

  

   在20世纪的历史和社会境遇中,在旧的传统延传和新的传统生成的过程中,不同于其他现代作家或隐或显的人生困惑和人格缺憾,冰心以其圆满的价值承载的良知角色,以其近乎完美的人生和人格模式,成就了其独特的存在和价值。何以成就这一独特现象?若从文化、人格与社会传统和体系间的相互关联和渗透的关系来探寻,或许能使我们从冰心这一个体身上见出旧传统的承续和存在与新传统的生成之间的微妙转化,从中见出现代社会价值与意义构成的复杂内涵。

     一

   冰心是被五四新文化运动“震上文坛”的。五四是一个传统摇撼、社会动荡、问题迭出而价值重建、思想自由的时代。各种问题不断提出,各种思潮和主义不断引进和介绍,各种策略不断出现。冰心的创作触及当时社会的很多问题,如家庭问题、青年问题、劳苦人民问题、妇女问题、人生观问题等,以至冰心成为其时问题小说的首席作家。而其实际则是当时的社会问题触发了青年冰心人生观的全方位的思索。而此时形成为观念形态且贯穿其一生的,则是其女性观和爱的哲学。冰心女性观的独特之处在于,在五四那样一个倡导妇女反抗、叛逆、出走,张扬妇女个性、独立的时代,冰心却理性地认识到,妇女要想得到社会的欢迎,须“从空谈趋到实际”、“从放纵趋到规则”,要“改良家庭”、“注意家事实习”、“儿童心理”、“妇女职业”等女性的实际而又传统的职责,而这一切又须用“实用的”“稳健的”“平常的”“通俗的”等方式去实现(注:《“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载于1919年9月4日《晨报》,署名谢婉莹。)。而在冰心此时此类的小说创作中,便隐含着一种体现其此类观念的“新贤妻良母主义”的模式,如《两个家庭》、《别后》、《第一次宴会》等。在这种模式里的女性心态平和、观念平实、生活幸福,既是新式女性的生活方式,而其观念和生活的根柢却又未曾悖离旧式女性的观念和角色——在外在的新式女性的生活方式之下,此类模式中的女性主人公身上内在突出的特点则是一种人伦理性化了的女性角色:妻性和母性。而这一切,冰心又是以一种天然的女儿心性去叙说,透过“女学生”“新式女性”的文字表层,不悖离旧式女性的心理、观念。此类模式也包括《寄小读者》、《往事》等集子,在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中,在向小读者的叙说中,同样有一种冰心式的女性意识的隐在流露。

   如果说冰心的女性观是她此时心理和观念的有意无意的显现的话,其“爱的哲学”则是她有意营构的人生现实与终极的归宿,而其文本中社会层面上的青年问题、劳人苦难问题、反战情绪等,最终融归于爱的窠臼。冰心追求的是一种回归天然的爱,这一点与新道德的要求相一致,也与读者对新道德的期待和认同相吻合。另一方面,冰心笔下的爱却也并未悖离传统道德的内涵,如孝与慈、人伦亲情以及隐忍的爱,相反,二者之间却存在一种暗契。正是以这样一种“爱的哲学”,冰心弥和了新道德的爱与旧伦理的人伦理性。

   就此时的接受群体来看,一方面他们向往打碎旧文化旧伦理的枷锁,回归人性的天然,建立更人性更科学的新道德,另一方面文化传统作为集体无意识又隐秘地支配着读者的接受意识,旧的价值观念和伦理意识仍占据其观念和心理的深层。如此,冰心所着意营构的“爱”,既在现实层面抚慰其低迷消沉的心灵,也在显在意识层面满足其对于新道德的要求,更与人们潜意识领域中积淀已久的传统的道德心理和观念有一种暗中的妥协和契合;而其文静、稳健而理性的女性观念和意识,也同样在这几个层面得到接受者全面且深入的认可和赞赏。她被视为“荷花”“秋水”“海鸥”“夏日的清泉”,她的作品“无一篇不令人受绝大的感动”(注:严敦易:《对于(寂寞)的观察》,《小说月报》13卷11号。),她的爱被认为是“圣洁圆满的”(注:赤子:《读冰心女士作品底感想》,《小说月报》13卷11号。),她的人格被看作是“超然高举,一尘不滓”的(注:赤子:《读冰心女士作品底感想》,《小说月报》13卷11号。),是“向上”的而“健康”的,如此一种互动和对应的接受模式,成就了冰心的良知角色和人格模式。正如接受美学的创立者所言:“文学和读者间的关系能将自身在感觉的领域内具体化为一种对审美感觉的刺激,也能在伦理学领域内具体化为一种对于道德反映的召唤。”(注:《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第51页,(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而在价值层面来看,此时冰心的观念和意识既属于新观念,又不悖离旧道德,既不完全现代,也不完全传统,而新与旧两种价值准则和观念系统皆可供其依附,她在两种价值准则之内而不外在于任何一个价值系统。也恰恰是这样一种观念形态与接受大众的显在和潜在、新观念与旧意识的观念形态相一致,成就了冰心的良知角色和人格模式。历史地看,冰心的人格模式从形成之时起,便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中。

     二

   三四十年代是整个社会日益走向政治化的时代,文学也随整个社会的变革而日趋政治化。无产阶级运动成为文学主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广泛传播和运用。此时文学的基本面貌是由左翼文学、京派和海派文学决定的。在整个时代和文学的大背景中,此时的冰心既不属于左翼,也不属于京派、海派,亦非自由主义作家,她的创作、观念和人生姿态仍以其特有的内涵和方式一如既往地葆有一个东方女性理性清明的特征。

   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动,意识形态话语的加强,以及生活的颠沛流离,冰心该时期的创作明显减少,但从中仍可梳理出其观念和人生追求的大致线索。此时冰心的女性观,既是其早期女性观的延续,而在政治焦虑和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其笔下的理想女性更加呈现出一种稳健、笃实的东方女性的内在品格。另一方面,就东方女性所难以割舍的家庭情结而言,冰心的观念也更加成熟,如《我的同学的母亲》便体现了一个东方女性处理家庭伦理问题的清明理性,而写于此篇前后的《西风》、《相片》等作品,则以女主人公的人生缺憾(家庭生活的不完整和欠缺)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太太的客厅》更以所谓洋式家庭中人们生活和精神的空虚和浮靡遭到冰心的嘲讽。从这样的描述和对比中可见,处于整个社会的政治氛围和战争背景之下,重视女性平实健康的精神状态和世俗幸福,仍然是冰心关注的女性生活和人生方式。

   作为冰心人格础石的“爱”,也并未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战争的浪潮中泯灭,而是走向更为成熟和深沉。此时冰心所持有的“爱”,既是其前期爱的内涵的延续,如30年代初创作的《第一次宴会》、《南归》等;而在民族战争的背景下,冰心笔下的爱也注入了鲜明的民族精神和现实内容,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构成其此时情感和意识的重要方面。如果说20年代的冰心呈现的是一个东方女性爱的纯洁、理想的一面,那么此时的冰心则体现了东方女性爱的深沉和成熟。

   以上可视作冰心在三四十年代政治和战争背景中的人生角色和人格模式的基本选择和体现,也是其既定的人格模式在此时的延续和丰富。但在那个时代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公众关注的焦点在那些政治意识鲜明、政治情感进步的作品,而这种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使公众“对于那些不是以他们所珍视的某种政治思想为基础的艺术作品是漠不关心的”(注:《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卷1,第4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由此而不难推知,如同五四时期其人生角色处于公众关注的中心是由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公众的接受心理所致,此时冰心的走向边缘也同样是社会趋势使然。早在20年代,蒋光慈、草川未雨等人便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社会学视角批评冰心及其作品为“暖室的花”(注:蒋光赤:《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载于1921年1 月1日《民国日报?觉悟》。)、“贵族性的女性”、 “市侩性的女性”(注:蒋光赤:《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载于1921年1月1日《民国日报?觉悟》。)、“不敢正视人生”(注:草川未雨:《〈繁星〉和〈春水〉》,转载自李希同《冰心论》,北新书局1932年版。),及至30年代,左翼批评家阿英、茅盾等更意识到在这种意识形态语境之下,冰心“不再引起轰动”,“她的影响必然的要因社会的发展而逐渐丧蚀,所以,到了近来,她的影响虽依旧存在,可是力量,是被削弱得不知到怎样的程度了……”(注:阿英:《〈谢冰心小品〉序》,原载《现代十六家小品》,1935年光明书局版。转引自《冰心研究资料》,范伯群、曾华鹏编,北京出版社1984年12月版。)在这种情况下,冰心早期形成的女性意识和观念则转化为一种人生姿态。一方面,由于自身性情和东方女性潜在的政治情结的传统意识,使她与社会政治形势保持一定的距离,甘居边缘,正如她自己所认识到的“歇担在中途”(注:《冰心全集?自序》,北新书局1932年版。),而以其“坚定的信仰,深厚的同情”(注:《冰心全集?自序》,北新书局1932年版。)为“平凡的小小的人”贡献其“平凡的小小的花”(注:《冰心全集?自序》,北新书局1932年版。)。与轰轰烈烈的社会政治相比,冰心更倾向于以其自我人格持守那平凡实在的生活和人生,体现出其人生追求的东方女性的传统内涵和“本分”;另一方面,冰心并非是一个超脱独立的作家,其既定的人格模式和东方女性的理性使其必须在社会现实中有所附着,她并未远离主流意识形态,而是主动靠拢,她写有《新年试笔》、《分》、《冬儿姑娘》等含有较明显的政治和阶级意识的作品,也由此受到茅盾、阿英等主流批评家的关注和欢迎。如此,即使在身处边缘时期,冰心仍与时代和社会的主流精神保持着恰当的关系,由此,冰心在现实和自我之间取得了内在和外在的平衡。

   纵观三四十年代冰心的创作和人生姿态,基本是其既定良知和人格模式的延续,而作为其人格构成内涵的女性意识和爱的理念亦在新的历史境遇中有所丰富和变化。

     三

   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文学与政治的密切纠结和关联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特色之一。50-70年代, 文学表现为更为强烈的意识形态化走向,文学观念向重视政治意识、社会政治生活经验倾斜,作家被置于一系列政治话语渗透、政治权力的支配之下,他们被施以一系列规范性要求。在这样一种时代和文学的大背景下,冰心的创作内容和题材也随之转向,其文学观念和人生姿态亦有所转换。她大量报道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人新事,她作为友谊的使者出访亚非拉各国,写作了大量国际题材的作品,她倡导并创作了大量的少儿作品。而贯穿其中的观念也与时代精神的求相一致。同时其作品中作为叙述者小我的情感、观念也已几乎全部转化成“大我”的情感和观念,体现出一种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一种“历史乐观主义的精神”,其曾有的温婉抒情的个体则隐匿不见;其曾经推崇的贞静稳健的东方女性的内涵也让位于“铁姑娘”式的时代新人的形象;其爱的哲学和理念转化为对党、国家、集体的爱,其爱的人类性内涵也转化成为对国际国内劳动人民的爱,其所呼吁的“和平”亦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总之,她的爱已转化为一种政治情感鲜明的意识形态化的“爱”,一种符合时代精神和主流话语的“爱”。同时,如同那个时代所有“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一样,冰心不断地检讨和反思。叙述风格的转换,女性观和“爱”的内涵的转变,贯穿其文本中的“时代精神”与其中时隐时现的检讨和反思共存……所有这一切,无不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气氛和文艺观念的要求相吻合。这种观念姿态与五四时期在新旧观念间的弥合与平衡不同,亦与三四十年代与时代主流精神的不即不离迥然相异,这种观念姿态的转换意味着其人生姿态的转换——对主流话语权威的主动而审慎的靠拢。

然而,尽管如此,五六十年代,对冰心(及同类作家)仍然存在着两种微妙、交叉的评价。她曾与那个时代国统区归来的作家一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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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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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福建论坛:文史哲版》(福州)2000年05期第25~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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