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为什么没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69 次 更新时间:2016-05-30 00: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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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进入专栏)  

   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外部世界来看,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的现状令人担忧。从内部来看,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精英都无法解释自己的社会,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知识界并没有努力来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或者自己的社会科学,而是拼命地使用外在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结果往往是曲解。也很自然,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意识形态是内部统治的软力量,缺失了有效的意识形态,中国的统治成本在迅速提高。

   就外部世界来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对中国抱有越来越巨大的不确定性。其中,对中国的误解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从前,外界对中国的误解多半是因为中国的封闭。但现在搞改革开放已经数十年,中国已经相当开放。当然,中国体制运作很多方面仍然很不透明,这种不透明在继续阻碍着世界对中国的客观认识。透明度越高,越能帮助外国人理解中国。中国在这方面的确还有很多的空间需要改进。

   但是,透明度提高并不能帮助中国本身产生自己的知识体系。现实的情况是,知识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和中国所拥有的硬实力(如经济力量)毫不相称。中国的决策者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年来,在很多方面下手,狠抓中国的“软力量”建设。

   孔子学院和媒体“走出去”是其中两个显著的例子。不难理解有关方面的这种努力,同时这个方向也是对的。中国不仅自己要了解外在世界,而且也需要外在世界了解自己。不过,情况不容客观。从总体上看,中西方之间的误解不仅没有在减少,反而是在越来越深。无论是孔子学院还是媒体“走出去”,都具有工具性,即中国所说的“外宣”。不过,外宣方面往往是空洞无物,这种情况是尽人皆知的。“外宣”在很多时候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当然,这个责任也并不在外宣部门。在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中国不可避免要面临一个“对外宣传什么”的问题,而知识体系的创造责任并不在外宣部门。如同内部统治,如果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空间”继续收缩,那么其对外交往的成本会继续提高。

  

   什么原因导致了思维的“被殖民”

   “软空间”缺失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中国缺失一个可以说明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当代的最优实践,但没有知识体系来解释。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

   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这是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一种困境。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意识到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社会学家意识到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政治学者发现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但是在实践上怎样呢?他们不是努力去发展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结果呢?大家越说越糊涂,越解释越不清楚。当然,也有一些人想关起门来,搞知识层面的“自主创新”。其结果也只是自说自话,说一些除了自己之外谁也听不懂的东西。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进入近代以来,旧中国被西方所产生的新形式国家所打败。遭受连续的失败之后,中国的精英们开始向西方学习,即所谓的向“西方寻求真理”。西方就是真理,就是科学,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学习西方,便是政治上的正确。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并没有大的分歧,他们的分歧在于向哪一个西方学习,或者向西方的哪一个方面学习。总体上说,自由派学欧美,左派学苏俄。很显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的产物。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意识运动,但这里主体还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视西方为真理,为科学,那么非西方的包括中国本身的就是“非真理”、“非科学”了。长期以来,知识界那些追求“非西方”的知识的努力被视为是政治上的“不正确”。

   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改变这种趋向,反而变本加厉。无论左右派,都想把一些西方的教条道德化。左派主张公平正义,自由派主张自由民主。不管他们的思想如何对立,都是从西方进口,在中国的知识市场上竞争。这类似于在经济领域,中国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创新,而是基于西方技术之上的各种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竞争一样。所不同的是,知识界往往能够站到更高的高度,把一些西方的概念提高到价值观层面,这样就可以永无止境地“妖魔化”其它一些价值,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

   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只知道,也只会用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的实践,而不是基于经验地研究中国实践。很多人像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洗了脑一般,非常满足于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掌握了几个西方概念就老是觉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来训斥人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职业。

  

   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

   但在中国,知识分子人人都想充当公共知识分子,都想改造世界。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却有高度的自信来改造世界。结果呢?越改造,这个世界就越糟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政策失误,决策者要负责,但提供知识体系的知识界也有很大的一份责任。

   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强大。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是随着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而开始强大的。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实践之上。正因为如此,其有能力解释自身,有能力聚合各种力量。实践是开放的,知识体系也是开放的,这就决定了基于实践之上的知识体系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则表现为强大的软力量。

   人们所看到的近现代知识体系由西方产生和崛起。社会科学中的“西方中心论”成为必然。“西方中心论”说明了近现代知识体系起源于西方这个事实,其本身并没有错。当人们说“社会科学”时,这里的主体是社会,而科学只是认识这一主体的工具。同样产生于西方的科学方法帮助了西方人确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然后,西方学者也开始用他们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其它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文化、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西方学者对其它社会的看法。

   不能过分谴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偏见,主要的责任在于中国知识界本身。解释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他人的责任。不过,很显然,只要中国的知识界生存在思维和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下,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知识体系。要生产和发展这样一种知识体系,首先要意识到“被殖民”这一点,然后,再努力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有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应当是中国知识界的羞耻。很显然,在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中国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单纯的GDP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制约。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可以应用西方体系,但不会创新。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一旦涉及创新,人们在中国看到的最多的是山寨文化、山寨概念和山寨理论。抄袭知识、复制知识,做大量毫无附加值的知识复制是中国知识界的大趋势。这和中国制造业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实际上,知识和知识的实践(制造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体系,才会拥有真正的原始创造力。

  

   要摆脱思想“被殖民”的关键是政治

   “被殖民”状态本来就是政治的产物,也必须通过政治而得到解放。中国传统上就没有知识创新的能力。中国数千年所拥有的只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即一种依附于王权的知识体系。秦朝统一中国之前,中国产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确立了中国的思想体系。但是,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思想体系很快就演变成为王权依附体系。

   数千年里,只有当王朝解体的时候,或者当王朝控制不了社会的时候,才会导致一些新思维和新思想的出现。而在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来,王权依附就演变成为西方知识依附,知识体系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变化。无论是哪一种依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维持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而对统治者来说,相比之下,前一种依附要比后一种更有效。前者毕竟还是基于自身政治实践的知识体系,尽管保守,但为社会所接受,因此能够实现有效的软性统治。而后者呢,作为一种外来的知识体系,既不能解释现实,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因此在实现统治过程中反而扮演着负面的角色。这也就是当代中国的统治权表现得越来越刚性的主要根源。

   很显然,要创造知识体系,创造者就必须摆脱政治因素的控制,政治控制从思维领域退出变得不可避免。作为当政者,不应当也不可能来有效控制人们思维的空间。当然,这并不排除用法治形式对思想领域进行规制。这一点连自由主义也是承认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自由,那些可以对公共生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思想领域,必须加以规制。

   只有规制,才能确立知识的社会责任。传统社会,因为其他的控制较少,意识形态的控制(表现在一种统一的文化和价值)对政治统治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在现代社会,统治者拥有了包括组织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控制机制,就没必要通过思想的控制来实现统治权。

   对思想意识的控制也必然体现在行政管理方面,也就是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机制上。尤其是知识生产领域,即教育和科研领域。就是说,中国的教育和科研的核心不是知识创新,而是控制。举例来说,如果百分之八十五的收入是基本工资,而百分之十五的收入来自于研究经费或者其它的资源,那么知识创造者就可以不用为生活所担忧,可以凭借自己的兴趣来做思考、做研究,这样才会有创新。但中国目前的局面是,不到一半的收入来自基本工资,而大部分要来自于申请研究经费等。

   为了生存,教育者和研究者不得不花大量的精力来向掌握资金者(往往是政府部门或者政府代理人)申请资金。实际上,即使申请到了基金,他们也要为生活着想,想着如何把基金的一部分转化成为自己个人的消费。而掌管资金的权威和机构并不是为了研究和创新,而是为了控制。政府所掌握的钱越多,可申请的项目也就越多,对教育和研究者的吸引力也就越强。这哪里是研究创新机制,这明明是控制机制。对掌管金钱者而言,你要向我申请资金,你就必须听我的,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越听话,你所能得到的钱就越多。当然,你越听话,表明控制就越有效。

   这种体制用来控制和管理人们的思维和思想。不管这个体制的初衷如何,其最终的结果就是思想和思维的被殖民。例如,在这一体制下,现在的专业经济学家大多是技术性工匠,他们不用对中国的经济问题作任何形式的思考,只需专门找一些有关中国的数据,放入西方提供的技术模子里面,就可以产生研究结果。整个经济界视这样的研究结果为科学,研究者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在中外杂志上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这也类似于制造业的“外国技术、中国原料”的生产过程。评审制度的高度制度化必然导致思维、思想殖民状态的高度制度化。当被殖民者主导这个体制的时候,谁也别想改变这个体制,中国也永远别想产生自己的经济学家。

   一旦思想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时,思想就不再是思想;一旦思维被控制时,不管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那么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新的能力。这里的逻辑就是:国家越富有,统治者掌握的金钱就越多,思想就越贫乏,文明就越衰落。这是中国的现状。今天,在当人们开始讨论起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中国的决策者们是否可以直面这个现状的症结呢?现实是,如果文化体制的改革不能促使中国摆脱这个逻辑,那么创新便是空谈,建设自己的知识体系便是空谈。

   来源:IPP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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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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