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文明“厕”量——中西厕所漫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49 次 更新时间:2022-08-17 20:51

萧象  

萧象:文明“厕”量——中西厕所漫话


有人从形而下的世俗角度,认为人类从野蛮状态走向文明社会的一个明显标志,是厕所的诞生。这一说法,有其道理。因为吃喝拉撒,人之本能,吃喝关乎“进口”,拉撒涉及“出口”。而在相当漫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我们的先人对待自己的“出口”问题,是随心所欲,棚前舍后,就地拉撒,草间树下,到处方便。直到某一天人们突然意识到,这样的行为方式方是方便,却也存在问题——既恶臭难忍不卫生,易引发疾病,还暴露隐私,需要改变。因而聚众商议要固定地点,集中拉撒,予以遮掩。厕所于是因应而生。人类就此开始走向文明的第一步。数千年以来,解决人类排泄问题的包括各种便器在内的厕所的演变,揆诸历史,不知凡几,以此为度量,人类社会的生活观念和文明进展未尝不可得以反映。


根据考古发现,远在公元前3000年时,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和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人就使用了粪坑和污水处理系统。两河流域的统治者,以“王中王”著称的萨尔贡一世,攻城略地,拓土开疆之外,让后世最能记住的一项功绩,是在自己的宫殿里建造了6个可以蹲坐的厕所。这比起使用者要蹲伏其上的土制便壶,无疑是一大的进步。而在哈帕拉人居住的莫恒卓达罗城,家家都拥有室内管道,每户都是砖结构房屋,许多是两层的,都有一间浴室,人在室内排泄,排泄物被水冲入地面的一个洞,与排出洗澡水的管道联通,流入下水道,然后流到一个专门设计的污水坑。坑中污水一满,自动流向并汇入一个遮盖的可以走人(以便维修)的下水总管道,最后流入城外的河流。

在其之后,希腊克里特岛的米诺斯王朝,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宫殿——克诺索斯宫,不仅拥有多达1400个房间,还配有坐式的冲水厕所。它的供水系统来自于屋顶一个盘状器皿收集的雨水,通过巧妙设计的管道输送到浴室和厕所,用以冲洗粪便。而古罗马除建有规模宏大的马克西姆下水道,罗马最大的浴场,仅厕所就有1600个大理石坐式厕位。罗马人喜欢沐浴,浴场既是人们的休闲之处,又是社交场所。浴场的厕所也是如此,在宽敞的房间,坐厕依次排开,间无隔离,流水通过厕位前面的水道,然后流入厕位下面的粪便落入槽,即时冲走排出的粪便,降减臭气异味。人们一边放松自己,一边优哉游哉,与友邻闲聊漫话,海阔天空。

人类在5000年前竟然拥有不输今人的排污系统,其先进的文明生活方式,让人既感惊叹,又觉不可思议。然而,文明并非直线发展,因地震、洪水、外敌入侵等天灾人祸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文明有时会停滞、中断、倒退,甚至毁灭。苏美尔、哈拉帕和米诺斯王朝文明皆因天灾人祸而不幸埋入地下,沉睡数千年后才被发掘出来,重见天日。即便是罗马先进的下水系统,也没有得到普遍的继承与推广。

对人类绝大多数地区而言,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人们用于承接自己秽物的还是简陋的蹲厕与便桶。中世纪中期的欧洲,随着贵族阶级的兴起,有钱人家不再满足于藏于角落的便桶。于是,在那些比较富裕的家庭,都出现了一个称作“衣柜”的单独房间。不过它不是用来收放衣物,而是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卫生间。“衣柜”间里有一个石头或木头马桶,马桶中间有一个洞,排泄物直接从洞中落到下面的路上或护城河里。

而那些家中没有“衣柜”又不能享受公厕的普通人家,出于本能召唤,只能蹲伏在简易的便壶上。中世纪早期的便壶由陶器或锡制成,做工粗糙。在积攒了一天的排泄物后,人们通常在夜间把便壶往窗外一倾,泼倒街上,一倒了事。一部出版于1771年名叫《汉弗莱•克林科探险记》的书信体小说,描写了当时在英格兰旅行的景象:“每天一次,家里所有的便壶里的污秽物都倒进这个桶里,晚上十点,桶里的东西都从一扇对着大街的后窗倒出去,仆人对过往行人大喊一声:‘当心,水’,意思是‘上帝保佑你’。在爱丁堡,每家每户晚上这个时候都做着同样的事。”

不仅英格兰,在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意大利的一些地区,也是如此。把粪便倾倒堆积于街头成为一个顽固的陋习。这就使得在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大街上行走,在一段时期不得不令人掩鼻而过,在一些严重的街道地段,其恶劣程度,更是寸步难行。这也使得清洁工或守夜人一时间吃香起来,他们把粪便收集起来运走,卖给附近的农民,收入颇丰。

针对市民把街头当粪场的恶习,各国政府多次发布命令,要求市民建造粪坑。伦敦市长还提出具体规定,粪池建造“如是石头结构的,应该离附近的房屋至少2▪5英尺,如是别的材料建造的,至少要3▪5英尺远”。法国国王甚至颁布法令,宣布乱倒粪便者以违法论处。但作用不彰,人们积习难改,图求方便,我行我素,城市街道状况数百年间没有得到大的改善。

直到19世纪中叶英法两国同时发生因厕所问题引发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这一状况才得到根本解决。由于都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当时的伦敦有20万个大小粪坑遍布城区,随着出清这些粪坑的成本不断提高,粪坑堆积到了粪满为患的地步。而使用抽水马桶的人家不断增加,向下水道排出的粪水也越来越多。抽水马桶由约翰▪哈林顿爵士于1596年发明,经后世多个能工巧匠的不断改进完善,19世纪进入普通家庭,逐渐流行起来。抽水马桶被认为是划时代的一大发明,具有把粪便排入下水道且掩盖臭味的优点。但因污水处理的配套设施不到位,导致污水直接流入河流,源于河流的城市供水被严重污染。

英国出现了流行性霍乱,不久伦敦又爆发“恶臭事件”,泰晤士河畔和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散发弥漫着浓烈的恶臭,令人作呕,无法忍受。英国议会被迫开始讨论解决这一难题。工程师巴泽尔杰特受命建立一套全新的卫生系统,通过把污水排到比先前更远的下游,净化了泰晤士河水,城市卫生面貌得到极大改观。其后,伦敦排污得到进一步改善。新的污水处理法开始把固体和液体分离,固体倒入大海,液体经化学处理后,流进河流。1998年伦敦停止向大海倾倒固体,改为焚烧发电。如今巴泽尔杰特下水道仍在使用,污水处理更为严格,泰晤士河流被认为是世上最清澈的大都市河流之一。

巴黎塞纳河也发生了与泰晤士河同样的情况,经历了同样的遭遇。恶臭、污染和霍乱迫使法国采用同样的行动,建造了与伦敦一样独一无二甚至更胜一筹的排污系统。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巴黎的下水道系统初具规模。从1854年到1878年,又修建了600公里长的下水道,其后,下水道不断扩展延伸,迄今长度将近2400公里。巴黎的下水道宽敞宏伟,中间是宽约3米的排水渠,船只可全程通行,两旁是宽约1米供检修人员直立通行的便道。这个集生活污水、厕所粪便和街区雨水于一道的下水 排污系统,如今不仅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也成了一个旅游观光的打卡地。

“人类历史反映在下水道的沿革与变迁中……”,“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与智慧”。从当年雨果痛斥的“陈腐不堪”与“藏污纳垢之地”,到如今的旅游景观,巴黎(以及伦敦)下水道的变化,反映了法英两国因厕所引发危机而带动城市公共卫生变革,这一变革一个半世纪以来促进了城市生活与文明的进步发展。



在距今5000年前的西安半坡村氏族部落的遗址,考古发现一个设于房舍外的土坑,为当时的厕所。这是我国境内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厕所遗迹,意味着,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也开始集中地点排便,迈出了厕所文明的第一步。

《周礼▪天宫》:“宫人掌王之六寝之修,为其开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说明周朝就有专人负责修建并管理厕所,清除污秽,消除臭味。《周礼》还提到一种褻器,也就是清器,是一种用木头做成的承接粪便的容器,状如木墩,可移动搬迁,为后世马桶之雏形。清器的制成使用,能满足随时方便之需,使因厕所的出现让人的方便受到一定限制而有所不便再次方便起来。秦朝的厕所,比先秦进了一步。他们将特制的大缸埋于地下,缸内注入清水,再在大缸上面放置中空的木板,形为缸厕。汉朝又为之一变。徐州驮蓝山西汉楚王墓遗址出土的厕所,为长方形蹲坑,蹲坑两侧都有足形踏板,是我国厕所的基本样式。“一个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边”,这种样式的厕所,两千多年一脉相承,沿用至今。当时还有一类厕所,设在房屋的后方,搭建在高处,下面连通猪圈,当上面的人酣畅淋漓,飞流直下,下面的猪则仰头承接,大快朵颐,可谓各得其所,一举两得。这种厕所叫作“圂”或“圂厕”。值得一提的是,河南商丘芒砀山汉梁王陵墓群出土的石制坐便器,说明西汉已有坐式厕所。

在博物馆的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春秋时期的陶制溲器——兽子。器为兽形,乃古代风俗,寓意双重,既有人类对兽的征服,又有寄望兽护人类的心理企盼。兽子构造与后世的夜壶相似,但设有两个口,一是承接小便之入口,一是倾倒尿液之出口。一般百姓所用兽子为陶制品,上层社会则是玉制品。至汉晋,兽子称谓变为虎子。据说虎可以驱邪镇恶,逢凶化吉,为讨吉祥,盖有此名变。这时的器型由进出两口合而为一,材质由陶制变为瓷制,显得更为精致和典雅。

作为溺器,虎子给普通人带来了方便的同时,也给另一些人则带来意想不到的升迁机会。《西京杂记》:“汉朝以玉为虎子,以为便器,使侍中执之,行幸以从。”手执虎子,侍奉皇帝,随从左右,出入宫廷,身份地位日益隆重,西汉大将卫青、霍去病、霍光等皆出身侍中“执虎子”,因以获得晋身重用的机会。

到唐宋,虎子称呼又变为马子。有人认为,李渊祖父名李虎,唐为避讳而改虎子为马子。此说未必,唐人陆龟蒙有诗曰:“唾壶虎子尽能执,舐痔折枝无所辞。”即为反证。方以智《通雅器具》解释说:“兽子者,褻器也,或以铜为马形,便于骑以溲也。俗曰马子。”聊为一说。南宋吴自牧在《梦梁录》中提及:“杭城户口繁多,街巷小民之家多无坑厕,只有马桶。”说明至迟在南宋已出现了马桶。作为马子的迭代升级产品,马桶采用木材,上有盖子,容量更大,具有兼容大小溲、可隐匿、便携移、易清洗、耐磨损的优点,是无厕家庭必备的日用品,一直到上世纪改开之前,不少家庭仍在使用马桶。

兽子、马子和马桶,乃私人和家庭之便用,其沿革演变,折射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变化和社会历史变迁。私家便器如此,供众人使用的公厕又如何呢?

前引《周礼》所记“开井、匽”,据郑玄注:“匽,路厕也”,即为官府在路边修建的厕所,也就是公厕。这是我国较早的有关公厕的文字记载。

《墨子》有关这方面的记录较详:“(城上)五十步一井屏,周垣之,高八尺”,“城下五十步一厕,厕与上同圂”。城上城下均五十步建一厕所,周边用矮墙围住,以遮挡公众视线,并令专人打扫清理。五十步建一厕,如此高密度?没错。不过,这是对战时守护城池所提出的军事化管理措施要求,因为关乎城邑和政权安全,护城人员又高度集中,所以,对卫生要求也高度重视。

这在三国诸葛亮和明朝戚继光哪里也得以反映。《三国志▪诸葛亮评传》:“所至营垒、井灶、圊溷、藩篱、障寨,皆应绳墨。”军队安营扎寨,包括伙房、厕所,必须符合规范要求。戚继光《练兵纪实》规定,部队每到新的营地,每40人左右开挖一厕所;次日如开拔,需用土将厕所掩埋,继续住下,则派人清扫厕所,将粪便收集起来,运出营外。可见军营卫生是十分严格和讲究。

至于一般大众公厕,《墨子》也有说法:“于道之外为屏,三十步而为之圜,高丈。为民圂,垣高十二尺以上。”在道路外边筑起屏障,每三十步就砌成一个圆圈,高一丈。建修公共厕所,墙高十二尺以上。

秦汉以降,有关公厕的文字资料并不多见。《梦梁录》留下一条珍贵记录,前已提及,续引如下:杭城“多无坑厕,只用马桶,每日自有出粪人去,谓之‘倾脚头’,各有主顾,不敢侵夺,或有侵夺,粪主必与之争,甚者经府大讼,胜而后已。”据此可以看出,“倾脚头”即集粪人,乃为职业,市场竞争相当激烈,进而不难推想,时虽公厕不多,但有集粪行业的兴旺发达和市场竞争机制的存在,加上政府的有效管理,宋朝都市公共卫生,当颇为可观。欧阳修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从一侧面可说明问题。一个人如厕时能逸兴遄飞,神思千里,寻章觅句,构想妙文,没有清洁干净的卫生环境是不可能做到的。

明清两朝京城大街上公共厕所也很少见,故有“京师无厕”一说。虽然政府设置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发布了法令,同样也有职业掏粪人,但总的来看,明清政府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法令执行不到位,由厕所引起的卫生问题相当严重,卫生状况,比较前宋,相形见绌,等而下之。

明谢肇淛《五杂俎》说:“京师住宅既逼窄无余地,市上又多粪秽,五方之人,繁嚣杂处,又多蝇蚋,每至炎暑,几不聊生。”清嘉庆年间《燕京杂记》称:“京师溷蒲,入者比酬一钱,故道中人率便溺,妇女辈复倾溺器于当衢,……以故重污叠秽,触处皆闻。”另有时人记下京街行走的遭遇与见闻:“天旱道干,行人尚可在中间过往,遇落雨则必走旁边,行人之腿往往摩擦便者之脸,便者亦恒尿湿行人之鞋,实怪现象也。……清末兴修马路,各胡同亦清理整洁,禁止便溺,于是众人皆骂曰:官街都不许出恭,这在哪儿去说理呀!”(齐如山《故都三百六十行》)

这种随地大小便,缺乏公共卫生意识的现象,并非北京一城所独有。上海、天津莫不如此。1890年代“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不理,惟掩鼻而过之而已。可见有司之失政,富室之无良,何怪乎外人轻侮也。”(郑观应《盛世危言·修路》)而天津“道路之污秽,街巷之狭隘,殊出情理外。沿河两面居民便溺,所萃不能张目。”因而“直到1900年都被说成是厦门之外中国最肮脏的城市”。(《城市史研究》第31辑)

进入20世纪,在西风东渐和庚子事变因素影响下,国人的公共卫生意识和城市的卫生面貌开始发生变化。只不过,让很多人或不会想到的是,这一变化最初始于租界。仲芳氏《庚子纪事》:

“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大街以南美界内,各巷口皆设公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各国界内虽不准在沿街出恭,然俱建设茅厕,尚称方便。德界无人倡办,家家颇甚受难。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数里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赶紧扫除干净。女眷脏秽多在房中存积,无可如何,真所谓谚语‘活人被溺蹩死’也。”“德国在通衢出示安民……各街巷俱不准出大小恭,违者重办。”“偶有在街上出恭,一经洋人撞见,百般毒打,近日受此凌辱者,不可计数。”

洋人以严厉手段,强制京城居民去除陋习,“他们这种办法,固然太厉害些,可是北京的街道却赖以洁净了许多。后来西太后回銮抵京,看见街上比从前又整齐,又干净,很是喜欢”。(《赛金花本事》,岳麓书社 , 1985)

移风易俗,破旧立新,经此一役,中断已久的树立公德、讲究公卫的文明风气方始得以重建和恢复。当然,这是一个渐进且需要不断自我努力、提升和发展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城市公共厕所建设投入加大与升级迭代,以及抽水马桶进入城市普通家庭,中国所呈现出的厕所文明得到大幅改观。



厕所既为人类活动的隐秘场地,古今中外,围绕厕所发生过不少让人匪夷所思的奇闻异事。

《左传·成公十年》:晋景公“将食,涨,如厕,陷而卒。”餐前因腹胀而上厕所,不幸跌入粪坑,命丧黄泉,恐怕是史上君主最离奇的一次死亡,反映出了当时厕所的简陋不堪。无独有偶,一位不出名的罗马皇帝也死于厕所,他是被反叛自己的禁卫军追杀于此,尸体被扔进粪坑。而摩押王伊矶伦被以色列人以笏刺杀,有书籍认为他是坐在马桶上接见以笏,与其谈话时,被后者出其不意地用匕首刺成重伤,一命呜呼的。如此,也算是君王命丧厕上的又一例子。《史记·吕太后本纪》:“吕后最怨戚夫人…,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据厕中,命曰‘人彘’。”将最忌恨的人弄残弄瞎弄哑弄聋,丢进茅坑,叫作“人猪”。历史在此岂只臭气熏天,实在是残忍无比。

也还有让人啼笑皆非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八位皇子,邀朋唤友,设宴聚会,不知是宴会木质地板不能承受与会人员总重量,还是聚会人员兴高采烈载歌载舞产生桥梁共振现象,最终导致地板断裂坍塌,乐极生悲。一众人都被抛进了城堡下方好几英尺深的粪坑,淹没在满是粪便的深坑中,无一幸免。

厕所制造死亡,也埋伏生机。如楚汉争霸,项羽在鸿门宴会刘邦,暗藏杀机。项庄借机舞剑,意图谋取沛公,沛公刘邦急中生智,借上厕所,拉上樊哙,一起逃离险境(“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史记·项羽本记》)。又如三国吕布,其部将谋反,猛攻吕布府门,慌乱中吕布披头散发,袒胸露腹,从厕所狼狈逃生。(“科头袒衣,相将从溷上排壁出。”《三国志》)刘邦、吕布均在千钧一发之际利用厕所摆脱危机,逃出生天,称其“屎”里逃生,恰如其分。

混沌之地,方寸之间,除了上演生死存亡,也映照富贵豪奢。《世说新语》:东晋王敦初为驸马,上厕所,见一华丽的漆箱里装着干枣,以为帝王之家,厕所也有零食吃,就毫不客气地一扫而光。解手出来,又见婢女端来金澡盘、琉璃碗,分别盛着水与澡豆,以为食物,便将澡豆倒进水里一口喝掉。不曾想宫廷生活豪奢,干枣本是用来堵鼻,以防异味的,水与澡豆是用以便后净手的。王敦不明就里,闹出笑话。

西晋石崇富可敌国,家中厕所奢侈无比,不仅常有十多个衣着华丽的婢女站着侍候,并放有香粉和香水一类的香物,且“又与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厕。”某日刘实拜访石崇,上厕所,看到一张围着红纱帐的大床,床上铺着华丽的垫子,两婢女手持锦香囊侍立一旁,以为误入主人的主卧,赶紧掉头往回走。待得知确是厕所而再去时,竟又局促得屙不出屎来。“谓崇曰:贫士不得如此厕。乃如他厕。”(裴启《语林▪石崇之厕》)能登石门做客的,自非一般人物,这样的人物都大惊小怪,瞠目结舌,石崇厕所之豪奢实难以想象。

与厕所密切相关的是厕纸。中国是造纸的发明者,最早可追溯到西汉初期,就有了造纸。到东汉蔡伦得到进一步改进,然后缓慢传播到周边国家。公元712年阿拉伯人习得造纸术,并于1150年传入欧洲。在有纸之前,人们又是如何做善后处理,擦拭秽物的?

说来有趣,在这方面,可谓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无所不有。从触手可及的石头、泥块到俯拾皆是的野草、树枝和树叶,都充当过最原始而基本的擦拭工具,稍具条件的就用旧的碎布条,可以洗后重复使用。在罗马,人们使用海绵,厕位前方的桶内装有末端裹着海绵的棍子,如厕者将海绵在流动的水渠里沾湿,擦拭完毕,放回原处,给后来者使用。在美国最初的乡下人则用玉米棒子,将其浸湿,这样就比较柔软而不至于刮痛屁股。欧洲的皇室贵族讲究奢侈,用的是丝带或鹅毛。在他们看来,“所有擦屁股的东西,什么也比不上一只绒毛丰满的小鹅——不过,拿它的时候,须要把它的头弯在两腿之间……肛门会感受到一种非凡的快感,既有绒毛的柔软,又有小鹅身上的温暖,热气可以直入大肠和小肠,上贯心脏和大脑。”(拉伯雷《巨人传》)最奇特的是印度,印度人用手来擦屁股。印度的一般厕所都会有冲洗设备,人们用右手拿着一个盛着水的勺子,左手撩水洗屁股,即便有了厕纸之后,也是如此。因此习俗,印度人不用左手拿食物吃。土耳其和印度差不多,也是便后用水冲洗。

纸用以卫生,在中国,有案可稽的是在南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 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写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的不敢秽用,那没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的,自当可以秽用。这是目前可见关于厕纸的最早文字记录。纸用作卫生所以较晚,盖因最初“洛阳纸贵”,属于奢侈品,且我国素有“敬惜字纸”的传统或禁忌,因而“不敢秽用”。

在使用纸之前,常见的拭秽工具被称为厕筹——一根根制作细长条形的木片或竹片,用后可洗,多次使用,因形如竹简,亦称厕简。敦煌马圈湾出土的一批汉代竹木简,被认为是古人用过的厕简,因为这些竹木简上发现有风干的粪便,很有可能是当时把废简当厕简,就像今天拿废弃的文件作手纸。直到上世纪中叶,有的地方仍可见使用厕筹。有时在临急而没有厕筹的境况下,厕所的隔板就充当了厕筹,这样的情形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公厕里还留有痕迹。

如同欧洲皇室一样,中国帝王也用丝绸当厕筹。明《五杂俎》载:“大内供御溷厕所用,乃以川中贡野蚕所吐成茧,织以成帛,大仅如纸。每供御用之物,即便弃掷。”野蚕丝,虽价值上比不上一般江南产丝绸,但具有柔软吸潮去污性强的特点,同样属于珍贵品,用后即弃,足见奢侈。明孝宗时期有一宫人,把皇上用过的废弃丝帛收拾起来,清洗后用针线缝缀成一幅幕帘,挂在屋前。某日以勤俭闻名的孝宗皇帝正好路过看见,问是何物,“具以对。上曰:如此殊可惜!”当即下令“以纸代之,停所进贡。”晚明宫廷厕纸,分皇族用和一般人用两种,一般人用粗糙的草纸,皇族所用“三寸见方,淡黄色,质地厚实柔软,并带有香味”。

据 《宫女谈往录》(金易、沈义羚),晚晴慈禧太后所用手纸,最为讲究。由一群训练有素的宫女专为服务,先把细软的白绵纸摊开,轻轻地喷上一点细细的雾水。然后用铜熨斗轻轻地走两遍,再裁成长条,垫上湿布,用热熨斗在纸上又来回摊平,最后折成棱角样式,备用。经此两道工序,可以达到柔软又干净,不滑又不涩的最舒适的使用效果。

慈禧乃晚清帝国最高统治者,对个人卫生追求极致享受,对治下京城公共卫生却漠不关心。一个可以比较而有意思的现象是,罗马帝国统治者同样追求穷奢极欲,但追求穷奢极欲的同时,似乎也兼顾一下公众利益,如豪华浴场里配有大量的公共厕所。又如,英国的抽水马桶为宫廷而发明,后来逐渐推广惠及社会大众。而慈禧的官房(马桶)用檀香木雕刻成一只四脚趴地的壁虎,内部填充了细细的香木末,干软又蓬松,发出淡淡的香味。当坠物掉下的时候,马上就被香木包裹,除了香气闻不到任何异味。慈禧的马桶专制独用,不可复制,更不能推广。这一细节是否可以折射中西统治者政治理念的某种差异?

欧洲卫生用纸的最早记录是在1718年,而专门的厕所用纸1857年首次出现在美国。1928年德国首次生产出厕用卷筒手纸,其后这种卷筒手纸风靡全球。上世纪90年代,卷筒手纸开始流行于我国,如今已成为城乡千家万户不可或缺的日用品。


纵观古今中外,厕所的千年演变,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科技面貌,同时也反映出该社会与时代的道德观念、生活习俗以及审美趣味。不同地区和民族在解决拉撒问题上,先后都发展出具有各自特色的厕所及其文化。虽然不同民族有各自不同的厕所文化特色,但在根本的一点上是相通相同的,这就是对干净、卫生、舒适和环保的诉求。正是基于这相通相同的诉求,就形成了以抽水马桶为表征的共同的现代厕所文明。所以,可以认为,凡一事物,能普适而共同接受的,就是文明的;凡是文明的,就是能普适而共同接受的,它不管中外,也无问西东。



2022/8/12


主要参考书籍:

朱莉▪霍兰《厕神——厕所的文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连春《雪隐寻踪——厕所的历史 经济 风俗》,安徽人民出版社

霍丁▪卡特《马桶的历史》,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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