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鲁迅的报刊活动和他的办报思想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86 次 更新时间:2016-05-07 16: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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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汉奇  

   一

  

   鲁迅是中国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从进入文化战线的第一天起,就以“发国人之内曜”[1]的“精神界之战士”自居。“以广大农民和一切被压迫阶级的代言人自居,替他们呼号,为他们请命”[2]。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自觉地遵奉“革命的前驱者”的将令,以“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为同志,心甘情愿地充当革命的马前卒,用自己的笔为革命服务,成为杰出的革命舆论战士。鲁迅不仅仅是杰出的文学家,也是杰出的报刊活动家。鲁迅的一生和报刊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报刊是他进行战斗的主要阵地。他用他那只如椽的巨笔,在报刊这个阵地上,为革命造舆论,建立了不朽的战斗的业绩。鲁迅在他的战斗的一生中,曾经在102家报刊上发表过734篇文章,其中:日报15家,254篇。期刊78家,466篇。外文报刊9家,14篇。在他的光辉的一生中,鲁迅先后参加过18种报刊的编辑工作。担任过《莽原》、《语丝》、《国民新报副刊》、《奔流》、《北新》等刊物的主编;担任过《新青年》、《文学》(左联刊物)的编委;指导过《未名》、《波艇》、《鼓浪》、《译文》和不少左联刊物的编辑工作。热情地支持《越铎日报》、《晨报副刊》、《民报副刊》和一些革命的进步的报刊的编辑和出版。和不少进步的中外新闻工作者,如邵飘萍、邹韬奋、斯诺、史沫特莱、山上正义等,都有亲密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名家文丛方汉奇自选集他密切关注着革命的和进步的报刊宣传工作,鲁迅博物馆所存鲁迅藏书中就有218种报刊,包括《政治生活》(中共北方区党委机关报,1926年前后出版)、《布尔塞维克》(1932年在上海出版)、《做什么》(中共广州区党委机关报)、《少年先锋》(广东团委机关刊物)、《向导》、《人民周刊》等。后四种是在广州的时候中共广东区党委通过毕磊送给他的。

  

   作为革命的舆论战士,鲁迅进行战斗的主要武器是他的杂文——一种轻捷、灵活、锋利的报刊评论文体。他一生中写作了近千篇杂文,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光是杂文集就有16本之多。杂文这种体裁并不是鲁迅的发明,列宁就曾经把自己在报刊上发表的许多论战性的评论文章称为杂文。在中国,杂文或称杂感,戊戌时期即已见于报刊。“五四”以后运用得更为普遍。《新青年》的“随感录”,《湘江评论》上的“放言”,《政治周报》上的“反攻”,《向导》、《中国青年》上的“寸铁”,即是。鲁迅是这一战斗的报刊文体的集大成者,是杂文艺术的大师。鲁迅的杂文有一些是有文学色彩的,近于抒情的散文,如《野草》上的《秋夜》、《腊叶》,《华盖集》上的《长城》,及《准风月谈》上的《夜颂》等。但多数的杂文实际上就是今天所说的“小评论”或“短评”。鲁迅自己也经常把他写的杂文称为“短评”,他在1932年自编的《鲁迅译著书目》、1935年所写的《自传》中,都把已出版的那些杂文集子称为“短评集”,如“《热风》1918年至1924年的短评”,“《华盖集》短评集之二”,“《二心集》短评集之四”,等等。在一些文章中,鲁迅还自称他“常常写些短评”[3]。称他的杂文为“我的短评”[4]。鲁迅的不少短评,都是紧密配合当时的现实斗争的。其中如《无花的蔷薇》之二,是对段祺瑞政府屠杀革命群众的罪行的声讨,作于“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即“三一八”惨案的当天。《伪自由书》、《准风月谈》中的一些短评,反映得更快,具有明显的报刊评论的特点。鲁迅的杂文具有多种形式。有的近似于今天报刊上的通讯。如《再谈香港》[5]以第一人称记船过香港时受海关检查的详细情况。揭露了港英当局及“英属同胞”以检查为名对旅客进行讹诈和刁难的种种情景。实际上是一篇很生动的通讯。《阿金》[6]记述了一个女工的遭遇,《看肖和“看肖的人们”记》[7]记述了肖伯纳在上海逗留期间的言行和社会上各阶层的人对肖的评论和反应,都近似于人物通讯。此外,《肖伯纳在上海》是把“当天报刊的捧与骂、冷与热,把各方态度的文章剪辑下来”,“连夜编辑出来的”[8],类似综合报道;《上海通信》[9]、《述香港恭祝圣诞》[10]采用了通信的体裁;《马上日记》[11]采用了日记的形式,都有通讯的味道。特别是《马上日记》有情节,有人物活动,有人物对话,写出了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的形形色色,其中有军阀的跋扈,有帝国主义分子和高等华人的骄横,有资产阶级卖野人头的商业广告,有小市民们的麻木不仁。和民初黄远生的《新闻日记》一样,都可以算是广义的通讯。在形式的多种多样,语言的生动活泼,反映及时迅速等方面,鲁迅的这些“通讯”都是很值得学习的。鲁迅就是这样运用杂文这一武器,为革命造舆论和在报刊上进行战斗的。为了战斗,鲁迅放弃了搞长篇小说,搞大部头文学史的计划,他不顾敌人们的攻击、诱惑和好心的朋友们的劝告,不要诺贝尔奖金,坚持用杂文这一便于短兵相接的匕首和投枪,在百年魔怪舞翩跹的旧中国,对于一切有害的旧事物,给以猛烈的抗争和锋利的袭击。“使不是东西之流缩头”[12],“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13]。他的杂文反映了“中国的大众灵魂”[14],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无产阶级新闻战士学习的典范。鲁迅的报刊活动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学生时代到1917年)。

  

   1899年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学习时,开始接触到《时务报》等维新派的报纸。同时给当时在上海出版的《游戏报》投过稿,名列该报征诗赠奖名单的前十名(1899年12月19日),这是他和报刊发生关系的开始。由此,一直到1936年他去世,始终没有间断过和报刊的关系。这一年他才18岁。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宣传活动非常活跃的时期,各省的留日学生都办有鼓吹民主革命的专门刊物。年青的鲁迅参加了光复会,积极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写稿,开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战斗历程。早在1903年,鲁迅就在许寿裳主编的《浙江潮》上发表了《斯巴达之魂》、《中国地质略论》等文艺作品和科学论文。以非凡的热情,歌颂了反抗外族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特别对老沙皇的侵略野心及1884年以来沙俄特务在我国内地的活动,提出了警告,指出:“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险;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15]。

  

   1907年鲁迅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到东京,决定从事文字宣传工作,用进步的舆论来改变“国民”的“精神”。他和几个朋友一道筹备在东京出版一份综合性的刊物,定名为《新生》。“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剩下了不名一文的三个人,没有成功。这是鲁迅从事报刊活动的第一次尝试。《新生》没有问世,原来计划要写的一些文章,后来陆续在刘积学主编的《河南》杂志上发表。署名令飞、迅行。这些文章批判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颂扬了拜伦、雪莱、裴多菲等“恶魔派诗人的精神”,表彰了他们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对反动的统治阶级所进行的英勇的战斗。对于裴多菲,正如20多年后鲁迅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所分析的,主要宣扬他是一个“反抗俄皇的英雄”,以此来“鼓动青年战士的心”,激发他们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斗志”[16]。1909年鲁迅回国,在杭州、绍兴两地任教,“还给日报之类做了些古文,自己不记得究竟是什么了”[17]。1912年1月3日绍兴光复后不久,他和宋紫佩、孙德卿、陈去病等人一道发起创办了《越铎日报》,陈任总编辑,宋任总经理,从陶成章的“北伐筹饷局”拿来了余款90余元作为开办费。鲁迅以黄棘的笔名为该报写了《越铎出世词》,还帮助编辑们看稿,设计编排,担任“西报要闻”一栏的编译工作,从当时上海出版的《字林西报》等外文报刊上选译重要国际新闻供该报刊用。这在当时的地方性报纸上是较为突出的。鲁迅还建议在该报四版辟“稽山镜水”专栏,发表三言两语的短文,勇敢地嘲讽了混入新政府的旧官绅们的腐败,坚决地揭发了杀害秋瑾的主谋前军政府要员章介眉的罪行,对王金发的军政分府则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希望。《越铎日报》出版40多天后,鲁迅就去南京教育部任职,后又转往北京,在北京期间仍与该报有联系,为该报副刊投过四五篇稿件。这个报纸在鲁迅离绍后不久,为地主阶级中的右派孙德卿、王文灏等所把持,成为拥袁反孙反王(金发)的报纸,大革命后成为国民党右派的机关报。鲁迅对孙德卿之流很反感,曾在日记中斥其“可笑”和虚妄。创办日报的这一次尝试由于去南京和北京任职而中辍了。此后一直到1917年,鲁迅除了偶尔给一些报刊,如《越社丛刊》和教育部办的《编纂处月刊》写点东西外,始终潜心于中国古典文化遗产的研究,没有更多地参加报刊活动。从学生时代到1917年,鲁迅这一时期的报刊活动主要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立场上,为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作宣传,从唤起人民觉醒,改造国民性到“监督行政,促进共和”,为实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治理想而大喊大声呼吁。第二个时期(1918—1927年)。这一时期,鲁迅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下,在列宁的号召下,在革命前驱者的将令的指挥下,站在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写下了大量锐不可当的杂文和其他文学作品,在思想文化领域和各种反动流派反动思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一时期他参加了近20种报刊的编辑和撰稿活动,其中主要有以下几家:《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创刊)。陈独秀主编,是五四时期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刊物。鲁迅从1918年4月起开始为该刊写稿。第一篇是五四时期的著名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在两三年的时间内,陆续在该刊发表了《孔乙己》、《药》、《风波》和《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37篇作品。《新青年》有一个时事短评专栏叫“随感录”,鲁迅从1918年9月起开始为这个专栏写短评,先后写了27篇,和新文化运动的种种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战,摧枯拉朽,所向披靡,给读者以巨大的感染。1918年初,《新青年》进行了一次改组,鲁迅参加了它的编辑工作会议。《晨报》(1918年12月创刊)。创办人汤化龙,总编辑蒲伯英。“五四”前该报第七版曾请李大钊主编,在他的支持下发表过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出版过“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专号”。

  

鲁迅从1919年起就应邀为该报创刊纪念增刊写过文章。1920年孙伏园接办副刊,提倡白话、“标点”和“学术性”、“民主性”,以师生关系邀鲁迅写稿,著名的《阿Q正传》就是从1921年12月4日起在该刊连载的。此后,一直到1924年,先后在该刊发表了近30篇文章(内杂文26篇)。这个副刊在鲁迅的指导和支持下,发表过许多新文学作品,译载过高尔基等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京报》(1918年创刊)。邵飘萍主办,政治上倾向广东革命政府。1924年12月5日起孙伏园接任该报副刊主编,鲁迅开始为该刊撰稿,在1924—1925年两年间,先后发表了37篇杂文,多数是短评,光是以《忽然想到》、《并非闲话》为题的便有20篇,关于青年必读书问题的著名回答就刊于该报。《京报》共有20种副刊,鲁迅不光为《京报副刊》撰稿,也给《京报》的《文学》、《民众文艺》等副刊写过稿,著名的《战士和苍蝇》即发表在《民众文艺》上。鲁迅、许寿裳等七教授为支持女师大学生的驱杨运动而拟的《对于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也是首先在这个报纸上发表的。《莽原》(1925年4月24日创刊)。附于《京报》发行,原来也是《京报》的副刊之一。后脱离《京报》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发行。鲁迅在开始的一个阶段担任过它的主编,经常撰稿的有未名社的一群作家。每期除附《京报》分送外,另由《京报》赠印3000份作为稿酬,“看的人也不算少”[18]。刘和珍就是它的全年订户之一。鲁迅在《莽原》上先后发表了39篇文章,几乎全部是战斗性很强的杂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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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方汉奇教授个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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