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广汉: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模式和港澳独特作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23 次 更新时间:2016-05-25 16:15

进入专题: 全球经济治理   中国模式   一带一路  

陈广汉  

内容提要:以基礎設施和產業合作爲重點,以不同文明和平共存、不同發展道路相互尊重爲前提的“一帶一路”戰略,有別於傳統的、以市場開放爲主要特徵的雙邊、多邊談判和協議的自貿區合作方式,正在形成一種全球經濟治理的中國模式,是爲解決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兩大主題的可貴探索。它有利於不同歷史文化、制度背景、發展模式和發展階段國家之間的經貿合作。在中國對外開放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香港和澳門不僅是金融、商貿、航運、旅遊中心,也是中西文化交流前沿和不同文明包容互鑒窗口,可以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發揮獨特作用。

关 键 词:一帶一路  全球經濟治理  中國模式  港澳作用


“一帶一路”是中國提出的偉大倡議和國際合作公共產品,有別於傳統的、以市場開放爲主要特徵的雙邊和多邊協議的自貿區經貿合作方式,正在形成一種全球經濟治理的中國模式。經國務院授權,由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商務部發佈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明確指出:要“發揮海外僑胞以及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獨特優勢作用,積極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在中國對外開放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香港和澳門,可以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承擔獨特作用。


一、“一帶一路”:全球經濟治理的中國模式

全球治理理論是爲了應對全球化和多極化趨勢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系列國際性問題,而提出的對全球事務進行共同管理的理論。該理論最初由西德前總理、社會黨國際主席、國際發展委員會主席維利•勃蘭特於1990年提出。1992年,有一批國際知名人士發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員會”(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該委員會於1995年發表了《天涯成比鄰》(Our Global Neighborhood)的研究報告,較爲系統地闡述了全球治理的理論。該委員會認爲:治理是個人和制度、公共和私營部門管理其共同事務的各種方法的綜合。它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其中,衝突或多元利益能够相互調適並能採取合作行動,它既包括正式的制度安排,也包括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全球治理的核心要素包括治理的價值、規制、主體、客體和效果。全球問題的治理不可能在追求個別或者少數國家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實現,它應該是全球範圍內所要達到的理想目標,應當是超越國家、種族、宗教、意識形態、經濟發展水平之上的全人類的普世價值。從全球經濟發展的層面看,全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由於經濟發展水平巨大差異引起的利益衝突、二戰後形成的制定和實施全球經濟規則的組織機構和制度如何適應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這些都是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內容。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現行的國際經濟治理制度包括組織和規則,在促進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和解決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方面存在不足。近幾年來,美國分別推出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和PSA(多邊服務業協議)計劃,旨在主導後金融危機時代世界經濟秩序的構建和經濟規則的制定。這種以市場開放爲主要特徵的雙邊、多邊談判和協議的自貿區的經貿合作模式,往往高門檻將一些欠發達國家排斥於門外,不能解決欠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爲了應對國際經濟秩序以及世界經濟格局變化的挑戰,近年來,中國一方面在國內建立自貿區,在國際上加快雙邊和多邊自貿區談判和建立,提升對外開放的水平;另一方面推出“一帶一路”倡議和建立亞投行,以中國行動和方式推進世界經濟發展和區域合作,形成“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中國提出的亞投行、“一帶一路”等倡議旨在支持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共同發展,它不排斥現行國際經濟秩序,也不是要謀求勢力範圍,而是一種新的經濟全球治理模式的探索。

“一帶一路”由“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構成,絲綢之路經濟帶主要依託國際大通道,以沿線中心城市爲支撐,以重點經貿產業園區爲合作平臺,共同打造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等國際經濟合作走廊。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重點港口爲節點,共同建設通暢安全高效的運輸大通道,同時涵蓋中巴、孟中印緬兩個經濟走廊。“一帶一路”的建設將以亞洲國家爲重點,以經濟走廊爲依託,以交通基礎設施爲突破,以建設融資平臺爲抓手,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構建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國際經濟治理體系。傳統的、以市場開放爲主要特徵的多邊談判和協議自貿區,在不同發展水平的經濟體和國家之間,往往存在巨大的利益衝突和矛盾。發達國家高開放標準往往會損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將一些發展中國家拒之於門外。“一帶一路”戰略以基礎設施和產業合作爲重點,以不同文明和平共存、相互尊重爲前提,正在形成一種有別於傳統的、以市場開放爲主要特徵的雙邊、多邊談判和協議的自貿區經貿合作模式。它更有利於推進不同歷史文化、制度背景、發展模式和發展階段國家之間的經貿合作,構建包容、均衡和普惠的國際經濟合作體系。

(一)產業國際投資的互惠。產業發展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基礎,工業化是經濟起飛的必經階段。產業合作和相關的國際直接投資可以帶動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也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經濟的需要。經過多年發展,中國已形成許多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包括消費品工業、裝備製造業和高科技產業,尤其一些與基礎設施相關裝備製造業具有國際領先水平。這些產業具備了開展跨國投資的能力和意願。據國家商務部披露,目前中國正在全球50個國家建立118個經貿合作區,其中有77個處在“一帶一路”沿線的23個國家。①這些境外經貿合作區主要分爲加工製造型、資源利用型、農業加工型以及商貿物流型四類園區,位於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35個合作區,分別位於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俄羅斯、白俄羅斯、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塞爾維亞等國。而對“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貿合作區更是遍佈沿線,包括東南亞的老撾、緬甸、柬埔寨、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南亞的巴基斯坦、印度和斯里蘭卡;在非洲的埃及、埃塞俄比亞、贊比亞、尼日利亞、坦桑尼亞、莫桑比克等國家。這些產業園成爲“一帶一路”重要承接點和支點,帶動相關國家的工業化和經濟增長。

(二)基礎設施投資的共贏。基礎設施的先行性、不可分性和準公共產品性,表明基礎設施在國家社會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特別是對於經濟處於起飛時期的發展中國家更是如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需求迫切,供求缺口巨大。基礎設施建設是推進“一帶一路”戰略實施的突破口,一方面基礎設施建設可以促進沿線國家的互聯互通,加快生產要素流動,促進市場開放,降低經濟運營成本,同時也可以爲投資國的資本和產業找到市場,實現資源更大範圍的有效配置。基礎設施投資還具有乘數效應,可以帶動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中國牽頭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就是一個以基礎設施投資爲主要對象、開放性多邊金融機構,與絲路基金一起,將成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融資平臺。

(三)不同文明的包容和互鑒。在古代世界人類發展的歷史中,形成了幾個相對隔絕、獨立發展的文明中心以及相應的文化圈。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是東西文明和文化交流的紐帶和橋樑。中國古代的造紙、印刷技術,絲綢、磁學等中華文明的成果,通過絲綢之路傳播到歐洲,對歐洲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絲綢之路的歷史證明,不同文明之間雖存在差異,但並不必然導致對抗和衝突。“一帶一路”建設爲中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的交流、合作和互鑒提供新的契機。“一帶一路”戰略“倡導文明寬容,尊重各國發展道路和模式的選擇,加強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求同存異、兼容並蓄、和平共處、共生共榮”,主張“包容、均衡、普惠”的發展理念,將“民心相通”視爲“一帶一路”建設的社會根基,提出“傳承和弘揚絲綢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廣泛開展文化交流、學術往來、人才交流合作、媒體合作、青年和婦女交往、志願者服務等,爲深化雙多邊合作奠定堅實的民意基礎”。②

“一帶一路”戰略實施已經在經濟上取得初步成效。在全球經濟依舊處於深度調整,復甦乏力,需求不振的情况下,2015年上半年,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經貿合作扎實推進,特別是在投資和工程承包方面成效顯著。對外貿易方面,我國與沿線國家雙邊貿易總額4,853.7億美元,同比下降8.4%,佔同期進出口總額的25.8%。其中,對沿線國家出口2,957.7億美元,增長1.9%,佔出口總額的27.6%;自沿線國家進口1,896億美元,下降20.9%,佔進口總額的23.4%。“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華投資設立企業948家,同比增長10.62%;實際投入外資36.7億美元,同比增長4.15%。從所投資的行業看,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實際投入外資增長幅度較大,同比增長分別爲116.54%、1,262.15%和150.02%。從所投資的地區分佈看,上海、江蘇、山東的投資佔比較高,所佔比重分別爲22.24%、16.04%和7.84%。從國別來源看,實際投入外資增幅較高的國家有:馬來西亞(增長135.51%)、沙特阿拉伯(增長697.27%)、波蘭(增長3,621.92%)、俄羅斯(增長129.36%)、斯洛伐克(增長196.67%)。對外直接投資方面,我國企業共對“一帶一路”沿線的48個國家進行了直接投資,投資額合計70.5億美元,同比增長22%,佔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15.3%。投資主要流向新加坡、印尼、老撾、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和泰國等。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的60個國家承攬對外承包工程項目1,401個,新簽合同額375.5億美元,佔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43.3%,同比增長16.7%,其中新簽合同金額在5,000萬美元以上的項目137個,累計合同金額309億美元,主要涉及電力工程、通訊工程、房屋建築、交通運輸、石油化工建設等領域;完成營業額297億美元,佔同期對外承包工程完成營業額的44%,同比增長5.4%。我國企業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訂服務外包合同金額70.6億美元,執行金額48.3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7%和4.1%。其中,承接東南亞國家的服務外包合同金額40.3億美元,執行金額29.3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18.2%和9.1%。③


二、香港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作用

改革開放30多年來,香港對內地發揮的功能主要是“引進來”。隨著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中國對外投資將快速增長,走出國門的企業會不斷增加。香港具有高度開放和比較完善的資本市場、發達的國際商業網絡、與國際接軌的法律體系、自由和通暢的信息交流,香港可以助力中國經濟和企業更好地“走出去”。

(一)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爲“一帶一路”提供金融支持

金融支持在“一帶一路”建設中起到主導作用。目前內地金融機構還無法滿足“一帶一路”建設帶來的跨國融資需求,有中國牽頭組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擬定的註册資本金一千億美元,但是實際上各成員國只有20%的實繳資本,剩餘的資金需要通過發債和籌資獲得。香港是世界主要金融中心,金融市場及銀行體系發達,資金充裕,聚集了數以千計的世界知名投資銀行、基金管理及財務公司,監管規範,市場運作成熟,是“一帶一路”建設融資重要平臺。

1.利用香港完善資本市場,發行“一帶一路”建設債券。利用香港完善的金融市場,專業的金融分工,透明的、標準化的金融產品,齊備的金融基礎設施優勢,通過發行各類債券,分散國際投資風險。

2.發揮香港發達的銀行體系和融資便利、成本較低優勢,籌措資金。香港本地及國際資本充裕,資本流動自由,在資金融通、資產管理和資金運行方面優勢明顯,融資便利和成本較低。

3.離岸人民幣業務帶來的新優勢。香港已經成爲中國境外最大的人民幣結算中心和人民幣業務中心。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的日益深化使得內地與香港之間經貿及服務業不斷開放,香港人民幣貿易結算不斷放寬,爲香港人民幣業務的發展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離岸人民幣業務發展會降低內地企業“走出去”的匯率風險。

(二)利用香港現代服務業和國際商業網絡,打造“一帶一路”的國際營運平臺

1.現代服務業體系和熟悉國際規則的人才。現代服務業是香港的支柱產業,聚集了大量的專業服務機構、高端服務人才,能够提供國際化程度很高的專業服務。這些專業人士熟悉國際管理、西方會計制度、稅例的商業管理與顧問、會計及審計諮詢、國際融資、企業兼併,其中許多都具有通曉兩文三語的優勢,能爲實施“一帶一路”戰略中“走出去”的內地企業提供專業服務。

2.高度開放的經濟和全球化商業網絡。香港是自由港,資本、人員、信息和商品自由流動,形成了國際商業網絡,爲企業更好地在全球範圍進行佈局和運營創造了條件,有利於企業實現資金的自由、高效調度以及進行資產管理,實現資金利用效益最大化,還可以利用香港國際化宣傳品牌和商業網絡,宣傳企業品牌,建立品牌形象。

3.國際跨國公司聚集地。香港跨國企業衆多,內地企業在香港這個國際化的環境之中,不斷地接觸到世界各地的企業,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打交道,豐富了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經驗。

(三)發揮國際化營商環境及國際交通樞紐的優勢,建設海上絲綢之路的國際樞紐

1.自由經濟制度與自由港地位爲企業全球運營帶來諸多便利。香港政府長期奉行“大市場、小政府”原則,很少對市場和企業經營進行干預,沒有繁瑣的審批程序。內地企業投資香港手續便利,在港公司註册亦沒有資本金要求。內地企業在香港這樣的自由化經濟環境下,能够充分利用香港市場的國際化資源和品牌優勢,拓展海外市場。

2.與國際接軌的法律制度。回歸後香港的法律制度繼續沿襲了普通法體系,有與歐美大多數國家接軌的優勢,內地企業在香港簽訂的合約受到香港法律的保護,日後有糾紛和分歧可以按照香港法律裁決。

3.簡單稅制和低稅率。香港的簡單稅制和低稅率是吸引內地企業通過香港走出去的重要誘因。其一,香港稅制簡單,徵收稅種較少及主要爲直接稅,包括俸薪稅,利得稅及物業稅。其二,香港不徵收資本增值稅或者紅利預扣稅,在徵稅方面採用地域來源原則,只對香港的利潤或者收入徵稅。企業進口機器和原材料無需繳付關稅,對於香港研究及開發工作,香港推行優厚的稅項寬減措施。

4.香港的地域優勢與發達的交通網絡也爲企業全球經營帶來了便利。香港地處亞洲中點,又是太平洋和印度洋航運要衝,是東南亞乃至世界的重要交通樞紐和商業中心。香港背靠內地、面向世界的獨特地理位置使得內地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不僅能够顧及其東南亞以及歐美市場,還能够保持其與內地的緊密聯繫,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門戶和國際樞紐。

(四)發揮“一國兩制”優勢,內地和香港企業聯手開拓“一帶一路”市場

內地企業可以與香港企業合作,利用香港作爲“一國兩制”下獨立關稅區的地位優勢,以聯合投資、聯合投標、聯合承攬項目等多種方式,共同開拓“一帶一路”市場。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中國過剩產能和優勢產業的“走出去”有時會面臨接受國出於政治因素、保護本國企業等考慮而出現的種種限制。與香港企業“聯合走出去”,可以利用香港企業己建立的商業網絡,更快地進入東道國市場,借助香港的國際化優勢,推動“中國標準”走出去,以爭取更大的競爭優勢、還有利於避開某些貿易壁壘和不合理政治因素,拓展國際市場。

(五)發揮珠三角製造業優勢,打造“一帶一路”沿線經貿產業園

美國波士頓諮詢集團(BCG)發佈報告《全球製造業經濟大挪移》顯示,全球出口排名前25位的經濟體,以美國爲基準(100),中國製造業的成本指數爲96。中國製造業的成本已經與美國相差無幾。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提出,商務部2015年將推進“境外經貿合作區創新工程”。中國正在全球50個國家建設118個經貿合作區,其中涉及“一帶一路”國家共達77個。這些境外經貿合作區成爲“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承接點。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承接香港和國際產業轉移,促進本土製造業發展,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集群,被譽爲世界製造業基地。粵港聯手,推進珠三角製造業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產業園。

(六)借鑒香港PPP投資和運營模式的成功經驗,參與“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建設

基礎設施建設是“一帶一路”經貿合作的重要內容,其中需要整合政府和民間力量參與其中,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被認爲是一種有效投資和運營模式。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香港政府財政赤字嚴重,開始重視PPP模式的應用,並由其效率促進組(Efficiency Unit)專門負責PPP模式的推廣。事實上,香港早在幾十年前就已將PPP模式應用於其基礎設施建設中,包括紅磡海底隧道、東區海底隧道、西區海底隧道、大老山隧道、大欖隧道、化學廢物處理廠、內河貨運碼頭、數碼港、亞洲國家博覽館、香港迪士尼樂園等,而爲人熟知的香港地鐵也通過上市實現其公私合營模式。香港可以利用這些成果的經驗,與內地政府和企業合作,參與“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建設。

(七)香港應爲內地企業高管來港工作和進出香港提供更多便利

目前內地企業來港設立分公司或分支機構,管理層主要是通過“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獲得工作簽註和居留資格。由於專才計劃對人才的定義設定了一些條件,如教育背景、專業技術資格等,一些內地企業派出的管理人員因不符合條件而被拒之門外。而企業一般員工,則要根據輸入勞工的有關規定受到更嚴格的限制。這些規定對於香港打造成爲內地企業“走出去”的海外營運中心有一些負面影響。爲吸引內地企業將香港作爲海外營運中心,需要給這些企業高管來港工作和進出香港提供便利。

從“引進來”到“走出去”,表明了隨著內地新一輪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推進,香港的角色正在發生變化。近幾年來,香港政改導致政治爭拗和社會分化,導致的社會內耗和空轉,拖累了香港經濟,損害了港人的切身利益,最終將削弱香港在國際和區域中的經濟地位。政改被否決剎停香港民主進程,而另一方面卻爲香港緩解政治紛爭,聚焦經濟民生,提供了契機。香港需要回歸理性和務實,以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爲中心,凝聚社會共識,在國家實施“一帶一路”戰略中扮演獨特角色。


三、澳門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作用

澳門十六至十九世紀在海上絲綢之路中扮演過重要的樞紐角色,當時海上絲綢之路分東線(太平洋)和西線(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澳門貨幣(pataca)是海上絲綢之路西線通用的貨幣。當時的這種貨幣由南美墨西哥、秘魯等國的銀礦鑄造出來,用以換取中國的絲綢、茶葉、磁器等產品,而通過東、西兩條絲綢之路銷售到全世界。同時有福建、廣東的許多勞工、技師、商人等通過這條航線移民到世界各地。澳門成爲當時人流、物流的重要集散地,目睹了經濟全球化的第一步。④由於缺乏深水港,在十九世紀下半葉澳門的自由港地位逐漸被香港所取代,但是澳門仍保留其低稅或免稅、貨幣自由兌換、人員和資本自由出入等自由港的制度。在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澳門的企業率先投資內地特別是珠三角地區,在向內地引進資本、技術、現代管理經驗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一)澳門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文化交流作用

經貿合作和人文交流是“一帶一路”戰略的兩翼。文化交流是各國人民心靈溝通的橋樑,建立政治互信的基礎工程,影響深遠。經貿合作與人文交流可以相互促進。絲綢之路既是經貿合作的紐帶,也是文化交流的橋樑。“一帶一路”涵蓋的國家眾多,這些國家歷史文化、宗教信仰、社會制度、發展階段的差異性很大,經貿合作要走穩行遠,文化交流和政治互信顯得特別重要。文化交流有利於建立政治的互信,促進經貿合作,形成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澳門是一座在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鑒和融合生長中發展起來的城市,在中西和東西文化交流中做出過突出貢獻。澳門學者吳志良認爲,在澳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和不同信仰在這裡和睦相處,共生共存,孕育出一個不同文明互相尊重、互相學習、互相吸納、共同進步的交往模式。⑤澳門城市的這種包容開放和共生共存的文化品格和交往方式,與“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和“一帶一路”合作理念、建立命運共同體的主張是一脈相承的,來源於中華文化兼容並蓄、海納百川的恢弘氣魄,需要在推進“一帶一路”戰略中發揚光大。澳門社會的發展是不同文明可以包容互鑒與和平共處的“範式—經驗”的有機結合,具有在“一帶一路”中扮演文化交流的獨特作用。

(二)澳門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商貿服務功能

2008年國務院發佈的《珠江三角洲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首次將澳門定位爲世界旅遊休閒中心。2011年3月國家頒佈《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支持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加快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澳門要發揮自身優勢,把握與“一帶一路”戰略機遇和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關係蓬勃發展的態勢,全面落實和實施“一個平臺”(中國與葡語國家貿易合作服務平臺)和“三個中心”(中葡中小企業商貿服務中心、葡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及中葡經貿合作會展中心)計劃,將澳門作爲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平臺的服務功能做實、做大、做強,並以此爲依託向“一帶一路”國家和區域拓展。同時,以第八届亞太經合組織(APEC)旅遊部長會議在澳門成功舉行和通過《澳門宣言》的契機,傾力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開拓“一帶一路”國家旅遊市場。將建設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與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參與國家“一帶一路”建設有機結合起來。

澳門雖然具有自由港的優勢,但是澳門現代服務業的競爭力不強。澳門可以通過建設葡語國家商貿服務平臺和打造中葡中小企業商貿服務中心、葡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及中葡經貿合作會展中心,形成自身現代服務業優勢,服務於國家“一帶一路”戰略。

1.強力打造“三個中心”,將經貿合作服務平臺做實

以“中葡中小企業商貿服務中心、葡語國家食品集散中心及中葡經貿合作會展中心”的建設爲抓手,以中小企業商貿服務、食品集散和經貿合作會展爲核心,扎實推進商貿服務平臺建設,鞏固和提升澳門作爲中國內地與葡語國家商貿中介和橋樑角色,爲中國內地與葡語國家、以及澳門的企業帶來新的商機。“中葡合作發展基金”,在澳門設立“中葡論壇培訓中心”等多項推動中葡經貿合作的建議和措施。

2.全面提升服務功能,將經貿合作服務功能做大

按照發揮優勢和彰顯特色的原則,以提升“一個平臺”和“三個中心”的服務功能爲中心,明確市場定位,發展金融、商貿服務、企業諮詢、市場營銷、法律服務、食品檢測、會展服務、物流、雙語教育等現代服務業,拓展服務領域,提升服務能力,在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和“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中更好扮演“引進來”和“走出去”的角色和平臺。

3.切實推進體制和技術創新,將經貿服務能力做強

適應世界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發展的新趨勢,創新體制和管理模式,強化競爭意識,充分發揮和挖掘澳門自由港制度和“一國兩制”優勢,爲提升經貿平臺功能創造更好的制度條件和市場環境。大力推進現代科技特別是信息技術在現代服務業中的運用,推動現代服務業與信息產業的融合發展,培育和引進經貿服務和科技產業的優秀人才和優質企業,增強服務能力。通過制度和技術創新,提升商貿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

(三)發揮澳門產業優勢,建設“一帶一路”旅遊休閒中心

提升澳門旅遊業的國際化程度,拓展國際市場是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要求。處於“一帶一路”的東南亞、南亞,以及歐洲國家應該成爲澳門旅遊業開拓國際市場的重點,並以此帶動旅遊休閒業發展,促進澳門產業適度多元化。

1.開展全方位和多層次的旅遊合作,拓展“一帶一路”旅遊市場

以旅遊市場一體化爲目標,進一步推動區域內制定相關法律法規,消除市場壁壘,促進旅遊市場相互開放。積極推進實施《APEC旅遊戰略計劃》,促進中國與“一帶一路”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南亞和拉美國家之間全方位、多層次的旅遊合作,拓展澳門旅遊業的國際市場,提升旅遊休閒業的國際化水平。

2.加快旅遊業和其他產業的融合,促進產業適度多元化發展

以旅遊休閒產業爲主導,注入文化、保健、美食、購物、演藝、世界遺產、會展、娛樂等元素,促進旅遊產品多元和旅客來源多元,帶動其他產業,提升澳門旅遊業在全球旅遊發展的影響力和輻射力,將澳門建成集旅遊休閒中心、旅遊文化中心、旅遊服務和集散中心於一體,集旅遊觀光、休閒度假、文化創意、會議展覽、娛樂體驗等多元功能於一身的綜合性旅遊城市。

3.加快現代科技與旅遊業融合,建設國際“智慧旅遊”城市

廣泛應用現代科技,尤其是信息技術,改造傳統旅遊產業,適應現代旅遊業信息化發展趨勢,全面提升旅遊休閒產業的競爭力和輻射力。提升旅遊業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利用科技手段和信息技術促進簽證、人員交流、市場開放等領域的便利化,促進互聯互通,建設國際“智慧旅遊”城市。

4.倡導綠色和低碳發展理念,實現旅遊業可持續發展

倡導綠色低碳發展理念,事關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協調與可持續發展。積極參與和推動亞太地區旅遊業低碳發展合作,實施綠色旅遊和低碳旅遊計劃,使澳門旅遊業成爲推進亞太和“一帶一路”地區綠色、可持續增長的良好示範。


四、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打造“一帶一路”橋頭堡和發動機

“充分發揮深圳前海、廣州南沙、珠海橫琴、福建平潭等開放合作區作用,深化與港澳台合作,打造粵港澳大灣區”⑥是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內容。深化香港、澳門和廣東之間的合作,整合三地的優勢,可以爲“一帶一路”建設提供重要支撐和動力。

(一)促進粵港澳經濟深度融合,爲“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動力

以廣東自貿區建設爲依託,推進粵港澳經濟深度融合,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爲“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強大動力。廣東自貿區建設將會引領內地的新一輪改革開放,加快廣東產業轉型升級,促進港澳經濟發展,推動粵港澳經濟深度融合,促進“一帶一路”特別是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充分發揮橫琴、前海和南沙自貿區發展帶來的制度創新優勢和毗鄰港澳的區位優勢,落實國務院批覆的自貿試驗區建設總體方案,深入推進粵港澳服務貿易自由化,深化粵港澳金融合作,強化粵港澳國際貿易航運功能集成,提升粵港澳區域經濟的國際競爭力,爲“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動力。

(二)推進國際產能合作,爲“一帶一路”提供產業支撐

國家提出將我國產業優勢和資金優勢與國外需求相結合,以企業爲主體,以市場爲導向,大力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製造合作,促進國內經濟發展、產業轉型升級,拓展產業發展新空間,打造經濟增長新動力。力爭到2020年,與重點國家產能合作機制基本建立,一批重點產能合作項目取得明顯進展,形成若干境外產能合作示範基地。廣東特別是珠三角地區製造業發達,其中輕紡、家電、建材、信息、通訊等行業是我國的優勢產業,被稱爲世界製造業基地。香港的金融、商貿服務業和現代專業服務人才,澳門是葡語國家商貿服務平臺。粵港澳三地可以充分發揮自身優勢,抓住國家“一帶一路”建設和推進國際產能合作的機遇,將兩者有機結合起來,推動本區域特別是珠三角製造業“走出去”,在“一帶一路”國家建設產能合作園區。

(三)深化區域金融合作、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2015年第17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發佈,這份每半年更新一次的全球金融中心競爭力排行榜顯示,全球排名前十的國際金融中心中,紐約和倫敦繼續領跑,並拉大了與後來者的差距;香港、新加坡和東京仍然在亞洲領先,依次排名全球第三至第五。中國內地則有上海、深圳、北京和大連四個城市上榜,12個入榜亞洲金融中心的城市中,有11個得分和排名上升,上海得分695,排名全球第16,較上期上升4位;深圳得分689,名列全球第22,上升3位;北京得分674,名列全球第29,上升3位。大連首度進入榜單,成爲我國內地第四個進入GFCI指數的金融中心,排名全球第51。粵港澳金融合作潛力巨大,將能對內輻射中國內地,對外輻射全球市場,爲“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強大的金融支持,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1.引進香港金融機構和管理,打造南方金融總部基地和國家金融創新示範區。利用前海、南沙和橫琴自貿區建設的制度創新優勢和毗鄰港澳的區位優勢,引進香港金融機構以及相配套專業服務,加快金融管理體制創新,推進利率體系和形成機制的改革。通過和香港銀行業合作吸引人才、借鑒管理經驗、開拓金融服務產品,打造地區銀團貸款和財富管理中心。其一,借鑒國際銀行業成功經驗,在珠三角地區率先建立客戶信息的保密制度,建立個人及團體資產專業化管理體系,吸引香港優秀銀行業人才進入,在廣東建立起特有的專業化銀行服務。其二,應允許設立港澳資銀行以及民資與港澳資合辦合資銀行。港澳資銀行可在前海、南沙和橫琴自貿區開展擴大人民幣業務試點,享受國民待遇,可從事各類零售及批發銀行業務,包括接受存款、企業融資、貿易融資、財務活動、貴金屬買賣及證券交易等。其三,借助與香港的同業合作,著重建設以銀行業爲重心的金融業,大力發展銀行存貸款業務,打造華南地區銀行業務中心。其四,結合廣州及深圳正在形成的對資本市場的巨大需求,推動粵港澳金融機構攜手開發銀團貸款,引進金融產品,開展網絡銀行合作,推動華南地區銀行機構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支持香港銀行機構入股本地銀行機構,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協同效應。其五,加快推進以中央銀行利率爲基礎,以貨幣市場利率爲中介,由市場供求決定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水平的市場利率體系和形成機制的改革步伐。

2.推進人民幣及外匯跨境結算合作,提升區域性資金結算中心地位。廣東要加強與香港的結算合作。其一,完善人民幣和外匯跨境結算系統,積極推動跨境外匯結算系統和境內外匯結算系統的聯網,提升區域性結算中心地位。其二,支持深圳銀行機構爲符合條件的香港銀行機構開立人民幣同業往來賬戶,爲符合條件的香港企業開立非居民人民幣結算賬戶,推動深港跨境個人人民幣業務穩步開展。其三,加強與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金融機構的溝通,推進廣東自貿區跨境人民幣貸款業務的開展,爭取擴大試點範圍。利用新框架下市場准入放寬,建立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的人民幣回流機制。

3.打造人民幣國際化的境內橋頭堡,支持香港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發展。充分利用前海作爲內地金融創新示範區的制度創新優勢和毗鄰香港的區位優勢,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推進前海區域開展境內人民幣“走出去”和境外人民幣“流進來”兩個方向的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在前海區域內對境外資本逐步地開放國內金融市場,可以考慮在中國尚未放開資本項目、人民幣尚不能自由兌換的總體宏觀背景下,通過中央政府和人民銀行的政策和制度創新安排,在前海積極試行人民幣有限度的自由兌換,探索人民幣國際化和資本項目的開放路徑及其風險防範措施,爲人民幣國際化積累經驗、探索路徑,支持香港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的建設和發展。

4.適時推出“深港通”,推動深港兩地資本市場融合發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015年1月5日在深圳考察時表示,滬港通後應該有深港通。希望能在2015年推出的深港通,促進資本市場的融合,加快A股市場國際化進程。從區位優勢看,深圳與香港地理相連,交通便利,兩地包括資金流、信息流、投資理念等都有非常緊密的聯繫,深港通推出後對兩地資本市場的發展會有積極的促進作用,有利於探討在金融、法律等衆多方面進行全面融合,通過實踐制定有利於兩地資本市場共同發展的遊戲規則。

總之,“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代表一種全球經濟治理的中國模式,是中國作爲負責任大國解決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兩大主題的一種可貴探索,不僅會改變世界經濟發展的格局,而且也會帶動中國區域經濟新發展,港澳可以在這一戰略的實施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從而提升自身在國際和區域經濟中的地位和競爭力。

①中國境外合作區118個,“一帶一路”沿線77個。中國新聞網,2014年12月31日,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4/12-31/6926328.shtml

②⑥參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外交部、商務部:《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2015年3月28日。

③数據來源:商務部召開例行新聞發佈會,見商務部官方網站,2015年8月4日。

④魏美昌:《澳門的對外平臺角色——與拉美國家的關係》,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演講,2015年4月22日。

⑤吳志良:《“一帶一路”戰略與澳門角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經濟論壇上的發言,2015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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