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困厄与超越——贬谪永州的柳宗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65 次 更新时间:2021-08-05 20:57:49

萧象  

   萧象:困厄与超越——贬谪永州的柳宗元

   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在享国二百八十九年的唐王朝,算不上十分引人注目,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对柳宗元,却非同小可,是其一生命运的转折点。这一年如同一道分水线,将柳宗元的人生一分为二,划成荣辱升沉、判然有别的前后两个阶段。

   这年初,唐德宗驾崩,太子李诵即位,是为顺宗。顺宗重用王叔文与王伾,以削冗员,罢宫市,减税负,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为举措,开始推行图谋已久的系列新政,意欲一举革除朝廷积弊。作为志同道合的俊秀文彦,柳宗元亦得以擢拔,连升两级,从监察御史里行授礼部员外郎,与同科刘禹锡等一道积极参与二王改革,成为改革集团的重要骨干力量。

   只可惜,柳宗元政治人生的高光时刻过于耀眼,太过短暂,才将登台亮相,还未来得及施展其“辅时及物”、“利安元元”的理想抱负,便转瞬即逝,黯然收场。由于宦官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强力反扑,迫沉疴不起的顺宗传位于太子李纯,改革失去皇帝支持,加上操切从事与内部分裂,勉力支撑140多天,卒以失败而告终。二王随即遭到政治清算,柳宗元与刘禹锡等8名改革派,也步其后尘,被逐出京城长安,贬为各远州司马。这就是史称的“永贞革新”,也就是“二王八司马事件”。

   柳宗元的命运因此被彻底改变,开始其贬谪永州而孤寂暗淡的人生下半场。

  

   一、

   永州(治零陵)距京城长安三千多里之遥,位于湖南南部,远离中原,属瘴土南荒。柳宗元经三个多月舟车辗转,于同年年底抵达贬地,身份是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远州司马本是闲职,而“员外置”,即编外人员,朝廷对这类人员有不得干预政务的明确规定,因而柳宗元到永州,是一有俸禄而无实职的闲官。逐出长安也就罢了,置于闲位使无可用事,对柳宗元这样心志高洁而有所图为的官员无疑是政治上的双重打击。故此,柳宗元不无悲愤而又无奈地自嘲自己是“俟罪非真吏”。

   初抵永州,柳宗元寄居在城南千秋岭龙兴寺。这是当地最大的一座寺院,据说此地原为三国政治家蒋琬故宅,“登高殿可以望南极,辟大门可以瞰湘流”,环境僻静,景色宜人,对流寓他乡的落魄者,不失为聊可慰藉的栖宿地。柳宗元信奉释氏,于佛学多有研习,寓居寺院,一定程度上让失意而受伤的心暂得安顿和修复。

   尽管被贬黜,柳宗元对前景最初还曾抱有天真的乐观想法,他寄望新帝即位改元大赦天下,以自己的才干与文名,定会沐浴皇恩而重得启用;再不济,循时规,贬官两年,最多五年即可量移。不久,朝廷果然大赦天下,但对柳宗元,却是当头一棒,他盼来的不是佳音,而是凶讯。大赦诏书对柳宗元等八司马明文规定:“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这不啻雪上加霜,等于将原来的有期改判为无期。不予量移,北归无期,意味着要终老瘴土,宗元的一线希望成了泡影。

   不仅如此。柳宗元六十八岁的老母亲,随他一同南来永州,因不服水土,生病“诊视无所问,药石无所求”,一病不起,刚过端午便撒手而去。柳宗元为家中独男子,不予量移,以戴罪之身,不能离开贬所,不得丁忧,也就不能亲自护送母亲灵柩归葬北方老家。尽忠不得,尽孝不能,柳宗元欲哭无泪,欲诉无人,人间至悲,莫过于此。

   柳宗元心有不甘,为改变处境,“复起为人”,没有放弃积极争取的努力。他先后试着向京城当道和各路权要投书献文,以求提携。陈述自己“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希望施以援手,给予帮助。其实,对于永贞革新,柳宗元一直坚持其历史正义性,不为时动,不认为是什么罪错;失败受到打击,乃是政治势力的斗争,内心并无道德上的罪错感,所以,只承认“仆之罪,在年少好事,进而不能止,俦辈恨怒”。这些求援对象多为长安故旧、地方大员,也有父辈旧挚,甚至还包括永贞革新的反对派。

   由此可见宗元不甘沉沦,急于用世而摆脱困境的迫切心态,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官场世态炎凉缺乏必要的洞察,因为所有他的这些投书都泥牛入海,杳无回音,证明他不谙世事的书生意气与一厢情愿的误判。在一切莫非王土、莫非王臣的天下,有几人敢公开同情被逐出朝廷的政治的落败者,更莫说施以援手;何况绝大多数的时人并不认同永贞革新,认为二王八司马的下场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这也就是柳宗元等不被大赦的一个重要原因。宗元心地纯厚善良,富有同情与怜悯心,在他在永州创作的诗文中,这些极为可贵的生命原素助其成就了伟大的文学事业,可是,当他转身官场以己度人而求施于人时,他碰到的必然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冷漠与拒绝。

   “罪谤交织,群疑当道”,在这段人生最为痛苦和灰暗的日子里,龙兴寺给了他最大的慰藉,遮风避雨安顿身家之外,俗世的纷争与烦恼也被挡于高墙之外,使在晨钟暮鼓的感召下,在肃穆缭绕的梵音中获得宁静与平衡。这里我们需要提及重巽这个人。他是龙兴寺的住持,一名高僧,不仅佛法精深,道行高强,人情练达,还雅善诗文,是宗元在永州最早结识也是十分尊崇的朋友。宗元诗文对他多有提及与推重,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宗元如此说道:“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于零陵”说的就是重巽。又称:“凡世之善言佛者,于吴则惠诚师,荆则海云师,楚之南则重巽师。”对其评价甚高。正是因此,柳宗元在龙兴寺一住就是五年,时间之久,恰是流寓永州十年的一半。

  

   二、

   因为闲职闲人,柳宗元在永州,除了抄写一些往来公文,基本无所事事,大致衣食无忧。这就使他意外地获得了某种自由——有了时间和条件可以随心所欲地放纵自己——游山玩水,访古寻幽,探奇揽胜,携一壶酒,邀三五子,于花间树下,在水边溪畔,席地幕天,吟风弄月,赋诗作文,优哉游哉,过上了一种与长安庙堂全然不同的在永州之野逍遥江湖的自在生活。当时永州辖零陵(含今东安、双牌)、祁阳(含今祁东)、湘源(今全州、资源、灌阳)三县,贬官虽不得擅离州县,但在所在州县辖区还是可以自由走动的,因而永州境内名胜如零陵朝阳岩、祁阳浯溪、湘源二妃庙等无不留下柳宗元的足迹与诗文。

   元和四年(809)九月二十八日,秋高气爽,柳宗元与朋友携游东山。这是零陵城内一处名胜,山上建有华法寺,古树参天,修竹茂密,风景绝佳,引得宗元常与朋友来此登临赏玩,甚至还不惜捐资修建了一座西亭,用以休闲遣兴,饮酒赋诗。宗元坐宴西亭,眺望潇水对岸,突然发现西山有奇异之处,心血来潮,遂即渡河,令仆人披荆斩棘,开出一条小道,攀登西山至山顶,极目四望,为周边美景所陶醉。于是,写下《始得西山宴游记》。以此为开端,柳宗元次第写出前后连贯的八篇山水游记,这就是文学史上有名的《永州八记》。

   这一年已是柳宗元南来永州的第五个年头。朝廷再次大赦天下,宗元和其他二王集团的人员仍不在被赦之列。量移不得,北归无望,宗元开始另谋打算,有了落户南荒,终老永州的想法——“缧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于是,他在河西冉溪附近买得一块土地,修建了一座房屋,把家从龙兴寺搬到冉溪新居。并将冉溪更名为愚溪,命新居草堂为愚堂,周边的丘、泉、沟、池、岛、亭等,也全部一并冠以“愚”字。柳子称“愚”,乃是嘲喻自己“以愚触罪”,具有排遣不平的意味。除了这一般的解释,它其实还隐含着另外一义:《论语》有言:“智可及,愚不可及”。在这里,“愚不可及”,不是贬义,而是称赞,意谓“一般的智慧”人们是可以达到的(“智可及”);而“不一般的智慧”人们就难以达到(“愚不可及”),此“愚”,也就是“大智若愚”的“愚”。因此,柳子所以称“愚”,既有排遣不平的自我嘲讽,亦含不屑于世的智者的傲然。 这种傲然,或者说孤高,在五言绝句《江雪》中表现得十分鲜明: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以冰天雪地,渔翁孤钓,来表现一种不畏严寒,独寂而超然的孤傲精神,正是柳宗元仕途受挫后孤芳自赏而独善其身思想的寄托与写照。

   柳宗元祖籍山西运城(古时属河东郡,故世称柳河东),生于长安门阀世家,聪颖早慧,以诗文闻名京畿,二十一岁进士及第,二十四岁结婚娶杨氏;三年后杨氏病逝,又与长安一平民女子私好,生女和娘。及投窜南荒,家庭生活也不幸蒙上悲伤色彩,除了母亲病逝,六岁侄女柳稚与十岁长女和娘也先后夭折于永州。柳子自己因内忧外患,水土不服,“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身体状况相当不好。

   自迁居愚溪,柳宗元的状态起了明显变化,家庭生活开始走上正轨,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盖因娶了本地一位马雷五的姨娘为妾室,身边有了操持家务、照顾起居的主妇,方方面面得到改善。杨氏之后,宗元一直孑然独身。在长安虽有和娘之母,但那属于同居而非婚;至永州,少有本土士子之女可与匹配,加上有心北归,续弦想法一直搁着,直到北归无望的元和四年,这时宗元业已三十七岁。马雷五姨娘与和娘之母一样,地位卑微,出身风尘,只能以妾身服侍柳子,不能明媒正娶,没有正式名分,也没有留下姓名。

   文学史上此类现象并不少见,北宋苏东坡娶丫鬟朝云为妾也是如此。朝云以妾身陪伴东坡二十多年,深得东坡喜爱,即便如此,至东坡妻子去世之后也都不能扶正。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门阀制度与尊卑秩序的不可触动,及其观念的根深蒂固。马雷五姨娘生有二女二子,给柳门带来欢乐与生气的同时,也解除了长期以来柳子无子嗣的忧虑。

   愚溪之于柳宗元,可谓给带来福音的风水宝地。不仅在此安家落户,过上稳定温馨的家庭生活,《永州八记》为代表的山水文学诗文作品,无论创作时间还是空间也全都围绕愚溪而展开。而且,之前,寄居龙兴寺是在河东城里,接触和交往的多是僧人、文士和官吏;如今,居住愚溪在河西郊外,视野和结交范围更为广阔,除了与僧人、文士和官吏继续保持往来之外,又进一步结识了耕田种地的农夫老汉,对草根百姓的生活与劳作有了更为贴近的观察,对底层社会有了更广泛深入的了解。柳宗元原来就有民本思想,接触和目睹劳作的艰辛与生活的艰难,对促进和提升这一思想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捕蛇者说》为一显例。柳宗元一次在野外遇见以捕蛇为生的蒋氏,得悉永州出产剧毒的五步蛇,因药用价值高,朝廷下令征集这种毒蛇,每年两次,可以用来抵免赋税。蒋氏告诉柳子,他一家三代以此为业,祖父和父亲均不幸死于蛇口。然而,如果让他辞去这份高风险的活儿,他会过得更惨,死得更快。他说,比起其他乡邻,他还算好的,因为官府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让人苦不堪言,乡邻们纵然罄其所有也抵不完那无头的捐与税,他们被逼得不是逃亡他乡,就是死在逃亡的路上。所以,他宁肯每年两次冒险被蛇咬死而其余的时间可安稳度日,也不愿像乡邻们那样因缴不起赋税而每天都面临死亡的威胁。

   蒋氏的诉说让柳宗元大为惊骇。“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他没想到地方民生到了如此险恶的程度,苛捐杂税的毒害比毒蛇还要厉害。“苛政猛于虎”,原来他还不太相信,如今亲闻目睹他不能不信。他想起当年的永贞革新,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减免赋税。可惜革新失败,这项政策未能贯彻落实,以致发展到今天这一地步。强烈的忧患意识促使他把这一见闻记录在案。一篇哀怜民生、规讽当朝、垂鉴后来的千古名文由此而产生。

柳宗元虽备受京城故旧冷遇,但在永州还是得到当地长官应有的尊重。这一方面柳宗元毕竟曾为京官,熟悉上层政治路线,拥有朝廷人脉资源,地方官员不敢轻视;另一方面其才学富赡与锦绣文章也令这些官员对他另眼相待,高看一眼,加上宗元温文尔雅、与人为善的处世之道,因而十年期间,永州刺史历经五任(另有一任未至,改流他州),相互之间均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其中,宗元与刺史崔敏过从最密,不仅多次陪同游玩,对其政声也颇有美誉,称“崔公既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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