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表态、赎罪、反特权——1966年知识分子拥护文革的态度解读
考察文革兴起，有一现象耐人寻味。这场肇始于针对文化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名为文化革命实乃文化浩劫的政治运动，却受到文化界包括所谓反动学术权威在内的广大知识分子的普遍拥护。在运动初期，知识分子中的不少人，即便自己被批为黑帮，揪出打倒，也能低眉顺眼，态度端正，几无怨言。知识分子为一国文化的传承与捍卫者，也是社会公共事物的观察与批评者，但文革兴起时的情形却不是这样，知识分子群体不仅没有显示应有的怀疑与批评精神，而是表现出迎合与拥护，这样的态度表现不免让人感到困惑。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其背后原因何在，它反映了知识分子一种怎样的心理形态？郭沫若、顾颉刚、周一良、叶笃义、杨宪益为文化界著名知识分子，文革时期名望、地位与身份各不相同，具有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的代表性。笔者以他们五人为考察对象，依据其本人或他人有关其文革初期的文字资料与态度表现，结合社会历史背景分析，试对这一现象作出解读.
文革以1966年5月中央通过《五一六通知》为标志而正式兴起，但在此之前，毛泽东为打倒刘少奇在意识形态领域已做了相当的舆论铺垫与造势准备。始于1965年11月的批判吴晗及其《海瑞罢官》，是为前奏。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这场面上针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与学术权威的大批判，让文化界的知识分子最先感到一种山雨欲来的不祥预兆。郭沫若的反应最为明显与典型。随着吴晗、田汉、翦伯赞一个个被点名批判，成为矢的，以及不时传出要对郭沫若开展批判的声音，郭沫若如惊弓之鸟，感到十分紧张与惶恐不安。1966年1月27日郭沫若以“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为由，写出一封辞职信，向上提出辞去中科院院长以及中科大校长等职务，以求自保。
郭沫若乃49年之后中国文坛的头号人物，也是文化学术界的象征和代表。毛泽东发动文革，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打倒学术权威，但为获得拥护支持，同时也需要学术界一两个名宿，装点门面，表示态度，做出配合，以显示运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郭沫若的名望地位以及多年来与毛诗歌唱和的密切关系，当然是不二人选。所以，针对有人提出对郭的批判，毛泽东不同场合多有表示，郭老要保，但要表示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
郭沫若因此获得护身符而如释重负。于是顺水行舟，见机行事。在4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上，在文化部做了“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主题报告后，郭不失时机，以“自焚著作”的一番表态发言，做了“自我否定”。郭沫若说：“报告对我来说，是有切身的感受。说的沉痛一点，是有切肤之痛。因为在一般朋友们、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此番讲话，经毛泽东亲笔批示，以《向工农兵群众学习，向工农兵群众服务》为题，全文刊于4月28日的《光明日报》。
郭沫若“自焚著作”的表态发言，影响非同小可。对知识界而言，像郭沫若这样的人物都作了自我否定，自觉其从前作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要求，毫无价值，应该烧掉，那么其他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封资修”的东西难道还不需要打掉？文化革命“破旧立新”，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不正必须且必要？！郭沫若洗心革面的文化立场与歌德颂圣的态度表现，让其以文化人之身应邀列席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两次会议郭贡献了两首《水调歌头》，且看《水调歌头•读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一总分为二，司令部成双。 右者必须炮打，那怕是铜墙。 首要分清敌友，不许鱼龙混杂，长箭射天狼。
恶紫夺朱者，风雨起苍黄。 触灵魂，革思想，换武装。 光芒万丈，纲领堂堂十六章。 一斗二批三改，四海五湖小将，三八作风强。 保卫毛主席！心中红太阳。
从以衰病辞职到“自焚著作”，再到高歌颂圣、欢呼文革，郭沫若态度几经转换，其中多少是发自内心的真实，多少是迫不得已的表态，多少是身不由己的被动，与迎合上意的奉承，人们很难分得清楚。这位以善变闻名的文坛盟主，49年之后的角色定位，“党喇叭”之称谓已得概括。其实，其表态到底几多真心实意，对运动发起和领导者来说，并不重要，他的表态才是重要。
与郭沫若避害就利甚而趋炎附势而表态支持文革不同，杨宪益对文革的拥护，乃是真诚的自我认同。文革初起，报上批判《燕山夜话》，杨宪益不仅积极参与，而且自我检查对照，自揭其丑，主动将以前写过的一篇讽刺某些口头革命家的杂文定为“毒草”，并“欢迎同志们批判”；甚至在被打成黑帮后，为自己被拒绝在单位欢迎军宣队的大字报上签名，而伤心掉泪。杨宪益后来坦承：“文革初期我……还是非常拥护的。我一直是非常拥护的。”
杨宪益是知识分子中难得一见的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人，在文革前的一系列运动中，他大都提出过与众不同的看法，但文革初期态度却是“非常拥护”，即使自身受到批斗，也能够接受。这样的态度表现在知识分子中并非个例，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如历史学家顾颉刚，不仅对批吴晗、批《三家村》深表赞同，而且当自身被打为反动学术权威，白天戴高帽，受批斗，晚上回家还反躬自省，以“学问上贪多务得，好大喜功”和“名望太大”“成为学阀”而自罪，勉励自己“在这次运动中，好好地接受教育，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立场为无产阶级立场”。
杨宪益和顾颉刚，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代表，他们对待文革都表现出支持认同的态度，但支持认同的原由却大异其趣。众所周知，文革主要以两种人为整治对象，一是党内走资派，一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知识分子因身份地位不同，旨趣与关注点不同，对运动的反应也就不同。就杨宪益而言，他关注的重点是前者，是整走资派。整走资派尽管具有深厚的党内斗争背景因素，但其话语表达的是反官僚主义，而反官僚主义，在杨宪益看来就意味着“反特权”。杨宪益是充满理想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抗战之后因对国民党腐败专制的愤怒不满，参加反蒋斗争而支持中共。建国之后杨宪益经十几年的观察发现，党内“特权很厉害”（主要是政治特权），民众缺少基本的政治权利，以至导致党群关系紧张，官民矛盾突出，而社会却没有正常的“出气口”，民众无法表达自己的权利诉求。因此，当毛泽东提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口号时，对杨宪益这样关心政治、反感特权、主张平等的知识分子无疑是欢欣鼓舞，他当然希望通过这样一场运动，借助于这样的一个“出气口”，来遏制党内特权，释放民众怨气，舒缓社会矛盾，即使自己受点委屈，挨点批斗（杨既非走资派，亦非学术权威），也心甘情愿，能够接受。可以说，正是在整走资派亦即“反特权”这一点上，文革赢得了杨宪益的拥护支持。
而顾颉刚则反映了另一种复杂情形，需要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
49年之后共产党通过舆论一律、思想一统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建立起了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和价值标准，又通过土改、镇反、肃反、反右等系列运动，确立了毋庸置疑的政治权威。在这一全新的历史语境下，中国社会传统价值观念发生彻底颠覆，讲阶级，论出身，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一部分，分属对立于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外，其他一样也不会”（毛泽东语）；知识分子身上最明显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被视为资产阶级“私”字思想的典型表现，与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公”字，格格不入。所以，知识分子必须接受思想改造，洗心革面，通过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才能成为有用于新社会的劳动阶级的一员。于是，知识分子被注上“原罪”，成为资产阶级的代名词，由历史文化的传承者变为需要接受现实批判的改造对象。这让他们中普遍怀有一种“负罪感”，这种“负罪感”使得知识分子矮人一等，自惭形秽，委屈做人。
另一方面，国家的统一与战后的安定使饱受离乱之苦又深具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在经历国共两个不同政府的比较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现实认同感，加上经济上党以“赎买”方式把知识分子纳入体制供养起来，使其大致上能够衣食不愁而无后顾之忧，从而对党又不无怀持感恩之情（但却也因此入彀与依附，失去独立思考与批评政府的能力）。
就这样，经过恩威并重、刚柔相济的思想改造，至五十年代中后期，无论自觉不自觉，情愿不情愿，知识分子基本适应了新的红色话语系统，接受了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无产阶级文化是一种新生而先进的优秀文化，资产阶级文化是陈旧而落后的腐朽文化。既然无产阶级文化是新生而先进的优秀文化，资产阶级文化是陈旧而落后的腐朽文化，那么，但凡开展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针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运动，都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因而，知识分子每每带着一种“赎罪”心理与“自新”愿望，参与运动，接受批判,进行改造。在知识分子看来，惟有“赎罪”，方能“自新”,他们想以此方式，也只能以此方式在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式社会争取重新做人。于是，长期以往，久而久之，“赎罪——自新”就形为知识分子历次运动表现的基本心理模式。
这一心理模式解释了顾颉刚文革的态度表现。史学大家顾颉刚是书斋型知识分子，循规蹈矩，谨厚宁静，专于治学而少问政治，49年之后经过思想改造，归顺新政权，拥护共产党，对毛泽东则有一种源自于传统忠君思想的领袖崇拜，因而大致保持了原有的社会与学术地位。但虽然如此，到底出身剥削阶级，也无法抹掉49年以前的灰色经历，一般知识分子身上的“罪感”在他身上同样存在。文革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及其学术权威，触及到了他的软肋，其学术成就于49年之前，属资产阶级唯心史观，其本人又是学术权威，自在批判、打倒之列，因而内心的“罪感”再次被唤起。“我一生勤俭，为了学问不肯丢弃一点时间，可是不知道走向革命道路，一罪也。在学问上贪多务得，好大喜功，不能按部就班，作出成绩以供世用，二罪也。名望太大，门下杂流骈至，成为学阀，三罪也。”这是顾颉刚66年8月23日在黄钟毁弃时节在日记中的自罪。
一个自觉“负罪”在身且对党及其领袖信任拥戴的人，面对来自党及其领袖对“罪”的声讨批判，其态度自会是谦卑而诚恳地接受，并愿以良好表现来获得宽宥与自新的机会。所以，我们看到顾颉刚受到批斗不仅不以为忤，反而更加勉励自己：“在这次运动中，好好地接受教育，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立场为无产阶级立场，”“应当好好地作好自我批评之准备，过好此社会主义革命之大关。”顾颉刚这一时期的文革日记，真实地反映了其文革态度的心理基础：因为属于批判改造对象，有“罪”在身，需要“赎罪”，所以要“好好地接受教育”；“好好地接受教育”，是为了“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立场”而“过关”，也就是“自新”。
周一良在《毕竟是书生》中的文革回忆，进一步验证了这一心理模式。作为接受民国与英美双重教育的知识分子，周一良尽管建国之后要求进步，表现积极，并于1956年加入了党组织，但因“认为自己出身剥削阶级，又举国抗战期间置身国外，对不起人民，”一直“‘原罪’思想沉重”。 因而当文革来临，周一良觉得自己“过去几十年远离革命。如今虽非战争，不应再失时机，而应积极投身革命，接受锻炼考验”，于是“出于这种要革命的思想”动机，与另一教师合写了一张“惊回首”的自我批评的大字报。不意，在张贴时被红卫兵看见而粗暴制止。“你不配贴大字报！”红卫兵一句大声呵斥，把周一良顿时打回原形，于是“负罪感又占主导。”
文革既为一场新的革命，对身有“原罪”的周一良，也就是“接受锻炼考验”的新的机会，所以他想通过大字报且以自我批评的谦卑方式来表示自己的革命态度。他的这一行为表现实际就是“赎罪——自新”心理愿望的曲折反映。其实，不止文革初期，文革后期，周一良加入梁效，听命于江青，其心理基础仍可以从“赎罪——自新”这一模式找到解释。
这种“赎罪——自新”的心理模式在右派知识分子叶笃义身上表现得尤为分明。叶笃义可谓爱国进步知识分子，49年之前一直支持中共反对国民党，有过光荣的革命经历。但在1957年因言获咎，打为右派，从此戴罪在身，谨言慎行，夹着尾巴做人。1966年夏季叶先是被红卫兵抄了家，其后作为牛鬼蛇神被遣到郊区公社参加劳动，不久便向组织写出一份思想汇报。因有右派经历，叶笃一身上“罪感”更为深重，“赎罪”与“自新”的愿望也就更为强烈，仅从这份名为《服罪、负罪、和补罪的思想总结报告》的标题就说明了问题。在汇报中，叶如此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改造人们灵魂的破旧立新的伟大运动。旧，就是旧在一个私字上，新，就新在一个公字上。”坦承：“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私的观念在我的头脑里是根深蒂固的。……所谓‘一间房两本书’主义在我身上充分表现出来。”这是从“斗私批修”出发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私”字思想的自我批判。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叶笃义表示：“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不承认自己是牛鬼蛇神不应当，但安于当牛鬼蛇神更不应当。……我有信心和决心跟随大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叶的思想检查被不少人看成是言不由衷的表态，是蒙混过关的假话。文革过后，叶笃义对此专门回应说道：“开诚布公地说，当时我确实从‘灵魂深处’认识到了自己的‘反动’”。所谓“灵魂深处”的“反动”，指的不就是知识分子的“心罪”即“原罪”！
所以，无论顾颉刚的日记，还是周一良的大字报，抑或叶笃一的思想汇报，都在显示其拥护文革的革命态度，而这一态度无不源自于“赎罪——自新”的运动心理模式。这一心理模式既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深入骨髓的沉积反映，也是“斯德哥尔摩精神症候群”的中国表现，它解释了文革初期大多数知识分子拥护文革的态度原因。
解读至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1966年当文革兴起时，运动针对党内走资派亦即反对官僚主义的口号，赢得知识分子中部分左翼人士的最初好感与拥护，而知识分子的大多数，由于长期思想改造形成的“原罪”意识已让他们变得驯服而卑躬，同时也消解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最宝贵的独立思考与社会批评的能力，以致在这一始于狂热的运动面前不仅失去了基本的理性判断，且怀着“赎罪——自新”的运动心理，躬身迎合对指向自身的批判。他们的这种态度表现，加上郭沫若趋炎附势的迎合表态，构成了这场名为文化革命实乃文化浩劫的文革运动在兴起之时受到知识分子广泛的拥护这一奇特现象。
主要参考资料：
贾振勇：《郭沫若的最后二十年》
杨宪益：《楼船载酒忆当年》
雷 音：《杨宪益传》
《顾颉刚日记》1947年——1968年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
写于2016年2月底
改于2016年5月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