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剑龙:基督教与冰心“五四”时期的创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3 次 更新时间:2016-07-17 14: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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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剑龙  

   被誉为“伟大的讴歌‘爱’的作家”的冰心,她的创作十分明显地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这种影响已受到不少研究者的关注,1935年阿英就在《谢冰心小品?序》中明确指出:“……无疑的,在她的作品中,也还有基督教思想的血液存在,这些血液,是流贯在她的爱的哲学之中。”茅盾、贺玉波、毅真等在评论冰心的创作时也谈及冰心所受到的基督教的影响,但他们均未进一步展开。如同研究鲁迅不能不细致地研究进化论对他的影响,研究郭沫若不能不深入探讨泛神论对他的影响一样,研究冰心也须细致深入地考察基督教对她的影响。

     一

   1932年冰心在回顾自己的创作道路时说:“中学四年之中,没有显著的看什么课外的新小说。……我所得的只是英文知识,同时因着基督教义的影响,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1〕1941 年秋冰心考入北京的教会学校贝满女中,在具有浓郁基督教文化氛围的环境中,她受到了基督教十分深刻的影响。中学毕业后,她考入的协和女子大学和后来并入的燕京大学均为基督教教会学校,学校专门开设了《圣经》课程。在燕京大学时冰心还曾在一位老牧师家里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冰心解释说:“因为当时先生说许多同学都在看我的样,我不受洗她们便也都不受洗,我说那容易,便那么办了。”〔2〕但冰心形式上皈依了基督的事实是勿容置疑的。

   冰心是否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如何看待冰心对基督教的态度?这须作一番认真地分析。1923年出版的诗集《春水》中,冰心将不少诗句献给了万能的上帝。在《晚祷(一)》中她深深叩拜上帝:“烦恼和困难,/在你的恩光中,/一齐抛弃;/只刚强自己/保守自己,/永远在你座前/作圣洁的女儿,/光明的使者,/赞美大灵!”从这一份虔诚这一种希冀中可见上帝在年轻的冰心心目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春水?一四九》中冰心竟这样写:“上帝呵!/即或是天阴阴地,/人寂寂地,/只要有一个灵魂/守着你严静的清夜,/寂寞的悲哀,/便从宇宙消灭了。”当时冰心内心深处对基督的崇敬和皈依从这首短诗中也可见一斑了。

   冰心曾在回答关于她的对宗教的态度问题时说:“我是不注重宗教仪式的,只以为人的行事不违背教条好了。至于什么政治作用,那是各人的见地不同就是了。我对于宗教的见解曾在最近一个集子《冬儿姑娘》里的《像片》一文中表示过了,……。”〔3〕《像片》叙写了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教会学校的美国女教员与其中国养女之间发生的故事。来到中国执教28年的施女士,带了她已18岁的幽静安祥的养女淑贞回国休假。淑贞在美国遇见了随父亲学神学的安静稳重的李天锡,这一对青年男女在异国的孤寂中相互倾诉心中的烦闷,他们的对话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冰心对于宗教的见解。这大约可概括为如下几方面:一、冰心不注重宗教的礼仪和教义,却看重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小说中的李天锡在教会的安排下学神学却“不欢喜这穿道袍上讲坛的生活”,他偏爱美术,认为“其实要表现万全的爱,造化的神功,美术的导引,又何尝不是一条光明的大路,……”。这种思想可在冰心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她在回忆贝满女中的生活时说:“我们的圣经课已从《旧约》读到了《新约》,我从《福音》书里了解了耶稣基督这个‘人’。我看到一个穷苦木匠家庭的私生子,竟然有那么多信从他的人,而且因为宣传‘爱人如己’,而被残酷地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形象是可敬的。但我对于‘三位一体’、‘复活’等这类宣讲,都不相信,……。”〔4〕冰心是将基督当作“人”来崇拜的,而不是作为神来膜拜的。二、冰心在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同时,也十分看重中国的传统文化。小说以李天锡的口竭力反对有些美国人认为“基督教传入以前,中国是没有文化的”观点,被教会称为模范中国青年的李天锡矢口否认他身上的可取之处是由教会的教育家训练出来的,而是得益于中国文化传统。西国女教员施女士在中国28年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中变成了一位完全中国化了的美国人,以至于已不适应故乡生活,而与“一座古城,一片城墙,一个小院,一架蔷薇”的中国古都的环境融为一体了,因而她调理了十年的养女王淑贞身上不曾沾上半点西方的气息。三、冰心提倡汲取西方文化的长处,做个心理健全的人。小说中李天锡批评教会将去华布道视作“充军到蛮荒瘴疠之地似的”,王淑贞却认为应该“静默的接受着这些刺激,带到故国去,也许能鼓励我们做出一点事情”,“做个心理健全的人”。李天锡钦佩西方人性格的活泼与勇敢,推崇“他们有团体的种种健全的生活”。

   这篇发表于1934年的小说中所阐述的宗教观,虽与冰心“五四”时期对宗教的态度不尽相同,但精神内涵基本一致,即冰心对基督教和基督教文化并非是一种盲目的信奉与崇拜,她有其独到的见解,她不注重宗教的礼仪,却推崇基督教的精神;她不注重宗教的教义,却瞩目于人的行为指归不违背教条;她不注重基督的神性,却看重基督的人性。冰心以此而构成了她的“爱的哲学”的基石。

     二

   基督在世人心目中是一个救世者的伟大形象,他以自己的受苦受难而拯救万民于疾苦之中,以自我牺牲赦免众人的罪孽。基督的这种崇高的救世精神对“五四”时期的冰心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1920年冰心在她撰写的《燕大青年赈灾报告》的《发刊词》中就写道:“要完全的抛掷自己在他们中间,分担他们的忧患,减少他们的疾苦,牵扯他们到快乐光明的地上来。”这种对苦难世人的帮助与拯救充满了基督教的救赎色彩。冰心十分赞赏圣保罗的一句话:“我认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冰心认为这是“一句石破天惊的话”〔5〕。 冰心真诚地愿为解救世人的疾苦而做一位上帝的带锁链的使者。在散文《往事(二)》中,冰心渴望作一名为航海者导引航程的灯台守,虽然要终年牺牲了家人骨肉的团聚,忍受着和人群大陆隔绝的冷寂生活,但她乐于做一名“光明的使者”,而鄙视那种独善其身为避世而出家的生活态度。冰心真诚地“愿上帝祝福这两个塔中的燃灯者!——愿上帝祝福有海水处,无数塔中的燃灯者!”这种为拯救帮助他人而牺牲自我的基督精神正是冰心所推崇的,因而在小说《骰子》里有以金钗刺破自己手心、以鲜血染红骰子而拯救病笃祖母生命的乖巧的雯儿;在小说《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中有抛弃了独善其身的志趣,“要想做一番事业,拯救这苦恼的众生”的凌瑜;在小说《一个忧郁的青年》中有悲天悯人的忧郁青年彬君。最具基督式的救世者意味的是小说《一个不重要的军人》中的福和。父亲早逝,福和受尽了兄嫂的剥削压迫,却逆来顺受、任劳任怨。进军营后,他常去看问患病的同伴,虽遭长官的责罚而不顾,他替白吃果摊上东西和白坐车子的兵丁付款,他拦阻兵丁殴打卖花生的孩子被误伤而默默死去。军营里对他这样一个不重要的军人的去世,“普遍的从长官,到他的同伴,有两三天,心灵里只是凄黯烦闷,如同羊群失去了牧人一般”。显然冰心赋予这样一个为拯救他人而牺牲自我的不重要的军人以上帝是牧者的意味了。

   基督教的主要诫命之一是“爱人如己”,他们认为世上的人们都是上帝的儿女,都应相爱。受基督教博爱思想的影响,冰心在小诗中就写道:“人类呵!/相爱罢,/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一的归宿。”因而冰心在她的小说世界里一味精心地营构至爱的暖巢。在《国旗》里她描画了一幅逾越了国界的孩童间天真伟大的爱的图画;在《爱的实现》里她展示了一种温馨自然的姐弟间富有诗意的爱的佳境。冰心或以伟大的母爱冲决厌世者恨世的情感堤坝(《超人》、《烦闷》);或以神圣的自然之爱抚平病笃者的内心的感情创作(《悟》、《遗书》)。最具基督教博爱色彩的是小说《最后的安息》。富家女惠姑到乡村别墅消夏,结识了备受婆婆折磨虐待的童养媳翠儿,惠姑充满了同情和怜悯之心关心帮助翠儿,带饼干糖果给翠儿,教翠儿识字,使翠儿第一次感受到人世间的爱和光明。当翠儿被婆婆折磨得奄奄一息时,惠姑的到来给翠儿带来了关爱和抚慰,“她憔悴鳞伤的面庞上,满了微笑,灿烂的朝阳,穿进黑暗的窗棂,正照在她的脸上,好象接她去到极乐世界,这便是可怜的翠儿,初次的安息,也就是她最后的安息。”一幅多么奇幻的救赎图,小说自始至终洋溢着基督教式的博爱色彩。冰心自觉地将建立“理想的和爱的天国”的责任担在肩上〔6〕, 精心地描绘着一幅幅神圣的爱的图画。

   与中国传统儒家学说不同,基督教的爱不仅施之于家庭、家族,而且施之于世界上所有的人,甚至敌人。耶稣曾直截了当地告诫人们要爱仇敌:“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路加福音》第6 章)这种以德报怨宽恕仇敌的爱使其具有与中国传统道德迥异的色彩。在冰心营造的爱的世界里,就有着容忍一切压迫、顺受一切横逆、饶恕一切恶人的不重要的军人福和(《一个不重要的军人》);就有着抛开敌对国的仇视态度追求天真伟大的人类之爱的孩子(《国旗》)。小说《一个军官的笔记》中的军官是一个极具基督宽恕精神的形象。他投身于一场不人道的无价值的战争中,与他的部队对阵的军官竟是他的表兄忠平,在夜雨中的一场偷袭战中他被打伤致残,在离开尘世前,他宽恕了仇敌:“可怜的主战者呵!我不恨你们,只可怜你们!忠平呵!我不记念你,我只爱你!”“上帝也要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种宽恕仇敌的爱显然出自于基督的博爱之中。

   王统照在评及冰心的创作时说:“冰心的全体作品,处处都看出她的‘爱的实现’的主义来。”〔7〕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 冰心在创作中努力精心营构她独特的爱的世界,从她笔下呈现出的具有救赎意味的爱、爱人如己的爱和宽恕精神的爱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冰心所受到的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

     三

   沈从文在《论冰心的创作》中指出:“冰心女士所写的爱,乃离去情欲的爱,……但作者生活的静谧,使作者端庄,避开悲愤,成为十分温柔的调子了。”沈从文十分精辟地揭示了冰心作品的创作母题,以及其创作避开悲愤成为温柔的风格特征。“五四”时期提倡“血和泪的文学”,许多作家的创作洋溢着悲愤的色彩,如鲁迅的忧愤深广,郁达夫的愤激伤感,郭沫若的激越豪放,但冰心的创作却始终避开悲愤,构成其小说独特的温柔基调和风格,这固然与其生活的静谧紧密相连,但我认为这也与冰心所受到的基督教的影响息息相关。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冰心细细描述着一个个充满了基督教博爱色彩的故事,无论是姊弟间纯真自然的爱(《爱的实现》、《庄鸿的姊姊》),还是孩童间天真无邪的爱(《国旗》、《最后的安息》);无论是母子间温馨无私的爱(《烦闷》、《遗书》),还是军士间宽恕仇敌的爱(《一个军官的笔记》、《一个不重要的军人》),都沁出极其温馨柔美的色彩。作为文学研究会成员的冰心,她的创作并非不关注血和泪的人生,只不过在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影响下,冰心常常以崇高温柔的爱来抚慰或摆脱人物在人生磨难和社会旋涡中的苦恼和悲哀,这使她的作品远离了悲愤成为温柔。童养媳翠儿在惨绝人寰的生活中惠姑的关爱给她黑暗的人生带来了光明,被婆婆摧残致死的她在惠姑的爱抚下含笑地步入极乐世界,一幕惨剧的结尾却笼上了一层温和柔美的色彩(《最后的安息》)。知识者凌瑜在拯救众生的志向受挫的烦闷悲苦至极时,欲走一条黑暗悲惨的路,在其欲投身大海时得到了天使般孩子的劝告,一出悲剧的结局却演化为光明的转折(《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看破社会的青年在温柔的母爱中驱散满腹的烦闷(《烦闷》),迷惘惆怅的星如在奇妙的自然之爱中解除了精神的危机(《悟》),这使冰心的创作形成避开悲愤满蕴温柔的独特风采。

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冰心以其问题小说奠定了现实主义的重要地位,然而人们很少谈及冰心作品的浪漫色彩,这种浪漫色彩不仅在于其作品的主观抒情性,而且还表现在小说中不可理喻的情节设置和神奇迷幻的场景描写,这也和冰心所受到的基督教文化的影响相关连。为了建构其爱的哲学营造爱的世界,冰心在一些作品中甚至虚构了一些不合情理的故事情节:十岁左右的孩子竟说出极富哲理意味的话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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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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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南京)1995年06期第166-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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