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真赫:论冰心的良知意识与人格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9 次 更新时间:2016-07-17 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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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真赫  

【内容提要】 一百年来,在旧传统承续与新传统生成的过程中,冰心不断调整自我,以其圆满的良知意识和完美的人格模式,成就了自己独特的存在价值。

【关 键 词】冰心/良知意识/人格模式


在20世纪的历史和社会境遇中,在旧的传统延传和新的传统生成的过程中,不同于其他现代作家或隐或显的人生困惑和人格缺憾,冰心以其圆满的价值承载的良知角色,以其近乎完美的人生和人格模式,成就了其独特的存在和价值。何以成就这一独特现象?若从文化、人格与社会传统和体系间的相互关联和渗透的关系来探寻,或许能使我们从冰心这一个体身上见出旧传统的承续和存在与新传统的生成之间的微妙转化,从中见出现代社会价值与意义构成的复杂内涵。

  一

冰心是被五四新文化运动“震上文坛”的。五四是一个传统摇撼、社会动荡、问题迭出而价值重建、思想自由的时代。各种问题不断提出,各种思潮和主义不断引进和介绍,各种策略不断出现。冰心的创作触及当时社会的很多问题,如家庭问题、青年问题、劳苦人民问题、妇女问题、人生观问题等,以至冰心成为其时问题小说的首席作家。而其实际则是当时的社会问题触发了青年冰心人生观的全方位的思索。而此时形成为观念形态且贯穿其一生的,则是其女性观和爱的哲学。冰心女性观的独特之处在于,在五四那样一个倡导妇女反抗、叛逆、出走,张扬妇女个性、独立的时代,冰心却理性地认识到,妇女要想得到社会的欢迎,须“从空谈趋到实际”、“从放纵趋到规则”,要“改良家庭”、“注意家事实习”、“儿童心理”、“妇女职业”等女性的实际而又传统的职责,而这一切又须用“实用的”“稳健的”“平常的”“通俗的”等方式去实现(注:《“破坏与建设时代”的女学生》,载于1919年9月4日《晨报》,署名谢婉莹。)。而在冰心此时此类的小说创作中,便隐含着一种体现其此类观念的“新贤妻良母主义”的模式,如《两个家庭》、《别后》、《第一次宴会》等。在这种模式里的女性心态平和、观念平实、生活幸福,既是新式女性的生活方式,而其观念和生活的根柢却又未曾悖离旧式女性的观念和角色——在外在的新式女性的生活方式之下,此类模式中的女性主人公身上内在突出的特点则是一种人伦理性化了的女性角色:妻性和母性。而这一切,冰心又是以一种天然的女儿心性去叙说,透过“女学生”“新式女性”的文字表层,不悖离旧式女性的心理、观念。此类模式也包括《寄小读者》、《往事》等集子,在对童年生活的回忆中,在向小读者的叙说中,同样有一种冰心式的女性意识的隐在流露。

如果说冰心的女性观是她此时心理和观念的有意无意的显现的话,其“爱的哲学”则是她有意营构的人生现实与终极的归宿,而其文本中社会层面上的青年问题、劳人苦难问题、反战情绪等,最终融归于爱的窠臼。冰心追求的是一种回归天然的爱,这一点与新道德的要求相一致,也与读者对新道德的期待和认同相吻合。另一方面,冰心笔下的爱却也并未悖离传统道德的内涵,如孝与慈、人伦亲情以及隐忍的爱,相反,二者之间却存在一种暗契。正是以这样一种“爱的哲学”,冰心弥和了新道德的爱与旧伦理的人伦理性。

就此时的接受群体来看,一方面他们向往打碎旧文化旧伦理的枷锁,回归人性的天然,建立更人性更科学的新道德,另一方面文化传统作为集体无意识又隐秘地支配着读者的接受意识,旧的价值观念和伦理意识仍占据其观念和心理的深层。如此,冰心所着意营构的“爱”,既在现实层面抚慰其低迷消沉的心灵,也在显在意识层面满足其对于新道德的要求,更与人们潜意识领域中积淀已久的传统的道德心理和观念有一种暗中的妥协和契合;而其文静、稳健而理性的女性观念和意识,也同样在这几个层面得到接受者全面且深入的认可和赞赏。她被视为“荷花”“秋水”“海鸥”“夏日的清泉”,她的作品“无一篇不令人受绝大的感动”(注:严敦易:《对于(寂寞)的观察》,《小说月报》13卷11号。),她的爱被认为是“圣洁圆满的”(注:赤子:《读冰心女士作品底感想》,《小说月报》13卷11号。),她的人格被看作是“超然高举,一尘不滓”的(注:赤子:《读冰心女士作品底感想》,《小说月报》13卷11号。),是“向上”的而“健康”的,如此一种互动和对应的接受模式,成就了冰心的良知角色和人格模式。正如接受美学的创立者所言:“文学和读者间的关系能将自身在感觉的领域内具体化为一种对审美感觉的刺激,也能在伦理学领域内具体化为一种对于道德反映的召唤。”(注:《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第51页,(德)H?R姚斯,(美)R?C霍拉勃著,周宁、金元浦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而在价值层面来看,此时冰心的观念和意识既属于新观念,又不悖离旧道德,既不完全现代,也不完全传统,而新与旧两种价值准则和观念系统皆可供其依附,她在两种价值准则之内而不外在于任何一个价值系统。也恰恰是这样一种观念形态与接受大众的显在和潜在、新观念与旧意识的观念形态相一致,成就了冰心的良知角色和人格模式。历史地看,冰心的人格模式从形成之时起,便植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中。

  二

三四十年代是整个社会日益走向政治化的时代,文学也随整个社会的变革而日趋政治化。无产阶级运动成为文学主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广泛传播和运用。此时文学的基本面貌是由左翼文学、京派和海派文学决定的。在整个时代和文学的大背景中,此时的冰心既不属于左翼,也不属于京派、海派,亦非自由主义作家,她的创作、观念和人生姿态仍以其特有的内涵和方式一如既往地葆有一个东方女性理性清明的特征。

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动,意识形态话语的加强,以及生活的颠沛流离,冰心该时期的创作明显减少,但从中仍可梳理出其观念和人生追求的大致线索。此时冰心的女性观,既是其早期女性观的延续,而在政治焦虑和民族危亡的背景下,其笔下的理想女性更加呈现出一种稳健、笃实的东方女性的内在品格。另一方面,就东方女性所难以割舍的家庭情结而言,冰心的观念也更加成熟,如《我的同学的母亲》便体现了一个东方女性处理家庭伦理问题的清明理性,而写于此篇前后的《西风》、《相片》等作品,则以女主人公的人生缺憾(家庭生活的不完整和欠缺)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太太的客厅》更以所谓洋式家庭中人们生活和精神的空虚和浮靡遭到冰心的嘲讽。从这样的描述和对比中可见,处于整个社会的政治氛围和战争背景之下,重视女性平实健康的精神状态和世俗幸福,仍然是冰心关注的女性生活和人生方式。

作为冰心人格础石的“爱”,也并未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战争的浪潮中泯灭,而是走向更为成熟和深沉。此时冰心所持有的“爱”,既是其前期爱的内涵的延续,如30年代初创作的《第一次宴会》、《南归》等;而在民族战争的背景下,冰心笔下的爱也注入了鲜明的民族精神和现实内容,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构成其此时情感和意识的重要方面。如果说20年代的冰心呈现的是一个东方女性爱的纯洁、理想的一面,那么此时的冰心则体现了东方女性爱的深沉和成熟。

以上可视作冰心在三四十年代政治和战争背景中的人生角色和人格模式的基本选择和体现,也是其既定的人格模式在此时的延续和丰富。但在那个时代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公众关注的焦点在那些政治意识鲜明、政治情感进步的作品,而这种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使公众“对于那些不是以他们所珍视的某种政治思想为基础的艺术作品是漠不关心的”(注:《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卷1,第4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由此而不难推知,如同五四时期其人生角色处于公众关注的中心是由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公众的接受心理所致,此时冰心的走向边缘也同样是社会趋势使然。早在20年代,蒋光慈、草川未雨等人便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社会学视角批评冰心及其作品为“暖室的花”(注:蒋光赤:《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载于1921年1 月1日《民国日报?觉悟》。)、“贵族性的女性”、 “市侩性的女性”(注:蒋光赤:《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载于1921年1月1日《民国日报?觉悟》。)、“不敢正视人生”(注:草川未雨:《〈繁星〉和〈春水〉》,转载自李希同《冰心论》,北新书局1932年版。),及至30年代,左翼批评家阿英、茅盾等更意识到在这种意识形态语境之下,冰心“不再引起轰动”,“她的影响必然的要因社会的发展而逐渐丧蚀,所以,到了近来,她的影响虽依旧存在,可是力量,是被削弱得不知到怎样的程度了……”(注:阿英:《〈谢冰心小品〉序》,原载《现代十六家小品》,1935年光明书局版。转引自《冰心研究资料》,范伯群、曾华鹏编,北京出版社1984年12月版。)在这种情况下,冰心早期形成的女性意识和观念则转化为一种人生姿态。一方面,由于自身性情和东方女性潜在的政治情结的传统意识,使她与社会政治形势保持一定的距离,甘居边缘,正如她自己所认识到的“歇担在中途”(注:《冰心全集?自序》,北新书局1932年版。),而以其“坚定的信仰,深厚的同情”(注:《冰心全集?自序》,北新书局1932年版。)为“平凡的小小的人”贡献其“平凡的小小的花”(注:《冰心全集?自序》,北新书局1932年版。)。与轰轰烈烈的社会政治相比,冰心更倾向于以其自我人格持守那平凡实在的生活和人生,体现出其人生追求的东方女性的传统内涵和“本分”;另一方面,冰心并非是一个超脱独立的作家,其既定的人格模式和东方女性的理性使其必须在社会现实中有所附着,她并未远离主流意识形态,而是主动靠拢,她写有《新年试笔》、《分》、《冬儿姑娘》等含有较明显的政治和阶级意识的作品,也由此受到茅盾、阿英等主流批评家的关注和欢迎。如此,即使在身处边缘时期,冰心仍与时代和社会的主流精神保持着恰当的关系,由此,冰心在现实和自我之间取得了内在和外在的平衡。

纵观三四十年代冰心的创作和人生姿态,基本是其既定良知和人格模式的延续,而作为其人格构成内涵的女性意识和爱的理念亦在新的历史境遇中有所丰富和变化。

  三

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文学与政治的密切纠结和关联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主要特色之一。50-70年代, 文学表现为更为强烈的意识形态化走向,文学观念向重视政治意识、社会政治生活经验倾斜,作家被置于一系列政治话语渗透、政治权力的支配之下,他们被施以一系列规范性要求。在这样一种时代和文学的大背景下,冰心的创作内容和题材也随之转向,其文学观念和人生姿态亦有所转换。她大量报道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人新事,她作为友谊的使者出访亚非拉各国,写作了大量国际题材的作品,她倡导并创作了大量的少儿作品。而贯穿其中的观念也与时代精神的求相一致。同时其作品中作为叙述者小我的情感、观念也已几乎全部转化成“大我”的情感和观念,体现出一种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一种“历史乐观主义的精神”,其曾有的温婉抒情的个体则隐匿不见;其曾经推崇的贞静稳健的东方女性的内涵也让位于“铁姑娘”式的时代新人的形象;其爱的哲学和理念转化为对党、国家、集体的爱,其爱的人类性内涵也转化成为对国际国内劳动人民的爱,其所呼吁的“和平”亦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总之,她的爱已转化为一种政治情感鲜明的意识形态化的“爱”,一种符合时代精神和主流话语的“爱”。同时,如同那个时代所有“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作家一样,冰心不断地检讨和反思。叙述风格的转换,女性观和“爱”的内涵的转变,贯穿其文本中的“时代精神”与其中时隐时现的检讨和反思共存……所有这一切,无不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气氛和文艺观念的要求相吻合。这种观念姿态与五四时期在新旧观念间的弥合与平衡不同,亦与三四十年代与时代主流精神的不即不离迥然相异,这种观念姿态的转换意味着其人生姿态的转换——对主流话语权威的主动而审慎的靠拢。

然而,尽管如此,五六十年代,对冰心(及同类作家)仍然存在着两种微妙、交叉的评价。她曾与那个时代国统区归来的作家一起,被划归为“小资产阶级作家”,被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占主要成分”(注:臧克家:《“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中国新诗选1919—1949》,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8月版。), 她的“爱的哲学”被认为“没有多少文章可作”(注:丁玲:《“五四”杂谈》,1950年5月 10日《文艺报》第二卷第三期。),她早期对弱小者的同情,被看作是“用对劳动人民的‘同情’来表现自己”(注:张毕来:《新文学史纲》中的有关论述,作家出版社1955年11月版。)。另一方面,冰心在世界观、生活经验方面的努力(深入工农兵群众)也得到了首肯和欢迎(注:如《文汇报》1954年8月7日蔚明《访冰心》:“今天,她和她笔下的人物以及她的读者,都一同进入了光辉灿烂的新时代。在她的作品里,将没有忧郁、哀愁,而是充满了光明和欢悦……”另如《光明日报》1954年9月26日《为孩子们创作象乳汁一样的作品——访谢冰心》。), 她被认为是自觉改造且在解放以后的创作中在生活、思想、感情等方面显示了“重大进展”的作家(注:范伯群、曾华鹏:《论冰心的创作》,《文学评论》1964年第1期。), 她也因改造了其“超阶级的”“爱的哲学”而在其中注入“战斗的感情”和“新内容”而得到欢迎和赞同(注:范伯群、曾华鹏:《论冰心的创作》,《文学评论》1964 年第1期。)。

这两种微妙交错的评价来自于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道德意识的状况。某些新的与左的观念被奉为真理和准则,调控与指导着其时的批评与创作,政治理想和政治准则被作为道德理想的依据和道德准则的基础,精神、人格、伦理、道德与社会政治整齐划一。无论对冰心的肯定与否定皆以此为准则和依据。然而,这是一种虽“新”而非现代的意识形态——道德模式。在“新”的意识形态话语之下,是传统的观念、情感和思维模式,“革命的”“进步的”因素与传统的观念、意识底蕴既相排斥又相融一,形成那个时代政治和道德的意识和潜意识的海,也构成那个时代的良知母体,代表了“新时代的价值”。而“与集体价值的一致是抛给团体中各个成员的道德准绳,良心是道德通过它的反映试图实现这种一致的内心权威。”(注:《深度心理学与新道德》,(德)埃利希?诺伊曼著,高宪田、黄水乞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9月版。 )对那个时代的作家而言,与这样一种意识形态——道德话语认同和靠拢便意味着自我存在的价值,也即,“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作家价值的体现。而且,不同于其时某些作家与社会政治的外在或内在的紧张冲突、难以协调,冰心的创作与人生与社会政治之间却基本处于一种无冲突的和谐状态。这种状态,除了社会和个人表层的因素——50年代到文革前冰心的身份和待遇:人大代表,友谊使者;冰心本人的心理倾向:“喜欢光明欢快的事物”与那个“光辉灿烂的新时代”之吻合,等等之外,另一方面,在那个意识形态化的意识和潜意识的海里,在彼时权威话语和观念的导引下,个人是不允许自己意识到与既定的文化模式不相容的思想感情的,则其有意识自我与彼时的社会表层因素必然在显在或隐在层面相协调与平衡,也即,在那个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和社会的场里,冰心也与其时的大多数人一样,“像感情天然的人一样行动”(注:《文化的解释》第246页,克利福德?格尔兹著,纳日碧力戈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而其内在本己的女性意识和既定的人格模式也使她取一种与主流话语符合而非冲突的姿态。总之,在那个意识形态话语渗透一切(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等)的时代,冰心也体现出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良知,这是在政治导引和规范体制之下的自我调节和自我控制的良知主体,也是其时道德价值的体现。但是,冰心东方女性的传统意识使其一贯保持一种政治情结和审慎的人生姿态,所以,就此时冰心作品中所体现的意识形态化的思想、观念和感情而言,与其说是对主流政治话语的主动和有意的迎合,不如说是以此来保持其既已形成的良知形象。如此,在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历史境遇中,冰心又一次在个体自我与社会政治、道德之间取得了平衡,而其本己的自我则隐蔽于意识形态话语之后。

  四

进入新时期以来,冰心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回复到其本己的自我,亲情和爱又回到了冰心的文本中。此时冰心以耆耆之身,写作了大量的回忆录、散文、杂感以及小说。一个世纪的沧桑一一看过来,无论是忆念故人、友人还是同辈、同行,冰心的回忆录皆体现出一种谦逊真诚、与人为善的襟怀;其亲情散文与几十年前内涵与风格一脉相承,温婉深情,却又多了一些世事沧桑过后的达观;其抒情写景的散文既体现出对生命和生活的热爱,又可见其冰清玉洁的风骨;更为可贵的是,老年的冰心写作了大量的杂感、随笔,以其真诚和勇敢关注社会现实和民族的未来:教育问题、知识分子待遇问题、拜金主义、分配不公等等问题和现象皆在她的笔下得以反映。

透过文本表层可以看出,此时的冰心有意倡导和弘扬本民族的传统美德。有研究者总结了新时期冰心创作在这方面的努力:“第一,强调整体精神,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的爱国主义思想。”“第二,推崇仁爱原则,强调‘厚德载物’和人际和谐。”“第三,提倡人伦价值,强调个人在人伦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第四,追求精神境界,向往理想人格。”(注:杨昌江:《论冰心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5期。)笔者以为这样的概括是准确的。 所有这些观念,皆是中国传统道德理念在新的时代和文化语境中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弘扬民族传统美德的观念在新的语境之下的表述,及在这表述中所隐含的潜在的文化心理。在新的政治环境和文化语境下,冰心以肯定的态度描写中国人传统的文化心理。对民族传统美德的弘扬与民族文化本位的心理内涵相融合,构成新时期冰心良知意识的一个方面,而晚年冰心的良知意识仍在时代精神和传统文化心理层面与接受者的价值观念相吻合,《空巢》的获奖和《远来的和尚》等的受欢迎似可说明这一点。

一个世纪以来,历史和社会表层的新的文化因素与其下的传统文化和心理因素相融相渗,形成新的文化和精神传统。而对经历了一世风雨的冰心(及其同时代人)而言,新的传统已作为心理积淀植根于冰心的人格意识中,成为其良知意识的核心和基础,与其一贯的人格操守相融合,成就了晚年冰心的人格形象和良知角色,也是其一生人格与良知的总结。

  五

总之,爱心、纯真、善良、正直、崇高、真、善、美……这些评价所构成的近乎完美的人格形象,是冰心在20世纪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在新的文化传统形成过程中,所成就的良知意识和人格模式。所谓良知,“对良知的更为通常的看法是把它看作体现了一个社会、一种传统或一种宗教的要求、规范和理想。”(注:《日性良知与月性良知》第8 页,(美)默里?斯坦因著,喻阳译,东方出版社1998年9月版。)

所谓人格,即文化要求于人的角色,是人与社会关系中的伦理关系、道德关系的一种自我塑造过程,而对人格的更为全面的看法是,它包括一个人的外部和内部自我,表现了一个由表及里,包括身心在内的真实的个人。由此看来,良知与人格的内涵与外延有其交叉重叠处,可以说良知是人格的肯定部分,代表了人格中与社会、传统、宗教、文化相一致的部分。不难看出,在冰心身上,良知和人格是较为完美地整合而统一的,在其人生的每一阶段,都表现出一种对社会和文化而言肯定的倾向,这肯定便是20世纪文化语境中的独具冰心特色的德性人格和理性人格。这种德性人格和理性人格在冰心身上是完美统一而不可分离的,就其内涵构成而言,这种人格模式是以爱为础石,而各种观念、情感和意识则保持其平衡与和谐的一种状态:情与理、美与善、个性与社会伦理要求、情感与社会道德原则、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等构成一个平衡和谐的人格世界;就其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与关联而言,这种人格模式的更为深层的呈现便是在时代精神的现代之表与文化心理的传统之根间的微妙关联、交错中寻求而保持一种均衡、和谐的状态。从上述分析中可以见出,正是以这样一种姿态,冰心在社会时代表层和传统根基深层的意义上成就其良知角色和人格模式。而冰心身上所内蕴的那种女性的人格模式和人生姿态中也同样具有这种德性人格和理性人格的特色。

这种德性人格和理性人格是一种有意识心灵层面的良知和人格模式,也是社会道德层面的良知和人格模式,也即,冰心的良知意识和人格构成中始终有一种“道德情结”,是将社会道德因素与其个性品质修养紧密结合而成。正是在这一层面和意义上,冰心的文本和为人体现出人类共同珍视的美德,“一个真善美同一的世界”(注:傅光明、许正林:《冰心散文: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文学评论》,1994 年第2期。)。然而,也正是在这样一个人格世界中,却蕴有传统的道德人格模式的底蕴,这便是冰心人格构成深层的中和之美与中庸之德。正如上述所论析,冰心人格中的中和之美表现为各种观念、情感、意识和谐与平衡,而就构成其良知和人格础石的“爱”而言,也是中国传统乐感文化的“生生大德”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神圣之爱”以及印度宗教中的“梵”的超越的互渗、融和,而决非各种爱的理念的冲突、悖裂。

早在30年代早期,茅盾便指出冰心思想的“中庸”状态(注:茅盾: 《冰心论》,1934年8月《文学》第3卷第2号。)。综观冰心一生,这中庸也是其一生良知和人格的基本状态。其一生所持的观念、意识、姿态,皆取现实社会中所应取的常态和理性,而非悖离这一切,也少有超越。冰心一生所奉行的“清明理性”,实为一种20世纪现代社会、历史和文化境遇中的中庸之德。这中庸之德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至矣!”(注:《论语?雍也》。)何晏注:“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注:(清)刘宝楠:《论语正义》,引何晏注,《诸子集成》本。)康德也说:“真正的道德只能建立在原则的基础上,这些原则愈具有普遍意义,就愈加崇高,也就愈加高尚。这些原则并不是抽象推论的规律,而是一种存在于每个人胸怀之中的情感意识,即人类美的情感和人类尊严的情感。”(注:康德:《论美和崇高情感》,莱奥?巴莱特埃?格哈德《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化》,第265页, 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从这个意义而言,冰心良知和人格中的真善美的因素恰恰体现在这些普遍、庸常、中正、平实而又崇高的人类原则和情感之中。另一方面,中庸也意味着“中正之道”,“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注:《中庸章句》。)所谓“道”,即“人群大生命之共同趋向”(注:钱穆:《中国文化特质》,选自汤一介主编《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1987年辑,三联书店1988年3月版。 ),而冰心一生所奉行的那些人生准则,既合于现世的具体的“时代精神”,也合于普遍的、永久的“人类之道”。冰心从一走上文坛便以其“性道合一”的传统人格底蕴得到社会和大众的深深认同和热烈赞赏,她的文笔和人格被看作是“健康的”,“圆满的”,此类评价,贯穿冰心人生始终,从此可以见出,在几千年的文化背景中,在20世纪走向现代化的中国,这种中庸的人格模式在更为根本的文化心理层面上得到社会与大众的深层认同和潜在塑造。然而,另一方面,以冰心的学识、素养,在文学上应取得更大的成就,但遗憾的是,冰心一生的创作在题材的开拓、主题的主、人物的塑造及人性的挖掘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她创作的起点也几乎是其终点,这一缺憾,固然由于其一生生活的优裕,生活圈子的狭小,个人道路的顺达,但其道德人格的约束——追求人格完美的“性道合一”的心理定势,是否也在更深的层面上局限了她呢?

德性人格与理性人格,中和之美与中庸之德,构成冰心一生良知意识与人格模式的文化底蕴。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境遇中,在社会与文化的传统与现代因素的纠结、交错与关联中,冰心成就了其道德人格与良知角色的新模式。这一模式是以传统人格底蕴为根基、随时代而变化的过渡性人格和良知,它既是本民族的精神气质与过去时代的纽带和关联,也是其在现时代的集中体现,亦将在社会进化过程中得到定型和延续。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种过渡性人格是现代社会价值与意义的必要构成部分。然而,另一方面,在冰心的良知角色和人格模式的构成中,少有现代意义的承担与探索的成分,更多的是古典意义的抚慰与顺从,这是冰心过渡性人格和良知的一种特质,也是其人格构成中现代性内涵缺乏的一种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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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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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福建论坛:文史哲版》(福州)2000年05期第25~29页,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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