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汉奇:《清史·报刊表》中有关古代报纸的几个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1 次 更新时间:2016-05-07 15:0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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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汉奇  

   正在进行中的《清史》纂修工程,是一项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有重大意义的标志性学术文化工程。这部《清史》,初步规划为92卷3220万字,设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五大部分。其中的《报刊表》,将纳入计划中的《清史》的第81卷,与《书院学校表》一道,合为一卷。为报刊设表,把报刊出版情况写入正史,这一点,和《图录》一样,都是《清史》的首创,是以往的二十四史所不曾有过的。

   纳入《清史·报刊表》的报刊共约2356条。其中涉及“古代报刊”,即近代化报刊以前出版的古代形式报刊的仅13条。所占比重不大,但时间长远,在史料史实及体制、形式、内容的认知上,也还有一些歧义,笔者在参与编写这部史表的过程中,对上述问题,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考订,力图把问题搞清楚。下面试就其中的某些问题,提出个人的一点看法,以就正于方家。

   《邸报》为什么会有许多异称?

   《邸报》作为封建时代传播官方信息的一种载体,起始于唐朝,完善于宋朝、明朝,延用于清朝。清朝各时期都有关于《邸报》发行制度的记载。最权威的当属永榕等《历代职官表》卷二十一中的以下一段记载:“国朝定制,各省设在京提塘官,隶兵部,以本省武进士及候补候选守备为之,由督抚遴选送部充补,三年而代……谕旨及奏疏下阁者,许提塘官誊录事目,传示四方,谓之《邸抄》。”①这里所说的《邸抄》,就是《邸报》。

   在有清一代,《邸报》一直有着多种异称。

   有称为《邸报》的。如四川道御史杨素蕴“论吴三桂威权太重宜防微杜渐”疏中所说的:“阅《邸报》,见平西王请以副使胡允等十员拟升云南各道,并奉差部曹亦在内,不胜骇异。”②及姚济《小沧桑记》同治元年(1862年)壬戌六月二十一日所记的:“闻南路炮声不绝,见府中《邸报》,知曾帅部将鲍超于三月七日克复青阳。”③

   有称为《邸抄》(或作《邸钞》)的。除前引永榕等《历代职官表》卷二十一中的那段话外,还可以举出昭梿《啸亭杂录》中所说的:“乙卯(乾隆六十年,1795年)春,苗匪窃叛,福文襄王率师征之,有神兵数千助阵,苗匪因之败溃。土人云与三杨将军庙相近。王奏于朝,特建祠以祀之。见《邸抄》。”④及叶昌炽在他的日记中所记的:“阅《邸钞》,徐子静年丈奏保人才,工部主事康有为、兵部主事张元济二十八日预备召见。”⑤

   有称为《朝报》的。如清初王士桢所说的:“今之《朝报》,或曰《邸报》。”⑥及清末吴永在奏折中所说的,“请刊……《朝报》,俾天下知乘舆所在”⑦。

   有称《京报》(或作《京钞》)的。如王先谦《东华录》中所记的:“提塘管理《京报》,设立久矣。”⑧俞正燮《癸己存稿》中所记的:“雍正十二年(1734年)十二月初三日,宁阳孙永祥牛产麟,见《京报》川督黄廷桂、川抚宪德奏。”⑨及严修《蟫香馆使黔日记》中所记的:“收提塘寄《京报》六封(八月十七日至九月初一),附吏部咨文一角、礼部文一角”⑩等有关记载。

   有称《科抄》(或作《阁抄》)的。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三月左都御史揆叙在上疏中所说的:“近闻各省提塘及刻写文报者,除《科抄》外,将大小事件采听写录……任意捏造,骇人耳目,请严行禁止,庶好事不端之人有所畏惧。”(11)及《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所说的:“各省发递《科抄》事件,例应责令提塘办理。”(12)

   以上这些,都是由六科发抄,和经由各省驻京提塘负责向地方传发的清廷官报的不同称谓。它们其实是同一物事。称《邸报》,是因为这是它的正式的也是传统的称呼。称《邸抄》或《邸钞》,是因为它由类似于古代邸吏的提塘官负责誊录和“抄”发。称《朝报》,是因为它发自朝廷,其体制也类似于宋代的《朝报》。称《京报》或《京钞》,是因为它发自京都。称《科抄》或《阁抄》,是因为它抄自六科及内阁中枢机关。凡此种种,所指的其实都是《邸报》。

   《邸报》之所以会有如此众多的异称,是因为它是由各省提塘通过塘兵逐级向京外传递的官报,本身就没有固定的报头,看《邸报》的人在对它的称谓上带有一定的随意性,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情况在清以前的各朝,也同样存在。但是,在众多的异称中,《邸报》这一称呼,仍然是最主要的和最通用的。

   《邸报》中刊有发报人自采的社会新闻吗?

   不少清人的文集中,都刊有关于在当时发行的《邸报》上看到某些社会新闻的记载。如陈舜系在《乱离见闻》中称:“(顺治十八年,1661年)七月四日,《邸报》:顺天正阳门外风卷火药铳砣刀枪,屋舍砖瓦木石人物数百家于天。”(13)俞正燮在《癸己存稿》中称:“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宁阳孙永祥家,牛产麟。见《京报》。”(14)秦笃辉在《平书》中称:“《邸报》:道光十年庚寅岁,直隶地震。邯郸城外,裂一穴,潮大,有兽从中跃出。”(15)有人就根据上述这些记载,得出结论说:“《邸报》不只是刊载圣旨、上谕、任免事项的,其中确实有一些灾祸、怪异、公案、传闻等社会新闻。”还说“这些社会新闻具有五个W一个H”(16)。云云。这些都纯属误解。陈舜系、俞正燮、秦笃辉在各自书中所记的种种可以称之为社会新闻的新闻,确实得自《邸报》,但准确地说,是得自《邸报》所刊载的向皇帝报告上述事件的大臣题奏,而不是《邸报》发行人自己采写的新闻。下面试举两条《京报》上的文字为例:

   其一:“光绪六年(1880年)二月间,袁大马、袁立儿并在逃之王六舜儿、定幅、傅九、刘四各在徐志祥烟馆吃烟,袁大马因贪起意,商允袁立儿等行窃,得赃分用……潜至慈宁宫门首将门钉六十二个起下偷出。十二月二十二日,王五听从王六舜儿、韩老西携带蜈蚣梯仍由原路上至慈宁宫后殿脊,将龙口宝盒连金钱银锞等物偷出。”

   其二:“王民仔籍隶晋州,向患疯病,时发时愈。光绪七年十一月十七夜起更时分,其父王钰溪在家披衣烤火。王民仔自外回家,疯病复发,用菜刀铁锤将王钰溪左额砍殴致伤……甲长王富汶、邻人王赵氏等趋至,时王民仔仍持菜刀在屋跳舞,王富汶等将其捆住,见王钰溪已在地受伤身死。”

   前一段文字见于光绪八年正月十二日聚兴报房所出的《京报》,叙述的是大内慈宁宫被盗的事。看似刑事新闻,实际上摘自这一期《京报》所刊刑部尚书文煜的奏折。奏折中还报告了刑部对此案处理的结果:袁、王等斩立决。

   后一段文字见于光绪八年二月二十九日聚兴报房所出《京报》。叙述的是一件精神病患者误杀亲父的案件。看似市井新闻,实际上摘自这一期《京报》所刊直隶总督李鸿章的“为审明逆伦重犯照例办理”折。折内的后文还交代了处理的结果:罪犯王民仔被押赴省城正法。

   由此可见,所有关于在《京报》内看到某某事件和信息的记载,其源盖出于报内所收刊的各类题奏折件,而并非《京报》发行人自采自编自发的报道。认为《邸报》中刊有自采的一些灾祸、怪异、公案、传闻等社会新闻,纯属误会。

   清朝的民间报房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长期以来,搞新闻史的都有一个印象,即清朝的民间报房,大抵是清朝中后期以后,至少是乾隆以后,才陆续创办起来的。这与已知的挂了招牌、有名称可考并公开发行《京报》的清代报房,大都开创于乾隆以后有关。已知的这些报房,属于乾隆年间开业的有公慎、公德两家;属于同治年间开业的有合成、永兴、聚兴、集文等4家;属于光绪年间开业的有聚升、怡昌、致和、敬慎、宜安、同泰、杜记、同顺、天华、公兴、聚恒、洪兴、同文、信义、连升等15家,共21家。乾隆以前的,则未见著录(17)。

   但是未见著录,没有留下名称和字号,并不等于没有。根据笔者在编写《清史·报刊表》“古代报刊”部分的过程中,接触到的一些材料,证明早在清朝定鼎之初,就已经有类似公慎、聚兴之类的民间报房存在了。

   理由之一,是有近似的活动。下引的一段文字,就是其中的一例:“顺治十三年随州知州程文光谋升心切,托吏部书办冯应京伪造保举依议旨意,交与吏部书吏茅万懋载入《邸报》刊行,案发,刑部审讯时,茅万懋供称:‘这刻发报生意,原不能尽行刻发。冯应京既说是旧本的事,故此不曾问他,就刻发了。’又称:‘我是刻报营生之人。’”(18)按:获准公开发行报纸的民间报房,起始于明末。属于当时北京民间132行中的“抄报行”。曾出版过《京报》、《急选报》(19)等报纸。上引“顺治十三年”的那段文字,说明早在清朝入关之初,就已有人继续从事类似明朝报房一样的“刻报营生”和作“这刻发报生意”。据同文,该案审讯的最后结果是“首犯冯应京拟绞”,茅万懋的处理情况则不详。但由此可以认知,当事人获罪的主要原因在于制造了虚假的奏疏和旨意,而并不是“以‘刻报’为营生”,和做了“这刻发报生意”。易言之,类似明季民间报房那样的刻发报活动,在清廷入关以后,是仍然存在的,至少是被默许存在的。

   理由之二,是有相应的记载。较早的有关民间报房活动的记载,见于以下两段引文。其一是:“凡朝廷示谕京外大臣一切应办之事,以及用人行政并有当使天下人共知之件,若无月报,则何而知之?故由内阁衙门发抄,改名《邸抄》,交报局刊印通行。其机密大事则不发抄。至报局之设,虽系禀知官府,然其主人实同开铺牟利无别。其设立之始,从本朝定国之初,因明朝之制而稍为改变者。”(20)其二是:“凡开设报局者,每日必遣人至内阁,抄录本日一切事件,归后即用活字版木字也摆就,亦有抄成小本者,刷印订本,发给送报之人,分路送往各看报之处。其送的之人,系山东居多,其报送之报亦系向报局主人买之,如趸货转售者……看报之人,亦有向报局买取,而不假手送报之人,然此等者甚少。”(21)以上两段文字,都引自官方编定的《六部成语注解》一书。该书成书于乾隆七年,所记乃乾隆年间和乾隆以前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即:一,它把类似报房的那一机构,称为报局,但论其性质、业务范围和活动方式,如“虽系禀知官府,然其主人实同开铺牟利无别”,和“每日必遣人至内阁,抄录本日一切事件,归后即用活字版木字也摆就,亦有抄成小本者,刷印订本,发给送报之人,分路送往各看报之处”等等,均与报房并无二致。可见所谓的报局,实即乾隆以后盛行的民间报房。二,“其设立之始,从本朝定国之初,因明朝之制而稍为改变者”。说明此书编者称之为报局的民间报房,确系清朝“定国之初”就已经存在了。

   《京报》是荣禄堂南纸铺首先办起来的吗?

   长期以来,有关新闻史的专著和教材,只要谈到报房、《京报》,都要提到一家位于北京琉璃厂中间路南的一家文具店荣禄堂南纸铺。其根据主要是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的以下一段话:“据北京报房中人言,清初有南纸铺名荣禄堂者,因与内府有关系,得印《缙绅录》及京报发售。时有山东登属之人,负贩于西北各省,携之而往,销行颇易。此辈见有利可图,乃在正阳门外,设立报房,发行《京报》,其性质犹南方之信局也。”(22)俨然把这家南纸铺视作《京报》和报房的发端。

   笔者早年也沿用过这个说法,后来渐渐地有所怀疑,现在则倾向于否定这个说法。

首先,名为荣禄堂的这家南纸铺,并非创自清初。按:有关荣禄堂的记载,曾见于李虹若《朝野丛载》的“荣禄堂缙绅南纸店,在前门外琉璃厂中间路南舍旁便是,专办各级公文用纸、书画用纸及文房四宝、石章、罗盘、琴弦、雅扇、简帖等物,兼刊历科科场官卷,精刻翰苑分书各种书籍摹本发卖”(23)。亦见于徐永年《新增都门纪略》的“荣禄堂缙绅南纸店,在琉璃厂中间路南东北园对过便是。有对联悬门:荣膺芝诰传三接,禄启蓬池冠众仙。”(24)李书出版于光绪十二年,徐书出版于宣统元年(1909年),所记均晚清光宣时期的情况。而详载清初琉璃厂一带店肆情况的朱一新、缪荃孙的《京师坊巷志》及刘承斡的《京师坊巷志考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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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新闻界》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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