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沧萍 穆光宗:低生育率、市场经济和中国的人口控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12 次 更新时间:2006-06-21 19: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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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沧萍   穆光宗  

  

  「提要」本文结合新的历史条件,重新审视了中国人口控制的必要性,针对当前不同认识阐述作者观点,提出生育率高低本身并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出人口问题的严重程度和范围大小;中国人口控制的理论依据可归纳为“协调发展理论”或“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控制仍然必要,不能对市场经济带来人口控制的正面效应抱过分乐观的态度。

  

  一、问题和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的十五六年中,中国人口发展的内部环境和外部条件都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概括地说,一方面,中国的高生育率即将成为过去,低生育率渐成事实。经过本世纪70年代的大幅度急遽下降和80年代波动中的缓慢下降之后,进入90年代的中国事实上已跨入了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1〕。尽管对低生育率本身尚有争议,但这种趋势却是有目共睹的。这就是,越来越多的省市区的生育率正在接近或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的迅疾转变被认为是70年代以来现代中国最为深刻的人口变化之一。这样在表象上容易给人一种感觉,似乎以降低生育率为主旨的人口控制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另一方面,市场导向的改革重塑了国民经济增长的格局,并为社会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应当承认,在人口总量或存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社会财富的积累也相当迅速,综合国力有了很大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和改善。这些历史性的变化似乎表明,中国已跳出了“马尔萨斯的人口陷井”或者说“低水平均衡的人口陷井”〔2〕。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之后,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在国内外普遍看好,以致于出现一些值得讨论的观点。譬如,只要经济发展了,多生几个人不足为忧;或者从地方局部利益出发,认为人口多市场大,有利于吸引外资和加速经济建设;又如生育率已经这么低了,可以松松劲,不必象过去那样抓紧计划生育了,等等。应当指出,这些看法在一定范围内产生共鸣。对此,有必要开展深入的讨论,以便澄清是非。

  我们认为,上述议论和认识的产生并非偶然,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简单说,就是低生育率的实现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早晚要给予回答的共同问题:在低生育目标已基本实现,市场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在经济增长连续两年都是两位数、人口增长略高于1%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还要不要坚持人口控制,还要不要抓紧计划生育?

  大凡一个真正的科学工作者,在他确立一个研究目标的时候,必定首先要明确工作的宗旨和意义所在。本项研究也不例外。为什么要将“低生育率”、“市场经济”同中国的人口控制放在一起来讨论呢?这当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其难以割舍的历史渊源和强烈的现实性。我们抱定一个信念,中国所需的是致用之学,是面对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的现实研究。我们的努力方向和对自己的期待是在经过近20年这方面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人口控制的必要性”作一深入的论证和全面系统的研究,努力去找到和丰富那个真实的答案。至于如何才能更有效地控制人口,是一个更具体也更复杂的话题,拟另文探讨,这里只是存而不论,不作展开。虽然这是两个密切相关有时甚至难于辨析的问题,但科学是有分工的体系,显然只有在了解事实是怎么样的,才可能有改造世界的主观设想和客观实践活动。所以本文首先寻求为什么要坚持控制人口这一基本问题的答案。

  

  二、中国为什么要全面、大力地推行计划生育:历史回顾及其启迪

  

  现实是从历史中生长出来的。只有深刻地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实和展望未来。从历史观点看,我国人口控制的政府行为并非始于今日,事实上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后,连续几年中共中央、政务院批准卫生部修订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等报告已是序幕。在实践上最早可追溯到60年代初期。当时,在上海等城市和苏南农村等相对发达地区已开始提倡节制生育并为群众提供避孕药具服务〔3〕。只是,当初仅在有限的人群中倡导“节制生育”,与后来严格意义上的“计划生育”有较大区别。可见,“人口控制”在中国是一个有历史渊源的社会范畴。

  任何政策的出台,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人口政策也不例外。中国所以在本世纪70年代初开始全面、大力地推行计划生育,是对人口国情、人口问题认识不断深化的产物〔4〕。

  新中国成立之初,总人口只有一个4.75亿的概数。那时百废待兴,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批人力;与此同时,中国还有许多待开发利用的土地和资源,所以潜在的人口问题还未能引起普遍关注。

  但是,根据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新中国成立时的全国人口实际是5.4亿,已占当时全球人口的22%。到1954年,中国人口突破6亿大关,其时中国已同所有欠发达国家一样,遵循人口转变规律进入了“人口转变增长”时期(Transitional Growth ),即死亡率迅速下降的同时,出生率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映,依然居高不下。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巨大反差,形成了人口转变过程中的高速自然增长。即或在新中国一成立就着手控制人口增长,由于死亡率下降、存活率提高造成的人口转变增长也是不能避免的,只是出生率下降早晚,人口自然增长的进程有所差别而已。应当看到,在70年代初大力推行计划生育之前,无论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还是睿智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对中国要控制人口增长这个关系到庞大人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问题已有清醒认识,并且已在一些地区陆续开展计划生育的试点工作。只是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认识还不够深刻并有过一些反复,而未能及时形成全面的政策在全国推广,贻误了一些时机〔5〕。

  人口增长迅速,是本世纪50年代以后欠发达国家的共同特点。但到60年代,在所有欠发达国家中,中国人口的出生数和增长量均首屈一指,进入了建国之后持续十几年之久的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和人口增长高峰。根据历年《联合国人口估计和预测》统计,60年代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高达5.96.当时中国育龄妇女终生平均生育子女达6个之多。这一水平高于亚洲和拉美平均的生育水平,同非洲、南亚和西亚各国的平均生育水平不相上下。60年代后期,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年平均高达26.1‰,甚至高于出生率最高的非洲和南亚,只略低于西亚。1960~1975年,年平均出生2730万人,累计出生了4.1亿,净增2.7亿人。其中1965~1975年净增的人口就相当于其时美国的总人口。

  在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中国人口增长如此之快、如此之多,固然与人口出生率多年保持在33‰的高水平有关,但主要原因在于死亡率的下降速度快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死亡率总体水平的显著下降显示了中国保护庞大人口生存权的巨大成就。中国死亡率的下降之所以快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除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医疗技术的进步,威胁人类健康的传染病在全球范围得到了有效控制外,还由于普遍开展了卫生保健、群防群治工作,以及建国后人民生活稳定、境遇有所改善和经济分配上相对平均等原因。认识到死亡率的迅速下降是中国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科学认识中国人口增长的一把钥匙。

  由于在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间,出生人数多,高峰持续时间长,所以人口增长的惯性难以在短期内缓解和消除。1969年中国人口已突破8亿大关,至70年代中期又逾9亿。人口总量的继续增加已成定势,到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增长达到峰值时,人口规模很难少于15~16亿。庞大的和激增的人口与可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构成了日趋尖锐的矛盾冲突,引发出人口与资源、环境的深层次矛盾。由此可知,为使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条件相协调,计划生育成了必然的历史抉择。

  中国在70年代初开始积极推行计划生育有着当时深刻的历史原因。按国家公布的数字,1969年中国人口已突破8亿,翌年又到8.3亿。人口无节制的快速增长使得当时濒临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农村人口贫困化的势头难以遏制。据统计,1978年全国没有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达到2.5亿。中国政府显然感觉到了人口迅猛增长的巨大压力,当时突出的是吃饭和就业问题。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际上反映出城镇就业难的矛盾。周恩来总理曾一再指出,中国再不抓计划生育就太迟了!70年代初政府终于发出“人口非控制不行”的号召。1972年12月,中共中央在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中明确指出:“在城乡人民中,要大力宣传和提倡计划生育。少数民族地区除外。”1973年重建国务院直属领导的计划生育机构,从而拉开了严格控制人口的帷幕〔6〕。

  可以说,“人口过多”是中国最突出的国情,对中国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巨大而且深刻的负面影响。

  其一,人口的居住环境、生存环境和环境容量十分有限,而且人口的持续增长正在逼近环境容量的极限。若不大力控制人口,未来的生存空间无疑将更加“人满为患”,而环境容量的承载极限也将提前突破。

  中国领土广袤,但适宜生存的地理环境条件是苛刻的。据198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平原和丘陵的面积各占总面积的12%和9.9%,合计不到22%,其中丘陵地区有不少是不适宜居住的;而盆地、山地和高原的比例各为18.8%、33.3%和26.8%,合计达78.9%,中国盆地大多在西北,不宜居住的居多,而山地和高原地区不宜居住的则更多。换一角度看,中国适宜居住的湿润、半湿润地区分别占32%和15%,合计47%;而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分别占31%和22%,合计53%。据国家统计局利用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测算,中国有20.3%的人口居住在海拔500公尺以上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其中一半又居住在1000公尺以上;而全球平均只有10%的人口居住在海拔400公尺以上的地方(参见李成瑞《中国人口普查和结果分析》第132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

  另一个足以说明国人生存条件和生存质量的重要依据是,大约有95%的人口分布在东南半壁,5%的人口分布在干旱、半干旱的西北半壁。这种分布大势近半个世纪以来基本未改,今后也不会有大的改变。目前,中国贫困人口的相当一部分正是同恶劣的生存条件密切相关的,构成发展的致命约束条件。所以“环境移民”成了一部分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重要选择。从生存环境恶劣的地区移民至生存条件相对稍好但并不优越的地区,这种做法在实践中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虽然行之尚算有效,但并不表明可以依靠国内大规模的环境移民来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

  历史上,中国内陆开发达到“田尽而地,地尽而山”的极限,差不多是20世纪中叶的事。如果继续大规模开发,就要以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因此,耕地基本上框定了中国人的生存空间。未来的人口增长只能在既定的生存空间中进行。人口的环境容量或者说环境的人口承载量(Carrying Capacity )是不能置之不理的。目前国内学者大多认为,中国最大的人口环境容量为15~16亿。中国大力控制人口正是为了不愿意看到人口规模的膨胀超过本国资源、环境所能容纳的最大限度,避免从根本上损害中国人口的生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其二,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使资源相对紧缺的格局愈演愈烈,也使环境问题日趋突出,进而殃及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中国人口增长的均分或称分母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中国自然资源绝对量虽居世界各国前列,但人均占有量“捉襟见肘”。按80年代末的测算,中国人均耕地不到1.5亩,林地1.7亩,草地4.1亩,淡水资源2600立方米,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分别只及世界的1/3、1/9、1/3和1/4.一般来说,一定时期内的资源总量是相对稳定的,所以人口的持续增长极可能强化均分效应,从而使人均资源占有量下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人增地减现象。对于象中国这样有9亿农民的农业大国来说,耕地资源的经济价值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曾说:“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现在的情形却是人口每年净增1000多万,可耕地面积却在以每年600~800万亩的速度递减!据统计,1957~1986年,平均每年净减少耕地790万亩;1993年一年就减少937万亩。最近又有报道说,1994年减少耕地680万亩。问题还在于,中国可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现有宜农荒地不过5亿亩,其中可望开垦为耕地的仅1.7亿亩。如果人增地减势头得不到有力遏制,半个世纪以后人均耕地将降到0.6亩。这一前景无疑是值得忧患的。其它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也在下降中。

  与此同时,人口的持续增长也形成了对环境的巨大压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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