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芸:法学家盛振为先生晚年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1 次 更新时间:2015-09-03 22: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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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芸  

   上个世纪90年代,我萌发了为父亲盛振为先生写回忆录的想法。我利用暑假回沪陪父亲聊天,与他一起回忆往昔峥嵘的岁月,帮助他打开那早已尘封的记忆库,寻找那失落已久的过去世界。父亲虽年事已高,在日常生活中显得老态龙钟,还出现了近事遗忘的迹象,但是他却能以法律人特有的机智,洞察了我的心思,他不动声色地满足了我的要求,断断续续地向我叙述了他的往事、他的办学、对法律、对人生真谛的诠释。这是他生命的绝唱,也是他留给我弥足珍贵的最后教诲。

  

   诠释大学

   1993年暑假,我回到上海陪父亲聊天。在我要求他讲解往事时,他问道:“你想听哪方面的呢?”

   “我想听您讲讲办东吴法学院(以下简称东吴)的心得。”我答道。父亲听后笑了笑说:

   “哦,你给我出题目,好啊!那么你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父亲见我点了点头接着说:

   “我问你,欧洲大学最早出现在哪个世纪?大学又为什么叫University?你是读历史的,应该能回答上来。”

   “欧洲大学最早出现在12世纪的意大利,其代表为以法科闻名于世的波伦那大学和以医科闻名于世的萨勒那大学。”见到父亲赞许地点了点头,我接着说:

   “欧洲大学的前身是城市中的世俗学校。城市学校的教师按专业组成行会式的组织,学生则按籍贯组成同乡会的团体。各个团体的学生,集结在教师行会的周围,形成一个个以教师为核心的学术团体。几个学术团体联合起来形成了大学,因此大学University就是‘一切融合为一’的意思。”

   “你不是已经找到答案了吗?办大学的第一要素就是物色大师级的专家教授。”父亲说。于是他如数家珍般地列出了他那终生引以为荣的东吴教授团队。团队成员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岗位,却有着相仿的资历,他们都在世界级名牌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都师承过法律专业各个领域中的领军人物,他们中有的正在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有的已经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支由当时世界级法律精英组成的教授团队,以其突出的学术魅力和炉火纯青的业务技巧,深深地吸引着前来求学的年轻人,使之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东吴的教授团队,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都热爱教学,对教学有浓厚的兴趣。”父亲补充道,然后他举了数名在上海办案卓有声誉的英美籍律师为例,他们乐于接受东吴聘书,认真教学却拒收薪酬。因为在他们看来,能有机会登上高校讲坛就是他们莫大的荣誉,东吴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已经是最高的奖赏了,哪里能再接受薪酬呢?他们的加盟不仅使东吴教授团队后继有人,而且使东吴的法学教学始终与时俱进,站在国际法学教学的前列。

   “办大学、聘大师、营造学术环境,这样才能激发青年人的创新潜能,使之日后不仅能服务于祖国的法律建设,而且能跻身于世界法学人才之林,展现中国法律人的风采”,父亲总结道。

   接着父亲谈到办学的第二个要素,是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因为对读书人而言,读书应该是无禁区的,学术争鸣也应该是无禁区的。父亲回忆起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虽然国民政府实施“训政”,国民党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但是他作为私立大学法学院教务长,还是用合法的手段,为学校争取到了某些学术自由,他向我举了3个他引以为自豪的例子。其一是在课程方面争取到在中苏政府交恶直至断交的前提下,仍然坚持开设《苏联法》课程。父亲认为,两国断交是政府行为,开设《苏联法》课程是学术自由,你尽管可以不赞同《苏联法》,但必须知道它是什么,然后再去批判它。其二是在对待陈独秀在法庭上自辩词的态度上。父亲认为:对法学院的学生而言,陈独秀是什么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自辩词中有理有据地驳倒了检察官欲加之的“危害民国罪”,为自己作了无罪辩护。父亲认为:法庭内陈独秀的自辩词引发了旁听席上听众的满堂喝彩,法庭外这篇自辩词又被当时发行的主要报刊争相刊载,那么法学院的学生为什么不能讨论它呢?其三父亲作为立法委员,在立法院开会期间反对有人提出要烧毁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的提案。他认为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可以理解为服务政治斗争的需要,也可以理解为学术思想上的自由争鸣。他以国父(指孙中山)曾说过“三民主义不是共产主义”为据,来证明国父是读过宣传共产主义的书籍的,那么国父能读,国民何以不能读?父亲据此驳倒了对方,并在表决中得到多数委员的支持,上述提案最后被撤销了。

   父亲还谈到办学的第三个要素是物质保障,即学校收支平衡、经费的有序运转。东吴是一所规模不大的私立学校,经济来源仅依靠学费收入而不存在政府拨款。学费收入之半数以上用于支付教授之薪酬,15%左右用于购买原版图书以供教学之需,还有30%的经费用于购买教学用品和校舍的修缮等各种杂务开支。学校要保持收支平衡,还要采取开源节流之道,开源者如将部分学费收入,买个码头出租,将租金补充收入。节流者学校所聘之教授,大都是兼职的,只收课时费,学生全部走读,毋需宿舍、食堂,学校只雇佣了3名工友,1名担任门卫和上、下课打铃、1名收发兼外勤,采购教学用品兼为教授送薪酬(教授薪酬由专人送至府上)。还有1名是花匠,负责美化学校环境兼打扫教室卫生。此外偶尔也采取向社会募捐的方式来解决燃眉之急,如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学校图书馆遭日本侵略军炮轰受损,学校为修建图书馆向社会募捐,筹得白银30万两。学校以10万元修建新图书馆,以20万元汇至国外购买原版图书。东吴图书馆藏书2万册以上,被誉为远东最佳图书馆之一。父亲向我介绍到这里无声地笑了,他沉浸在昔日办学的峥嵘岁月中,那是他为之付出了半生心血的结晶,也是他人生价值的体现。

  

   下盲棋

   1994年暑假,我再次回到上海陪父亲聊天。出乎意外的是他竟向我讲述了他1951年在提篮桥(上海监狱的别称)作阶下囚时的思考。牢狱生活在父亲漫长的一生中,只是一段短短的黑色插曲,自他获释归来后,全家人谁也不敢在他面前提及这段不堪的往事,我们都努力将这组不和谐的音符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然而在事隔四十多年后,父亲却自己重提这段黑色的回忆。他似是经过深思熟虑,借下盲棋来打开话题,他先是问我:是否还记得少年时他曾教过我下象棋,我不假思索答道:

   “当然记得,您先讲了下象棋的规则,接着教我实战,您拿掉了自己的一车、一马、一炮与我对弈,还允许我悔棋。”

   “那么你现在的棋艺如何?”父亲问道。

   “除您之外,我再也没有与他人下过象棋。因为我只会下对方只有单车、单马、单炮的象棋”,我如实以答。父亲听罢朗声大笑,渐渐地他的笑声止住了,他似不经意地问道:

   “你知道什么叫下盲棋吗?”不等我回答又说:

   “盲棋不是盲人下棋,而是没有实物的下棋。”接着他话锋一转道:

   “我坐在提篮桥时,就借与难友(与他同时被捕的高校校长们)下盲棋来打发时光,我们虽没有棋子和棋盘,但棋子和棋盘都在我们的脑海之中,于是你跳马、我飞象,一来一回杀得不可开交。”父亲说到这里停了一下,而我被震住了,怯怯地问:

   “您,您什么时候学会下盲棋这个绝活的?”

   “下盲棋算不上绝活,自古读书人都以之为娱乐的。”父亲答道,接着他告诉我,那是1925年他与几位青年学子同乘国际邮轮去美国留学途中,为了消磨时间就尝试着模仿古人下起了盲棋,不意二十多年后在“提篮桥”还用上它了。

   “你还记得我曾用背诵法教你学习《古文观止》吗?”父亲转了话题问我道。

   “当然记得。”我说:“背诵古文对我后来在历史系就读是太重要了。”父亲听罢点了点头,他告诉我:他曾读过一年私塾,老师用背诵法启蒙,为他的古文打下了根基,也为日后学习法律、背诵法律条文奠定了基础。说着、说着他又将话题转到了“提篮桥”,“在那里,我们被关在一起的‘难友’还比赛背诵古文诗词,今天若背唐诗,则你背李白的、我背杜甫的、他背白居易的,到了明天背宋词,则你背苏轼的、我背陆游的、他背辛弃疾的,再到后天背英国诗,则你背拜伦的、我背雪莱的、他背司各脱的,总之,一人一首轮流背,看谁能坚持到最后。”父亲语调平静地向我讲述了他与他的“难友”在“提篮桥”的生活片段,而我却被他们以相信自己是清白的坚定信念为支撑,虽身陷囹圄犹保存精神独立,坦然面对淫威的抗争方式所折服。父亲的记忆闸门一经打开就奔腾直泻,他双目炯炯面对着我朗声说:“我人虽坐在‘提篮桥’阴暗的牢房里,心里却亮堂堂的,我没有发表过反对共产党的言论或写过骂共产党的文章,没有给警备司令部开过黑名单出卖过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更没有杀过共产党人!因此这只能是冤案,即使有人告我,也只能是诬告。”说到这里,他缓了一口气,恢复了平静的语调,竟为逮捕他的军管会开脱道:

   “关于冤案,你是读历史的应当清楚,古今中外历史上的冤、假、错案难道还少吗?更何况我的案子发生在新旧中国交替、社会大动荡之际。人是应当把目光放得远一些的,不公道的事情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再说世界上要是没有了冤案,还要我们这些律师做什么呢?”他顿了顿又补充道:

   “我是想得明白的,冤案终究成不了事实,总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只是连累了你们,特别是你——你以四年学业总平均5分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竟被分配到安徽省肥西县上派镇一所新成立的中学去教书,是为了我的缘故吧!”

   “不,我是自愿服从分配到基层去的,”我急忙分辩道,“而且到了乡下我还学会了种田、挑水、养猪,过了劳动关、生活关,从这个角度来看,农村不也是一座大学校吗?”我安慰道。父亲看了我一眼慢慢地说:

   “我知道你是受了我的牵连,不仅是你、还殃及了你的两个在乡下出生的孩子。他们在肥西县长大、受教育,考取的是办在安徽的大学,毕业后在合肥工作,而你的姐姐和妹妹都有子女在海外发展,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不等我回答,父亲又语重心长地开导我说:“你要想得明白,子女在哪里工作都一样。你姐姐和妹妹都定居在上海,子女有机会出国固然风光,而你的子女在你身边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更何况你自幼体弱多病,在肥西期间不免吃过不少苦。将来老起来还是离不开子女照顾的。”

   “是,我记住您的话了。”我含泪答道。

   这是仅有的一次,父亲在与我谈话中涉及他做阶下囚时的思考。父亲胸怀坦白、信念坚定、无私无畏,他以理性的分析去求证客观的结论;以人格的力量去忍辱负重、承受非难,这也许就是他虽历经坎坷却依旧长寿的原因。

  

   法的真谛

   1995年暑期,我去看望父亲,他向我讲述了法的真谛,他说:

   “你来了,很好。今天由我来提问,你是教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的,应该掌握些与罗马法相关的知识,我现在要考考你,你将知道的都讲给我听听。”

   “我只能按历史学的角度讲”,我说。接着在讲述了罗马法诞生的时代和社会背景后说:

   “公元438年西罗马帝国皇帝颁布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提奥多西法典》。公元565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颁布了《罗马法大全》,其中包括历代元老院决议、皇帝敕令、法学论文汇编和法学教科书等。”

“Excellent!你通过了我的考试,”父亲说罢又问道: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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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炎黄春秋》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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