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光宗:人口优化:人文人口学的使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4 次 更新时间:2019-03-12 20:31

进入专题: 人口政策   生育政策  

穆光宗  


摘要: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背景下,重温人口经济关系如何从紧张转为缓和直至进入良性循环的过程可以发现, 人口红利很大程度上是人口流动创造的。今后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城市外来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和社会融合问题。反思和讨论人口治理的方式和机制,以及人口控制的特点可以得出,低生育水平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人口问题的终结, 而是伴随着人口问题的转型。当下人口控制论已经有些力不从心, 我国需要更富远见的鼓励生育和优化人口的政策。人口政策的改革就是不断还权于民和造福于民,以及提高人口总体社会福利水平的过程。人文人口学的使命就是构建中国本土特色的人口优化理论。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有很多经验和教训。改革开放的中心思想是解放思想,发展生产力,塑造公信力,提升综合国力。“改革”就是对内搞活,破除体制的束缚,解放生产力。“开放”就是打开国门,汲取他人之长,补自身之短,但学习先进科技的同时,也必然进行商品贸易、引进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这很有可能丢了自己的根本(传统文化)。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99 不战而胜》中曾写道:“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这给我们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因为在人文人口学的视野中,人口问题实际上就是人的发展问题,是如何做人、如何生活的问题。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揭示了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言简意赅的平衡之道,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就是珍惜传统,取长补短,文明共享,家国共荣。


回望1978—2018这40 年之峥嵘岁月,改革开放与中国人口的关系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过去经验谈得多,教训谈得少,其实正反两方面都不可或缺,都需要看,历史的反思对中国人口的健康发展真正有益无害。


人口流动、人口活力、人口红利和人口推力


改革开放前,中国掉入的不是单纯的马尔萨斯人口增长陷阱,而是体制性人口贫困陷阱。僵化计划体制下的短缺经济制造出了规模巨大的相对过剩人口,长时期内人口如“一潭死水”不能流动也就难以释放红利。上世纪80 年代农民进城就被看作“盲流”,城市采取的办法是简单粗暴的堵和赶。人口的自由城市化实际上是历史的“潮流”,只不过这股潮流与中国积重难返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僵化的城市治理体制发生了不可避免的碰撞和严重冲突。将人口远距离流动所产生的问题归咎于流动人口的流量、素质、结构等是片面的,人口发展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体制因素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维度。


改革开放使人口的“一潭死水”变成了“欢快流水”,将流动人口的梦想、激情和干劲带去了远方,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回望40 年,可以说是人口流迁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良性循环的最佳时期。毛泽东为中国改革开放留下了一笔丰厚的人口遗产——“人是第一宝贵的”。中国一方面收获了毛时代积累的巨大的人口增长红利,另一方面又欠下了新一轮的人口亏损债务。独生子女政策的强力实施导致人口少子化进程加速,0~14 岁少儿人口占比从1982 年的33.6% 下降到2010 年的16.5%,为未来“青年赤字”、年轻人口亏损埋下了伏笔。


改革开放创造了“全国人口一盘棋”的格局,将大量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从“农业过剩人口”转化成“工商业必要人口”,从而为中国几十年高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充裕的人力资源,释放出巨大的人口红利。依笔者之见,人口红利应该是指人口的价值与贡献,关键在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我国的问题是农村教育的不发达,年轻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不高,人力资本积累有限。所以在人口红利的构成中,人口素质红利贡献比较少,农村年轻劳动力具有近乎“无限供给”的数量优势,人口红利主要应归功于人口的数量红利。笔者还认为,人口红利不存在有无问题,而是早晚和大小问题。任何亚人口都可能创造人口红利,如老年人口红利和残疾人口红利。


当人口成为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或者内生变量时,人口活力和人口推力就产生了。市场经济天然要求人口的自由、有序流动,在流动中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有效组合。人口与经济是相互作用的关系,人口以其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角色给予经济发展以推力,一是产品创造的推力,二是消费欲望的推力,两者相得益彰。特别在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全国思想得到新一轮的大解放,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明确为市场导向,蕴藏在亿万人民身上向往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得到肯定,无穷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喷涌而出,人口经济良性互动,中国进入活力四射的工商业社会。


毫无疑问,是改革开放而不是人口控制帮助中国跳出了体制性人口陷阱。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奇迹有赖于毛时代的人力资源的储备,虽然人口储备是在吃不饱饭的艰难条件下实现的,1949—1978 年新增人口4亿多。但随着时间的推演,生命历程(life course)将新生儿一个个转化成年轻劳动力和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正如美国人口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所言:“一个婴儿从出生到成长为合格劳动力之间有一个抚育的过程,你负担得起就不是问题,你负担不起才是问题。”在传统体制下,一方面由于缺乏避孕节育的知识和措施,人口增长没有得到内在的抑制,新生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消费力时刻挑战家庭和社会的养育力,即人口压迫生产力;另一方面,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农村一端成了新增人口的“巨大蓄水池”,大量剩余劳动力堆积在有限的耕地上,无法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流动转移,导致人口贫困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口流动迁徙的规模越来越大,范围也越来越广。人口自由度是经济增长活力的晴雨表。人口红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口流迁所创造和贡献的。人口的活力来自人口的流迁,人口过剩问题随之化解,而人口融合问题随之产生。在解决旧问题的同时往往会带来新的问题,这是社会转型的基本规律。


近年来中国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2016 年已达到64.7%,成为2.45 亿流动人口中的生力军。其中“80 后”(出生于1980—1989 年间)流动人口比重由2011 年的不足50% 升至2016 年的56.5%;“90 后”(出生于1990—1999 年间)流动人口的比重由2013 年的14.5% 升至2016 年的18.7%,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由乡及城的人口流转已成大趋势,人口城市化之后提出了人口市民化的新课题。


人口流动激发了人口活力,大批青年农民“洗脚上田”,从一开始的“离土不离乡”到后来的“离土又离乡”,人口流动的半径和范围不断扩大,展示了流动人口“不流动”的新特征,开始了人口城市化之后市民化的新征程。中央现在的提法是“人的城市化”。2014 年3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3 个1亿人,即“促进约1 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 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 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从“全国一盘棋”出发,大城市的人口发展问题恐怕需要内外兼治。对“内”来说,根本上还是城市管理与社会发展水平的问题。变化的人口问题时刻在考验城市政府的执政能力、接纳能力与统筹能力。二元结构下户口情结和城市本位偏向根深蒂固,需要不断的反思和持续的改变。对“外”来说,接受考验的还有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综合调节和治理人口问题的时代已经到来。“人口治理”的提法比“人口控制”更合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理应有人口治理的一席之地。现代人口治理的基本构想是:以人权为中心,以自治为底色,以优化为目标,不仅人口增长适度,而且人口素质优良,人口结构合理,人口流迁有序,人口融合有效。


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聚集到城市发达地区,导致人口地区分布失衡。一方面,大城市面临人口过度城市化的巨大挑战,出现蚁族、蜗居现象,城市流动人口老贫民和知识人口新贫民并存现象,人口城市化之后的市民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日趋突出;另一方面,2003 年前后很多农村地区劳动力转移已经超越“刘易斯转折点”,不少村庄再无“剩余劳动力”可以向外转移,出现大批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孩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缺乏人口支撑。


让人口流动起来、自由择业,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可谓中国改革开放解决人口存量问题的成功经验。市场化改革调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人口在流迁中逐渐提高了社会总体和平均福利水平。


从控制到优化:人口治理方式需要转变


回望过去,在人口问题的认识和治理上,我们走过一段很长的弯路。对人口规律缺乏了解和敬畏,对国家意志和政府权力过于迷信,这种权力的傲慢在中国并不鲜见。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政府采取了严苛控制人口出生增量的片面的人口治理方式,在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功绩的同时,也使得不少家庭人口结构和社会人口生态遭到破坏,出现了一些独生子女风险家庭和失独痛苦家庭。中国只是被僵化体制中的庞大人口总量和阶段性的人口增长压力吓住了,其实人口问题是结构关联和阶段演变的,具有强烈的相对性和变异性。在解决人口增量问题的同时可能带来人口的结构失衡问题,亚人口之间的关系和平衡需要用“大人口”框架来统筹。


1980 年9 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下称《公开信》)发布,中国自此进入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急刹车”时期。《公开信》的发布是我国人口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概括而言,我国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草率性。一孩化政策的出台缺乏一个广泛讨论、严格论证、征求民意的过程,其时人口科学还很不发达、很不“科学”。人口纯分母论(人均概念)、纯经济论甚嚣尘上,实则非常片面、消极、静态和表象。


二是强制性。缺乏对生命和因果的敬畏之心,政府计划外的怀孕和生育不被允许,家庭生育意愿的自主性和多样性被忽视。


三是极端性。生育一孩和二孩有很大的质的差别,强迫一孩化可以说是比较极端的社会干预;而人口零死亡、零风险假定也不符合事实。现在相当数量的独生子女失独家庭的存在,证明了一孩化政策巨大的风险代价是难以规避的。


四是一致性。计划生育是汉族一刀切,全国一盘棋。虽然中国地域差别甚大,实现的却是同质性人口转变。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我们关心的是人口增长的快慢和多少问题,跳不出“以数为本”的思维模式和工作路线。


五是短视性。计划生育政策没有充分考虑人口发展的均衡性、安全性、储备性、持续性、转变性和阶段性诉求,“少生就是一切”基本上是地方上的中心逻辑,这种工作逻辑在对上负责的体制中只会层层加码、自我强化。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生命统计指标会转变,人口问题也会转型,譬如从增长性人口问题转向结构性人口问题,从体制性人口问题转向政策性人口问题,从单一性人口问题转向复合性人口问题。


六是长期性。计划生育实行了40 年,已经形成强大的自我强化和固化的惯性。虽然2016年全面二孩新政落地,拓展了国人的生育选择空间,但三胎以上生育依然是被限制的。


七是代价性。作为基本国策,计划生育可以说是付出了成本和代价的非理性社会行动和社会干预工程。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权利的贫困。与权利贫困对应的是绝对权力。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误用,也缺乏及时纠错的机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权力太大,一管就死,而改革就是放权还权的过程。计划生育一开始就模糊了“计划生育”(birth planning)和“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的边界。所以,人口政策的改革也就是不断还权于民和造福于民,以及提高人口总体社会福利水平的过程。


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生育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结构存在问题的“弱人口”。在低生育成为人口新常态的时代,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势不可阻挡、并行不悖而且互相强化。中国掉入“低生育陷阱”也是不争事实。由于生育是人口发展的源泉,关乎人口发展的生机和动力,所以人口少子化的挑战要超过老龄化。人口通过计划生育被强制转变之后,中国被带入了“一多三少”(需要赡养和照料的老年人口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成年女性人口和少儿人口却越来越少)的人口结构失衡危机,并引发了复杂和深远的社会影响。人口的低生育和少子化从源头上严重削弱了人口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而由于医疗卫生的进步和营养的改善,带病生存的老年人却越来越多,“病苦长寿化”现象凸显。一老一少两大问题夹击中国人口过程。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模式不断被后发展国家所复制。人口负增长是“人类共同的未来”,少子老龄化的长远发展必然使人类步入“人口冬天”。


改革开放40年在人口治理方面也有巨大的教训。家庭千差万别,生育首先是家事和私事。作为私权,公民有自由且负责地决定生育的数量与间隔的权利;国际社会对生育权的共识是:自由且负责任的行使生育权,强调夫妻和个人在行使生育权时,对子女、家庭和社会的“责任”。作为公权,政府有关怀、救助、服务和保障计划生育家庭的责任和权利。一方面要预防、控制和减少计划生育风险家庭。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成年独生子女本质上是高风险家庭,独生子女人口占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另一方面要关怀、服务和保障计划生育困难家庭,例如计划生育手术后遗症家庭、性和生殖健康的问题家庭、难以找到配偶的独男家庭、孩子伤病残亡的痛苦家庭、儿女不在身边的空巢家庭,以及存在养老风险的老年家庭。如果说改革开放功在“思想解放”,那么计划生育则过在“思想禁锢”。


低生育水平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人口问题的终结, 而是伴随着人口问题的转型。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低生育率所取得的暂时的胜利。对于这样的胜利,我们已经付出沉重的代价,并将继续面临巨大的风险。人口治理观如果还是以人口控制为中心,将加剧片面的人口发展,并带来风险和危机。人口控制只解决人口增长的快慢和增量的多少,却不能从根本上统筹人口发展。人口控制已经力不从心, 在理论和实践上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误导,我国需要更富远见的鼓励生育和优化人口的政策。


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人口优化”的提法比“人口控制”涵盖面更宽,内涵也更丰富,符合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统筹人口发展、综治人口问题的历史要求,标志着人口问题观和人口治理观的进步。


第三次人口转变:人口强则国强


中国人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人口是一个重要因素。比之人口数量,人口结构更值得关注。


我国人口性别年龄构成的长期、普遍、加剧的失衡已成痼疾,挑战非常严峻。内生性人口问题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口问题,警示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分人口”或者“亚人口”(sub-population)之间的关系。“分人口”之间存在着供求平衡的依存关系,譬如,适婚人口有一个男女性别比例平衡的要求,否则会影响到人的全面发展、人口的优化发展、家庭的幸福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在过去几十年里,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偏离105 左右的正常值域,目前仍在115(2017 年)以上的高位上高危运行,已经造成数以千万计的适婚女性人口的亏损,从而产生对等规模的男性过剩人口。2017 年,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3266 万人。再如,老少人口也有一个养老需求和养老供给的平衡问题,但超低生育率和重度老龄化的恶性循环却严重打破了这一脆弱的平衡,将导致少子老龄化代际人口倾斜这一不可持续发展问题和老年人口的生命支持问题。长期的超低生育率(TFR  低于1.3)导致未来养老所需的年轻人力资源供应不足,这两大影响深远的人口生态失衡问题构成中国人口亏损之“内忧”。有国防大学教授曾估计,目前军队中独生子女率已经不低于70%,作战部队中则超过80%。独生子女兵担当保家卫国的重任,面临一些挑战和风险,也引发了一些忧虑。此乃中国人口亏损之“外患”。


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生存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什么是“强人口”?对此,需要从内外、经济-社会-军事-生态做多维考察。人是各种力量的集合和载体,在人身上,我们能发现消费力、生产力、生育力、创造力、竞争力、威慑力、战斗力和破坏力等。一个能最大限度地培育和焕发人口积极力量、对内能自我团结互助、对外能威服御敌制胜、实现长治久安的国家就是真正的人口强国。人口大国不一定是人口强国。而优化人口是使人口强大起来的不二法门。


首先,端正人口观,确立以人为本、以数为衡的新人口理念。人口价值观决定人口发展观,人口问题观决定人口治理观。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口”的关系,“人”体现了人口的主体性和社会性,“口”体现了人口的数量性和统计性,人决定口,口影响人。人是根本数是表,将“人口”理解成“人数”是表象之见。人口实际上是有着一定数量规模和一定联系的社会人的集合和总计。所以,对“人口”要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如人命、人民、人性、人心、人权、人位、人情、人文等都要结合起来,以彰显人作为天地之秀、万物之灵的主体性地位。以人为本、以数为衡,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以数的协调发展为经纬,统筹人口发展、综治人口问题,方为正确之道。


以人为本,就是以人的健康和能力为根,以人的权利和保障为本。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联合国人口基金《2002 年工作报告》的序言中富有洞察力地指出:“人口问题基本上就是人的问题。……加大对公共卫生和教育的投资以及为妇女和女孩赋权,只有通过这样的投资,我们才能有望打破疾病与贫困这一恶性循环,并有望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从人口素质角度看,人口问题在根本上是对人的投资的不足和失败所导致的。


尊重人权是以人为本的第一前提;发展以人为本,人以健康为本。其中,人口健康以性与生殖健康为根本;扩大人的自由,就是扩大人的选择机会。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前提。自古以来,人口就是人力资源和社会财富,关键在于怎么开发利用。人口发展的特点是周期长、惯性大、变化慢,内生性人口问题就是结构性问题。研究解决人口问题,要有前瞻性的战略眼光,着力恢复和保护人口生态和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例如,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升高就是人口发展的一种“生态失衡”,因为出生性别比是人口发展的生物学基础,人口的健康发展要以两性发展的平衡为基本前提。


其次,人口优化是指人口发展的诸方面(结构、分布、素质等)能达到并保持某种优良适宜的状态,实现人口生态的平衡性、互助性和进化性,而且对资源环境系统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即,人口结构均衡协调,人口分布合理适度,人口迁徙自由有序,人口素质全面提升,人口贡献不断增加;其实质是优化适度生育,平衡人口生态,强化人口实力。


换言之,人口的优化发展就是人口的均衡动态化、人口的红利长期化、人口的保障最大化,同时人口的风险最小化、人口的代价最小化、人口的负债最小化。为此,需要倡导适度生育,平衡人口结构和投资人口发展。中国特色的“人口优化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即“人口生态观”和“人口力量观”。


从人口结构着眼,人口即生态,人口即力量,这两个判断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新时期中国人口问题和人口规律,继而完善人口政策大有裨益。因为当下和未来中国人口问题的要害有二:人口生态失衡和年轻人口亏损(人口负债)。


“人口生态”,狭义看是指“人”与“口”的关系以及“亚人口”之间的关系,展现了人口性别年龄自然属性、各种社会文化特征(如种族、文化、阶层)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以及亚人口之间的平衡性和互动性,此为人口内生态。广义看,还可以拓展到人口与外部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复杂关系,此为人口外生态。人口的内生态平衡是人口安全的根本保证,而人口安全是人口发展的底线。在这个意义上,人口优化就是指以人口生态维护和建设为宗旨,促进人口结构和功能优化,实现人口均衡、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过程。


人口平衡保障人口可持续发展。低生育文化的形成导致各国陷入“超低生育率困境”,中国也不例外。生育文化具有一种生育的惯性,文化变迁具有滞后性。生育率下降有不可逾越的文化边界,必然会导致社会冲突。人口政策设计首先应该尊重传统文化,生育决定人类的未来。笔者2003 年到湖北宜昌调研计划生育综合改革时,曾提出要关注人口安全问题,因为当时宜昌人口生育率已达超低水平, 是计生工作的红旗单位;因而建议当地不再鼓励放弃二胎,而要关注人口协调发展,处理好“埋头拉车”(不问实情只知埋头工作)和“抬头看路”(要研究自己的道路和工作模式,因地制宜)的关系。毫无疑问,人口是一种力量,其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取决于人口出生后的制度安排。


当下的中国,一个相对稳定的低生育水平时期已经到来,一个人口生态失衡、人口风险凸显的阶段已经到来,即将到来的“负人口转变”前景令人担忧。适度的低生育率可以保障人口的持续发展和文明的延续,生育转变是人口转变的核心和主线。


第一次人口转变是从“低出生、低死亡、正低自然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负低自然增长”的转变,人口的出生率低于人口的死亡率,即负人口转变。中国在2020 年前后将根据人口转变规律进入人口的第二次转变,所引发的经济社会影响将相当深广。


第二次人口转变即负向的人口转变(出生率低于死亡率,人口从零增长到负增长),这是人口发展的峥嵘岁月和困难时期。目前中国学者在热议“人口红利”的同时也开始关注“人口负债”。


第三次人口转变就是设法让很低的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上下(总和生育率大约在2.1~2.3)波动。无论哪一次人口转变,都是生育率变化主导的,死亡率是人类本能要抑制的。但随着老龄化的到来,人口死亡率有提高趋势,所以要摆脱人口负增长困境,就要提高出生率和生育率。低生育背景下中国人口仍在缓慢增长,那是人口年龄结构惯性的影响。但由于低生育已经积累了人口缩减的巨大势能,因此一旦人口增长到了“峰值拐点”,人口就会一泻千里。所以,人口要近看更要远观,才能获得洞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可以预想,刺激生育率回升的努力将长期主导着第二次到第三次人口转变的过程。由于中国早已掉入“超低生育陷阱”,所以鼓励生育越早越好,这是争取“正人口转变”的时机问题。越是早点结束第二次人口转变,越能早点开始第三次人口转变,也就能够越早摆脱低生育陷阱和负人口转变困境。虽然中国离第二次负向的人口转变只有“一步之遥”,但低生育陷阱确是不争的事实。


“人口力量”,是指人类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通过群体性的生存和发展活动表现出的各种效应和影响力。人口效应包括人口的需求效应、消费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乘数效应、加权效应、除数效应、团结效应、聚合效应、耗散效应等。这不是人口规模大小的简单化理解,一个人口总量大、但老年人口比重也非常大的国家,可能是没有力量的。


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关系。人口是活生生的人的集合,是通过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发生互动关系的,具有能动性、创造性和适应性。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关系非常复杂,既有线性的,也有非线性的,其中人类价值的文化导向和人类行为的制度规范至关重要。上世纪80 年代初,美国政府曾经组织著名学者群研究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发表《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著名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人类体制作为中介变量发挥着重要作用。恰当的制度安排和高度的文化自觉,可以帮助我们实现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如绿色的循环经济模式、亲生态的人口发展模式等。人口的发展背后固然有人类欲望的驱动,但也有人类智慧和道德的指引,人类可以在不断深化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引领下实现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在更高层次的和谐与共进。地球的人口承载力深不可测,但区域的人口承载力的确存在着理论的极限,这一方面取决于大自然的供养能力和再生能力;另一方面取决于人类消费资源环境的需要,也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的养护能力。


再次,21世纪要从人口论到人脑论,开发和收获人口无穷无尽的思想红利和创造红利。为什么说人口问题本质上是人的问题?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如是说:“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人是万物之灵,作为高级灵性动物,其最大优势就在于能够思想。开放思想市场,释放人口思想红利,是大国人口治理的终极途径。人口的贫困是多维多层多面的,思想、精神和道德的贫穷是贫困的根本,也是“富”却不能“贵”和“久”的原因。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我国应对人口危机的重要资源和根本出路。时代发展到了今天,做一个怎样的中国人,将成为民族复兴的中心话题。


总之,人口强大与否的关键在于,人口的结构是否协调平衡、关系是否紧密和谐、功能是否健全强大,也在于是否有优良的人力资本投资机制和充分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从人口大国转变成人口强国,中国任重而道远。


人文新时代需要人口新理论


通过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力量濡染中国人口的成长,使其成为有灵魂、有道德、有创造力和责任感的人口,就是人文人口学视野中的人口优化。这源于笔者对人口的朴素理解:人口人口,一人一口,人是人口的主体性和社会性,口是人口的数量性和统计性。人决定口,口影响人。数量属性是人口的一个抽象,是我们一望便知的人口特性,显示的是人口的同质性。但任何人口都有着深广的文化渊源,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说过,人是文化的生物。我们可以说,人口是文化的载体。人口的社会属性展示的是人口的异质性。


所以,观察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有两个不可或缺的视角:一是人文的角度,可以称人文人口学,研究人类人口与社会文化(包括习俗、制度、规则)互为依存、互为因果、互相制约的关系,最终要探寻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制度文明之路,这里人的发展成为终极关怀。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正如联合国人口基金2002 年所说人口问题的本质是人的发展。二是数理的角度,可以统称为数理人口学或者狭义的人口统计学,探究人口变化的数量规律,如人口转变理论、人口惯性理论等。人口学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和复杂性科学,中国人口学的理论建设是滞后的。


回顾改革开放40 年,笔者愈发认识到提出和建设人文人口学之于人口优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自马尔萨斯1798年发表《人口原理》以来,在人类科学史上,人口研究已经持续了220 年,产生了人口转变等很多相关的理论和学说。然而,在时间的洪流中,一切都在变与不变之中。当今之世自然迥异于近古时代,工业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社会与男耕女织、安土重迁的农耕时代不可相提并论。时代的变迁和新问题的涌现需要人口学的与时俱进,重新确立自己的历史坐标和历史使命。毋庸置疑的是,古往今来,人口、乡土和文化一直是文明兴衰的三要素,这里可以理解为人口是文明的主体,乡土是文明的沃土,文化是文明的灵魂。


中国进入了什么样的人口新时代?从事实判断来说,人口新时代可以理解成低生育时代、少子化时代、长寿时代、人口失衡时代和人口流迁大时代。从价值判断来说,人口新时代需要人口新理论,中国需要从人口控制时代走向人口优化时代。


笔者提出的人口优化理论包括:其一,对人口价值的基本认知是,牢固树立人口是资源、是生态、是力量的理念和信念。其二,对人口与国运关系的基本判断是,人口优则国优,人口强则国强,人口兴则国兴。其三,对人口发展方向的基本把握是,促进和保障人口发展的人才化、平衡化和持续化。其四,对人口优化要着眼于结构、关系和功能,包括人口自然结构的平衡化和协调化,城乡和区域人口分布的合理化,人口社会结构的中层化,人口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化,在业人口的产业现代化等。其五,对人口发展的正确指向是,以实现千家万户的共同幸福和泱泱大国的繁荣昌盛为依归。人口优化要通过人的全面发展、族群的繁衍发展,实现家庭的幸福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国家的持续发展,这是人本人口学的历史担当,是人文人口学的家国情怀,是大国人口学的战略转向。作为人口科学的两翼,中国需要数理人口学,但似乎更需要人文人口学。


首先,人口是资源,而且是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具有创造性、能动性和生产性。天地人三才,人是最可宝贵的。人口人才化指人口是人才的母体,不断绽放出人口之树上的人才之花,不断涌现人口群体中的天才、英才和雄才,是其题中应有之义。结合家庭生命周期和个体生命历程的理论框架,从优婚开始,顺流而下,通过优境、优孕、优生、优育、优教和优成,使之成长为能独善其身、兼善天下的合格劳动力和杰出人才,促成一波又一波不同年龄组人口中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全面发展,全面提升国人的文化素养、健康水准和生命品质,这就是一个人口优化的视角。


其次,人口是生态,现实的人口是由不同信仰或者无信仰、民族或者种族、不同性别年龄、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处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亚人口(sub-population)组合而成的社会人群,具有生态学意义上的特征多样性、互动依存性和关系复杂性。


人口问题可分两类,一是内生性问题,即人口的自然结构失衡或者人口的社会关系扭曲,譬如,少儿人口、青壮人口和老年人口之间代际人口结构失衡,以及适婚人口性别比例失调或者不同族群、不同信仰等具有不同标识的人口之间的社会关系发生冲突(国际移民中或者不同民族人口杂居时常见现象)。二是外部性问题,即主要因人口发展引发的人口变量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关系产生矛盾,人口的“逼迫”需要非人口系统的社会公共政策和制度创新的回应,着眼于出生数量和质量控制的“家庭避孕节育计划”和“社会优生优育计划”之完美配合,应该服从人口优化的大原则,也可以通过培育“亲生态人口”来增强资源环境的建设性力量和保护性力量。大国人口优化之路,任重而道远。


再次,人口是力量,人口是人的集合,而人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与需求,马斯洛的五层次需求理论可以提供经典的依据,而马尔萨斯人口论中阐述的两个理论前提也与人们信奉的“食色,性也”相契合。当然,人口是天然的消费力,衣食住行,每天都在大量消费,也在产生垃圾甚至污染,但同时人口也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在可持续的绿色循环经济体系中不足为忧。人口是表象,人性是根本,欲望是人口问题背后的原动力,恰如印度圣雄甘地所言,“地球可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每一轮人口增长带来的巨大推力转化成了人类灿烂的文明。有时候,人口也会表现出竞争力、威慑力和战斗力。人口的力量也好像硬币的两面,既有正能量也有负能量,就看文明和文化如何濡染人心和规范行为。


没有人口,何来家国?家是人口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和承担者,国是人口发展和人口活动的大平台。人口不是“人数”那么简单,而是“人类”抑或“社群”的别称,现实人口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决定了人口总是离不开大时空的历史之网,人口的盛衰和聚散是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变迁的必然产物,而人口的变迁也影响着整个外部世界。社会学之父孔德说,“人口就是命运”。人口的变化成为驱动文明变迁的内生性力量。在中国文化家国天下的传统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条若隐若现的人口规律:人口兴则文明兴,人口衰则文明衰,互为因果。实际上,在一个鼓励人心向上、人适其位、人尽其才的社会环境中,人口就是资源、优势、活力、实力、推力,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真理。没有人口的继替,何来家族开枝散叶,壮大发展?没有人口和家庭的发展,又何来国家的发展、民族的繁衍和文明的传承?在低生育、少子化和老龄化等问题交织出现的人口新时代,人口学要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就要不断增强自身的解释力、洞察力和预见力,而人文人口学就是重要的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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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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