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忆同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31 次 更新时间:2016-06-05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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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 (进入专栏)  

殷福生(殷海光)印象

人的一生很难说,出乎意料的事情太多了。有个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叫殷福生,哲学系的,当年是大右派,整天骂共产党,而且在时事讨论会上站起来公开地骂。国民党当时骂共产党“游而不击”,殷福生也骂共产党“躲在延安,摆出一副超然的姿态”等等,和当时国民党的论调完全一样。这在当时校园内是非常罕见的,就我所见到的只有他一个。那时候同学中左派多于右派,自由主义就更多,大多数人对共产党都有好感,虽然没有具体的认识和感受,并不十分理解,但大多是同情,认为共产党为国为民,是真正要求民主的,即使三青团的骨干分子也很少像殷福生那样赤裸裸地反共,所以我们都讨厌他,认为他就是法西斯。

殷福生是个很怪的人。当时上哲学课的人很少,只有寥寥六七个学生,比如冯友兰先生讲中国哲学史研究,那是给高年级开的课,冯先生先引个开头,接下来让大家发言讨论。我们大多觉得自己没有知识,所以一言不发,但每次只要一发言,殷福生就滔滔不绝,而且话里面夹杂着好多德文,“-keit”、“heit”一大堆尾缀。德语里,凡字尾加“-keit”或者“-heit”就是指什么什么“性”,比如主观性、客观性,我们不懂,就听他一个人在那儿慷慨陈词,用北京话来讲,还挺“唬人”的,而且他讲完了之后还骂人。记得有一次他骂胡适,说:“胡适这个人一点哲学都不懂!”当时我想,这个人怎么如此之狂妄,年纪轻轻的连学术界的泰斗、文学院院长胡适也敢骂,简直是目空一切。有一次,在路上他向我恶意嘲笑的样子,我大为光火,当面怒声质问他:“你笑什么?”他耸耸肩说:“啊,没什么,Friendship。”然后悄悄走开了,像是韩信受胯下之辱。当年气盛,少不更事,现在回想起来,不免抱歉。

抗战末期,殷福生参加了青年军。那时候蒋介石觉得他的那些旧军队没文化,打现代化战争不行的,于是招了一批中学生、大学生,组成青年军,要建立一支新式的现代化军队。殷福生研究生没念完就从军了。战后我听说,他接了陶希圣的手,任《中央日报》主笔或代总主笔,相当于我们《人民日报》的总编了,不但是笔杆子,还是理论家。出人意料的是,殷海光到台湾以后改名叫殷海光,走的却是胡适的那条路,反对国民党,成为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是台湾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王浩对我说,殷海光在台湾和他通过信,“其实殷海光学不懂哲学,不过他很有口才,而且是个政治宣传家。”所以他在台湾专门宣传政治自由主义,而国民党要搞一党专政,和自由主义格格不入。到他晚年的时候,国民党等于把他软禁起来,五十几岁得癌症死去了。

台湾五六十年代的青年学者中,有许多都是跟着殷海光走的,对他的评价非常之高,而且殷海光的学生也多,都非常崇拜他,这和我们当年的印象非常之不同了。真是知人论事,谈何容易。


大才子王浩

1995年王浩在纽约去世时,曾有两个杂志的编辑约我写纪念文章,大概是知道他和我是老友的缘故,但我都推辞了。因为他是数理逻辑学家、哲学家,我对数理逻辑和他的哲学一窍不通,无从下笔。随后我在《西南联大校友通讯录》上写了一篇文章悼念他,但觉得意有未足。尽管我们的人生道路迥然不同,王浩毕竟是对我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记得当年谈到未来自己想做什么,我说:“将来我就做你的Boswell(即《约翰逊传》的作者)。”但是现在看来,我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王浩和我是中学同学,他的父亲王祝晨是山东教育界的元老,在一所很有名的中学做校长。王浩在山东念完初中后,因为哥哥在南京中央大学,所以就到南京考入中央大学附中读高中。抗战期间中央大学附中搬到长沙,当时我从北京回到老家,也考入这个学校。王浩高我一班,不过那时候已经头角峥嵘了,在校内非常有名气,所以我也认得他。1938年暑假,王浩读高二,以同等学力考大学,数学考试中有个题目非常难,是中学没学过的,只有他一个人做出来了,大家传为美谈。那年他考入西南联大的经济系,而且是第一名,可是他却去了西安汉中的城固。北师大那时候在汉中,它的附中也在那里,王浩就在师大附中又上了一年高三。第二年,我以同等学力考入西南联大,他也考了,这回考的是数学系,而且又是第一名。所以还没入学,王浩就有了名了,大家都知道他是大才子,连续两年考了第一名。

1939年秋天大一刚开学不久,有一次我在图书馆读书,看见他坐在那里看一本大书,我走过去一看,一个字都不认识,连是哪国文都不知道。我问他是什么书,他说是德文本,指着封面用英文说:“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World.(《世界的逻辑结构》)”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本经典名著。还有一件事情,一年级的时候我上的是工学院,一次去工厂实习,他托我买一本旁人出让的《数理统计学》,这都是我们初入大学的新生望尘莫及的高级学术,而他已经高出了我们一大截。

联大的生活圈子很小,而我们又是中学同学,所以很快就熟识了。王浩喜欢哲学,他的想法往往和平常人不一样。我们平常人的想法总是非常实用主义的,比如说某个人是坏人,这是结论,然后再去找理由,把这个人骂得一钱不值。可是王浩考虑事情从来不先下结论,这是最启发我的地方。一次大家谈论某某人写的字,那人是国民党大官僚,大家都反感,而且按中国的传统,评价一个人首先是论“德”,既然此人是个大坏蛋,肯定一无是处,他的字怎么能好得了?可是王浩不这么想,说:“人品好不好和他的字是两回事,那有什么关系?”还有一次我和他谈论舍己为人的话题,我说:“这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是最崇高的德行。”他说:“为什么一个人一定要为了别人牺牲自己呢?”于是我们辩了很久,也很激烈,可是事后回想,其实他说的也有道理。我们一般都是固执己见,不肯考虑别人有理,可是王浩的优点就在于不先在头脑里预设结论,或者说是没有成见,而是通过思考、辩论,如果别人能说出道理来,他也同意。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态度。前两年他的家乡出版了他的纪念册,嘱我题词,我写下了如下几句话:“毕生追求真理,折衷人文关怀,毫无先入成见,永远从善如流,忆昔朱颜缔交,纵论海阔天空,追忆微言大义,负荷千古闲愁。”

王浩是数学家,后来真正使他成名的是人工智能,弄出了好几个定理,大概非常有价值,1983年得了全世界第一个人工智能的大奖(按:定理自动证明的首届里程碑奖)。可惜我不懂,无从赞一词,但我知道,他的兴趣并不在那方面。记得毕业答辩的时候,金岳霖先生问他为什么要学哲学,王浩答道:“我想解决人生问题。”金岳霖先生问他为什么要学哲学,王浩答道:“我想解决人生问题。”金岳霖先生问他为什么要学哲学,王浩答道:“我想解决人生问题。”金岳霖先生接下又问:“那么你解决了没有?”他说:“还没有。”王浩一辈子都想解决人生问题,可是一辈子都没解决。大概这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但这并不妨碍人们永远想要去解决它。

表面上看,王浩的一生似乎很顺利。1946年得到清华保送,入哈佛大学,师从当代名家奎因,仅用一年零八个月就拿到了哲学博士。我很奇怪,问他为什么念得这么快,他说:“到哈佛念的那些东西国内都念过了,很容易。”当时清华的体制完全和美国接轨,而且我觉得他搞那些东西一点都不费劲,游戏一样就弄出来了。也许正因为太容易得到,所以他才不在意,反而是人生问题困扰了他一生,虽然后来成为世界级的学者,也有了光荣,可是并没给他带来他所期待的幸福。他一生三次结婚,前两次很不顺利,他非常之爱国,第一次回国后还写了许多赞扬的文章,可是不久文革全部被否定,让他这个左派非常失落。可以说,王浩一生都着意追求幸福,始终没有追求到;最不着力的方面让他轻松得到了,给他带来了荣誉,可并不等于幸福。晚年的时候王浩曾对我说要写三本书,分别回答“人能够知道什么?”、“人能够做到什么?”、“人追求的是什么?”这三个人生最根本的问题,但只写了第一本《超越分析哲学》就去世了。


因言获罪的陈良璧

还想提一下陈良璧。1936年,我在北京师大附中上高中一年级,班上大概有三十个人,因为我年轻,坐在前排,那些外地来的年纪稍大一点的同学身材高,坐在后边。他们好像要比我们成熟些,经常围在一起谈时事之类的大事,我们年纪小的也在一旁听,觉得很开窍。其中一个是陈良璧,来自绥远(今内蒙古),比我大两岁,个子挺高,一口浓重的西北口音。课余聊天时,往往见他瞪着两个眼睛大谈马克思如何如何,滔滔不绝,一副很有权威的样子。那时候很少听到有人讲这些,我们都不大懂,当然更没有人去打报告说他是危险分子。

我在北京和陈良璧同了一年学,打仗后,我回了老家。不久,北京师范大学搬到西安,和别的大学组成西北联大,它的附中也搬到西安,后来又搬到汉中。陈良璧一直都在那个学校,毕业后也上了西南联大。1939年一个秋天的晚上,我和两个同学在昆明大西门外散步,看见对面有一个人坐着人力车,还带着行李。那时候很少有人坐人力车,我们都觉得新鲜,没想到那个人叫车停下来,一边走过来跟我握手一边喊:“啊呀,老同学,老同学!”一看是陈良璧,两年不见还是老样子,胸前还挂着师大附中的校徽。那天他是来报到的,读经济系。

总的来讲,陈良璧这个人还是很激进的,虽说没真正参加什么组织。有一次中午吃完饭几个人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只听见他跟另外一个人高谈阔论,说:“将来的中国就是一分为二,革命的青年都到这一边来,跟着国民党的右派青年都到那一边去……”一面说一面做手势,像是一刀劈为两半的样子,在那里做局势分析和论断。可是有时候他给我的感觉又很奇怪。那时天天跑空袭警报,大家跑到山沟里躲起来,一次跑警报的时候我们遇见了,一路上他摇头叹气,说:“天天这么跑警报,怎么念书啊?还不如回北平上燕京呢。”燕京大学是美国人办的,那时候还在北京上课。听了他的话,我觉得很奇怪:我们没学过马克思,但我宁可在昆明也不会想回北平,那种做亡国奴的感受多么不舒服。按理说,他是个左派,怎么说出这样的话呢?大概也因为他老是这么口无遮拦,后来被人家告了密。三年级暑假他坐飞机回老家,结果在西安一下飞机就被抓走了,坐了一年监狱。大概他家里非常有背景,设法把他保了出来。第二年,他回昆明上学,我又见到了他,我笑问他:“老陈,听说你到个什么好地方去了?”他就摇头叹气骂那些三青团的人,说:“嗨,都是他们这些家伙!都是他们这些家伙!”然后问我:“你知道戴笠是谁?”这是我第一次听“戴笠”这个名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戴笠就是中国的Himmler!”Himmler是希特勒秘密警察的头子,我这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有这么一个人叫戴笠。

毕业后,陈良璧去了重庆,后来又自费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大概他家里非常有钱。他在英国读研究生,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导师是英国有名的马克思主义者M.Doll。1951年陈良璧回国,正值院系调整,尤其是经济系、法律系、政治系,旧的法律、旧的政治、旧的经济都不能要了,必须代之以一套新的理论,可是原来那些老先生们对新观念、新理论都不了解,系里变成真空,没有领导。所以陈良璧回来后,在北大经济系做教师,学校还让他代理过系主任。不久,开始评定职称,结果只给他评了个讲师,他很不高兴。他想自己是一贯讲马克思主义的,又是剑桥大学的博士,回来又在北大代理系主任,怎么只给个讲师?这下资产阶级的老毛病又犯了,准备卷铺盖,辞职,不干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北大马上就同意了,他得马上搬走,连房子住处都没有,弄得非常狼狈。

最后他还是回绥远了,在内蒙古师大教课。据他说跟大学的一位领导关系很好,还请他讲近代经济学的知识,只是那位领导不会英文,学起新东西来很费劲。文革不久,有一次他到北京,我问他最近怎么样。他说也惹了麻烦,那位领导被定了走资派,结果也连累上了他。大约1974年,一天我在西单的饭馆吃饭,正好碰见陈良璧走出来,他有点神秘地悄悄问我:“王浩回来,你见了吗?”我说没有见。他说:“可不能见,见着就麻烦了。”那时候中国和美国的接触才刚刚开始,大家还心有余悸。后来他又和我谈过一次,依然是那样高谈阔论马克思,他说:“马克思讲无产阶级贫困化,这个‘贫困化’应该怎么理解?是绝对的贫困,还是相对的贫困?要是绝对贫困化,就是一天不如一天,……绝对贫困化是说不过去的,不然无产阶级就会绝灭了,不存在了。”

陈良璧是旧时代知识分子的又一种典型,喜欢张扬、炫耀,又自以为是,当然也经历了挫折,旧社会被关在监狱里,新社会又受了冲击,后来他的儿子跟别人吵架,被人一刀捅死了,非常之不幸。多年以后,我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遇到一位内蒙古大学的人,我问他:“你们大学有个叫陈良璧的,你认得吗?”他说认得,说陈良璧现在还不错,当上了政协委员。内蒙古没有几个老知识分子,陈良璧算是其中之一,又是剑桥大学的博士,就安排了他一个政协委员。现在陈良璧已经去世,至于是哪年去世的,我已不记得了。

老友郑林生

林生和我在北京师大附中是同级而不同班,我是甲班,他是乙班。日本占领北平之后两年,他们中学毕业,万里迢迢历尽艰辛,由北京到天津,再到上海,再到香港,再到越南海防,再到海口、老街,转乘滇越窄轨小火车(夜间停开,白天可以随时随地停车上下人),历时三个月才到达昆明。除此之外,我知道有些人是走陆路,由深圳西行通过封锁线到洛阳、西安再入四川。我认得一个30年代的老清华叫朱家源,他的弟弟是著名的文物专家朱家溍,他们家在北京住的是僧格林沁的王府。1939年朱家源离开北京走的就是这条路,结果走了半年。还有一种方法,《围城》里写的大概就是这条路,从上海至浙江入江西,下广西到贵州或四川、云南,一路走走停停,兼打零工维持生活,这样走总需一年时间。

当然,他们从日本统治区辗转逃到后方,等待他们的会是最艰苦的生活,且又背景离乡,不知归来何日。可是他们却九死如饴不顾一切危艰险阻逃出来,那种精神实在令人感动。这样逃到大后方的不是少数,而是大量大批的各行各业各色人等,说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恐怕不过分。

1939秋,我在昆明又与十多位北京的同学重逢,感激之情难以言喻。次年,我和林生在同一个宿舍里住上下铺,自然我们成为好友,加之日本飞机轰炸天天跑警报,又为我们的友谊增添了生死与共的色彩。1946年复员,他北上去南开大学物理系做助教,1948年去美国留学读博士,以全优成绩获Ohio大学博士学位,留在美国任教,1956年回国,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时隔十年再相聚自然非常欢喜,不过因为大家都忙——忙着不务正业,而且我在城内,他在西郊,所以每年只能见上两三面,直到文革。文革开始后,正常秩序已荡然无存,互相不通信息,想来都不会好过。有一次在路上碰见他,我说我老想去看你,但是不敢去,怕彼此惹麻烦。他说:“就这样见了面,不也很好吗?”一直到文革以后,几个老同学才恢复了正常的联系。然而时间不能倒流,老同学已半为鬼录,即使在世也老病相寻。林生和我虽相距不远(他住中关村,我住清华),但一年也只见面两三次。近年他患重病,交流困难,青年时的那种恣意交流的乐趣大概是永远不可得而再了。

林生原入化学系,读完二年级后决心转入物理系,但是由于须补读物理系二年级课程的缘故,他又多读了一年。我的印象是他被当代物理科学的神奇理论及其神奇的进展所吸引,所以情愿多读一年以补足物理学的基础。林生极其用功,每天都在图书馆一直读到闭馆,而且一直到现在,他写字从来都是一笔不苟极其工整,那种科学家的严谨精神可谓“跃然纸上”,我的字则潦草不堪,往往连自己都认辨不出。林生多次向我提出,不懂物理学,缺乏对近代物理科学的知识,就是一个科学盲,对于世界的认识是重大的缺欠。但是当时我没有勇气去读物理,因为要读物理,还要首先补读高等数学,这对简直我是难以企及的事。我以为他一定是被近代物理学的神奇所震撼,满怀惊奇与敬畏之情去看待物理世界的神奇,一直到老年,我还从他那里得到许多思想上的启发,而我对于物理学的知识还只限于青年时期所读到艾丁顿的《物理世界真诠》一书(TheNatureofPhysicalWorld,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译本)。后来还看到一本书《比一千个太阳还亮》,是德文书Hellerals1,000Sonne的中译本,描述20年代之初一群青年学生在哥廷根(G?ttingen)大学追随M.Born大师的游学生活。他们那时(一战后)生活清贫而精神世界非常丰富,有点类似我们战时的学生生活,所以深有同感而推荐与给他。我还记得林生说,他学物理是从经典物理学入手的,所以想问题总是先从经典物理学入手,直到想不通的时候,才把思路转移到近代量子论、相对论的轨道上来。他的这个说法给了我启发。好比我们搞历史的人,老一辈的从五德终始的正统观念入手,年青一代则要从五种生产方式入手,一旦成为习惯就再也改不了。无怪Pascal的名言:习惯就是第二天性。先入为主的思想,无疑是给自己的思想缠了足,当已有的思路行不通时,应尝试转换思想的座标。

林生是一个勤奋而严谨的科学家,但科学性并不能涵盖人性的全部,他也有细腻甚至脆弱的一面,为一点小事,可以背上沉重的感情负担,甚至儿时的小事,成人以后还满怀歉疚。他向我背诵过卢梭《忏悔录》里的一段文字,大概那引起了他思想的共鸣。出国后,有一次他给我信说:小时候就听老师说过,中国在地球上是美国的另一侧,真想有一个长管子插过来,就可以和国内亲友见面了。感情细腻是经不住狂风暴雨的。大概是高能物理学家的身份保护了他,没有在文革中受到太大的冲击,但他后来也下了干校,也被抄家。虽然没有正面向我谈起,但我知道至少有两件事情很伤他的心。林生也爱好古典音乐,尤其喜欢芬兰Sibelius(西贝柳斯)的作品,从美国带了很多唱片回来,可是抄家的时候都给砸了,这让他很伤心。再有就是把他的小孩说成是狗崽子,对小孩的内心伤害非常大。最近我看了章含之的《跨过厚厚的大红门》,属于个人感情的事情不去议论,但里边有一段故事让我看了非常生气。有一次开会,乔冠华把章含之留下来,她以为有什么事情,结果乔冠华拿出肖邦的钢琴曲唱片,请她一起听。这段文字让我很反感。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把我们的唱片都砸了,可是他们作为高级领导却在那里独自享受,这是说不过去的。

70年代王浩回国,我请他吃饭,邀林生作陪,他坚决不肯出席,这使我多年引为遗憾,两个好友自此终生不再见面。当时的法网和文网既严且密,陈良壁就叫我不要见王浩,文革末期,外文所的袁可嘉(九叶诗人之一)学长即因为见一美籍老同学而被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当然,这已是过去的历史,袁可嘉近年常居美国,身体健康不佳,恐已无再回国的可能了。

高干子弟?

旧社会跟新社会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解放以后对一个人首先要问家庭成分,问阶级,问政治,问思想。旧社会不问这些,即便是最要好的朋友也不大追问,比如“你们家家产多少?”或者“你爸爸是不是处长?”那时候没这个风俗,大家也不关心这些。

我在中学有个很熟的朋友叫孙念增,后来在清华数学系任教,他的祖父是前清的大官,我一直都以为是孙家鼐(学部尚书,相当于教育部长,兼过京师大学堂校长),直到80年代我回清华,两人都成了老头,在一起聊天才知道,原来他的祖父是大学士孙毓汶(相当于今天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了),是戊戌变法保守派的领袖。我和孙念增中学就是同学,可从来都不知道他是孙毓汶的孙子。文革时候抄他的家抄出一堆清朝的官服,黄马褂、大花翎,后来还拿出来在展览馆展览,可是后来他跟我说,他父亲藏的这些东西都没让他们见过,直到抄家抄出来才知道。再比如,经济系有个女同学王民嘉,浙江奉化人,我们中学同班,她的父亲是蒋介石的表兄,在贵州做财政厅长,按说她也算高干子弟了,可是和我们完全一样,住草棚宿舍,穿一件普通的蓝布袍,吃饭没有一点特殊化,有时候见到她,她还像小姑娘似的腼腆,并没给有高人一等的感觉。谭申禄和我在中央大学附中时也是同学,大学读机械系,和我同上过两门课,算是很熟的老同学,现已去世多年,只是两年前我才听另一位同学说,他的父亲是汪精卫的机要秘书,相当于解放后胡乔木、周扬的地位了,非常了不起的,可是我们以前从来都不知道,可见当年根本就没有这个风气,对一个人的出身和成分并不关心。

那时候,同学间受尊敬的是那些业务突出,用北京话讲就是“特棒”的人。成绩优秀,学问好,当然最受钦佩,再比如体育好,篮球棒,也是一种。数学家秦元勋是我们中学同班同学,后来在数学所工作,中学时候他已经把微积分读完了,老师出题,他会用微积分来解答,大家就特别钦佩他。再比如高中时候有一次我考了第一,和外班的同学在一起时,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拍拍我的肩膀对他们说:“我介绍,这是我们班考第一的主儿。”可是他不会向别人介绍,比如:“这是蒋介石的外甥女。”我听王浩说,刘峙的儿子在他们班上,刘峙是蒋介石手下八大金刚之一,可是他的儿子在班里总是灰溜溜的抬不起头,因为他功课念得非常糟,大家看不起他。

我想,观念的转变大概和解放后历次的运动不无关系。解放后政治挂帅,运动中人人争相自保,这是生存的本能,最安全可靠的路就是跟着高干子弟走。马克思讲得好,“存在决定意识”,高干子弟的影响力大大提高,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新旧社会一个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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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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