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力源:“东吴法学”一百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5 次 更新时间:2016-05-28 22:4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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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力源  

   一所100年前创立的法学院,以英美法与比较法教学见长。它的法学教育饮誉海内外,它的学生中于国际知名的法学家不在少数,身影更是出现在东京审判、香港基本法制定等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今天纪念这座学院,缅怀历史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从它身上汲取今天的法学教育所需要的营养。

   上海市昆山路146号,一栋4层小白楼,方方正正,隐匿于市井街巷当中。除了附着于正面墙体上挑高三层的拱门立柱上还能捕捉到一些建筑当年受过西方风潮影响的痕迹,整栋小楼再无特别之处。

   普通的小楼,有着不普通的过往。63年前甚至更早,进出这里的是一批中国最精通英美法、最擅长比较法研究的人物。小楼正是被称为“华南第一流的而且最著名的法学院”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当年的所在地。

   今年,东吴大学法学院建院整百年。消失多年后,再被重新提起,人们对它的兴趣丝毫未减,它的身上有太多东西值得探究,而最为人关注的要数它饮誉海内外的法学教育——从这里走出去的毕业生曾与中国现代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在区域和全国范围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出生地:上海

   9月是东吴大学法学院的生日月,而上海是它的诞生地。

   1915年9月3日,在上海负责东吴大学(开办于1901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以西式办学体制兴办的近代高等学校)附属中学的兰金(Charles W.Rankin)借中学的校舍创立了“东吴法律专科”,以夜校的形式招生,传授法律知识。兰金是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位律师和传教士,他有着极敏锐的触角,创办东吴法科是为了“法律职业对人类过去的意义”以及“中国对律师和领导者的迫切需要”。确切地说,在上海这个工商业中心,兰金看到一所法学院的成功所需要的一切资源,东吴法学院是嗅着市场机遇的气息而生。

   “诞生在上海是因为这个城市的秉性。”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说:“中国本土律师到民国后才有了职业资格。民国成立前四十几年的时间里,上海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诉讼,那时无论是什么样的诉讼,哪怕原被告双方都是中国人,也是请的外国律师。在法租界的法庭上用的是法文,在公共租界法庭用的是英文,简单来说,就是‘全球化’的时代需要诞生全球化视野的法学院,中国不能没有法学人才,这时东吴法学院应运而生。”

   借着熊月之的话,来看看当时的上海。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租界林立、华洋杂处,对外贸易相当繁盛。东吴法学院章程里曾提过“上海工商繁盛,狱讼滋多”。那时,中国尚未形成自己的商事法律,上海的商业完全受控于英美商业界,依托的最重要的商法就是“英美”的。

   凭借治外法权(又称领事裁判权),英美等13个国家先后在上海公共租界设立领事法庭,英美两国还分别设立了驻华法院。在上海这样一个混合的司法领域,通晓外国法和中国法的外国律师非常吃香,甚至供不应求。

   身处特殊历史环境的上海为东吴法学院提供了潜在的师资,兰金通过“刷脸”请来了一批驻上海的外籍律师与法官为学生兼职教课。当一天的工作结束,夜校的教学工作便开启,这批兼职老师低偿甚至免费授课,为学校带来的是最系统的美式法学教育。兰金的想法得到了时任美国驻华法院法官罗炳吉(CharlesS.Lobingier)的响应,罗炳吉是比较法和罗马法的专家,曾在菲律宾开设比较法学校。作为在中国建立法学院的积极推动者,他认为:“应当首先将外国法律制度教授给中国年轻人,让他们将来从中选取素材建立他们新的法律体系。”TheComparative Law School of China(中国比较法学院)这个名称也是他的提议,后来东吴大学法学院的中文名称有过变化,但是这个英文名称贯穿始终,并为海外熟知。

   将视野放得更广一点。东吴法学院的建立契合了当时中国的实际需要。20世纪初年,中国政府已经着手法律改革和现代化的重要规划,致力于建立一个既能与中国社会相契合,又可为西方列强所接受的现代法律体系,以取代其传统的司法制度。在中国建立现代法律制度和颁布新法典无疑需要对法官和律师的培训,然而中国从未有过正规法律教育的传统(康雅信《中国比较法学院》,张岚译,载《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兰金相信,法学院会为中国建立新的法律体系做出贡献。

   正如兰金之后的教务长刘伯穆(W.W.Blume)所说:“中国法学院面临的首要的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为学生提供‘适应这个国家需要的法学教育’。”东吴法学院的对策是讲授比较法。“只有在对中国本土法律与那些现代国家法律的比较研究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法律制度,中国才能够在良好地管理自己的同时,使其法律制度与现代工商业世界相协调。”

   在西北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健看来,上述的地理文化因素、美国化的办学特色,对造就东吴法学的影响和地位至关重要。“东吴法学院创办于上海,上海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发祥地,城市化建设起步早,国际化程度高,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影响,各方面都处在关注域中,在这样一个掌握着中国近现代文化话语霸权的城市创办法学院,是容易获得全国的影响和声誉的。但仅在上海,还不足以造就东吴名声。”

   当时的上海拥有众多法科机构,如复旦、震旦、大夏、中国公学等。东吴法科能从中脱颖而出,靠的是其美国化的办学背景及其办学特色。“美国在华法律家群体,包括在沪执业的罗炳吉、费信惇、佑尼干、刘伯穆等皆为有培养法律人才兴趣的美国职业法律人,不仅为‘东吴法科’注入了英美法教学模式的先天基因,同时又为适应在华办学的实际条件,发展了比较法教学这个重要的办学特色。美国化的办学背景这个因素随着美国在二战后取得世界法律智识的领导地位而被放大,进而促进了东吴法学的地位和影响。”王健说。

  

一个个写入历史的名字与故事

   “学校外貌几乎没有怎么变,只是进来的地方本来有个篮球场。”顾念祖曾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高院院长,在东吴法学院读过两个学期。坐在当年的教室里,86岁的顾念祖一点点还原着上学时的情景:“课桌椅换了,我们那时就是每人一张椅子,椅子扶手处固定着一块小桌板;19岁读大学,进来感到压力很大,其他课目都可以应付,就是英美法大纲不行。上课的老师是教务长鄂森,他曾在东京审判做检察官顾问,上课从点名开始就是英文,讲课也是英文,听得有些吃力。”

   有人问顾念祖,为什么今天,在这座学院消失了这么久之后,还要纪念它的诞生?顾念祖的回答不假思索:“因为这所学校走出了许多人,做过许多事,而现在却很少有人记得。”

   在教育界负有盛名的东吴大学法学院,除了研究相关领域的人及其学生后人,现在恐怕在很多人的耳朵里都是陌生的。

   列举一下印上“东吴法学院”标签的人物及历史事件。著名的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八大律师”中,七人为东吴法学院毕业生。吴经熊与盛振为同为东吴学子,后成为学校管理人员,他们一同参与起草构成民国“六法全书”主体的民、刑、商法典,吴经熊更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副委员长,其发表的《吴经熊氏宪法草案初稿》曾一度引起争论,成为1936年《五五宪章》的蓝本。有学者称,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吴法学院的毕业生“在法律职业和在民众生活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而且上海法律界几乎任何一个有影响的人物都一度与法学院有关”。

   20世纪40年代中期,海牙国际法学曾评选全球50位杰出法学家,中国有王宠惠、杨兆龙两人入选,皆是东吴法学院教授。

   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1997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

   而与东吴法学院有关的事件中,最为国人念怀的是他们在东京审判中做出的贡献。1946年至1948年间,盟国组建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共有17人参加,其中10人来自东吴法学院,包括首席检察官向哲濬,检察官首席顾问倪征燠,助理检察官裘劭恒,检察官顾问鄂森、桂裕,法官秘书方福枢、杨寿林,检察官翻译高文彬、刘继盛、郑鲁达等。

   今年93岁的高文彬是目前中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唯一健在的亲历者,曾做过向哲濬的秘书。说起往事,高老充满自豪:“为什么找我们去,因为只有东吴法学院是教授英美法的,学生英语都很好。我们念英美法,课程完全是英文讲授,老师也请外国老师,英美法是请美国总领馆的法律顾问给我们上课,德国法则请徳领馆的法律顾问上课。那时到远东国际法庭工作的人很多都与我们东吴法学院有关系,我到今天也觉得荣幸。”

   远东军事法庭是由美英主导的国际审判,主要采取英美诉讼程序,有无有力的证据,对于判定战犯罪名至关重要。但是,由于战争期间中国方面没有注重搜集保留证据,日本方面投降后又销毁了大量犯罪证据,摆在中方检察官面前的是艰难的搜集战争罪证的过程。最终,在中方检察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堆起来有一尺多高的证人证词和其他证据材料呈上法庭,最终致日本战犯伏法。

   东吴法学院秉承了东吴大学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寓意学校教育与报效国家之间的逻辑关系。首任华人教务长盛振为曾言:“良以法律教育之目的,不在培植专为个人求功利之普通人才,当为国家社会培植知行合一、品学兼优之法律人才。”东吴法学院走出来的学生,恐怕最能证明这座学校的能量。这种能量在30多年间的迸发,曾引得无数人探究原因——1989年美国法律史学会年会、1990年美国亚洲研究年会上,相继出现了《民国时期的法律教育》《东吴法学院与上海律师界》等多篇学术论文(盛芸《盛振为先生之办学理念》)。美国夏威夷大学法学教授康雅信(Alison W.Conner)更是多次往返海峡两岸,查阅大量档案资料并走访多位东吴老人,以探究这所学院的历史以及其毕业生在现代中国法律职业发展中的作用。

  

“东吴法学”的秘诀

   熊月之说,在东京审判的时候,东吴法律人之所以能涌现出来,不外乎学生的全球视野、比较法学的知识储备两个原因。这正是东吴法学院的两大“招牌”——英美法和比较法学教学,赋予其学生的特色。盛振为曾将东吴法学院的教育方针概括为:“原以英美法与中国法为依据,而旁参以大陆法,继应时势之需求,改以中国法为主体,以英美与大陆法为比较之研究。俾学生对于世界各大法系之要理,皆有相当认识。”

   学院创建初期,可以说是完全照搬了美国法学院的模式,最初10年都是受过专门训练的美国专家以英文教授普通法,其课程也得到美国法学院的承认,许多学生毕业后赴美留学,其中不少人后来重返母校走上讲堂。

东吴法学院的英美法因素在学校的教学方式上得到了体现。例如在外语教学、型式法庭、案例教学法等多方面都反映了当时东吴大学法学院参照美国法学院的教学方式,按照英美法的体系培养学生(何勤华、高童非、袁也《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英美法学教育》)。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学院的新教师往往是刚获得美国学位的东吴毕业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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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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