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权威落差与政治稳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25 次 更新时间:2006-06-19 19: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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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 (进入专栏)  

  

  作为船长或大副,谁都不希望自己开的船摇晃颠簸,更不希望它像泰坦里克号那样撞上冰山沉没。国家就是一艘航行中的船,国家领导人就是在开这艘船的船长和大副。船长的最基本的职责是保持船只安稳航行,政治家的第一追求便是政治稳定。天下大治,或太平盛世,从来都是历代中国政治家的理想,要实现这个理想,政治稳定是一个必要条件。

  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政治思想家都把政治稳定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课题,宋代大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司马光便是其中的一个。他所著的《资治通鉴》,并不是一部教人玩弄政治权谋的宫廷秘籍,也不是一部图解儒家政治教条的案例汇编,在我看来,它是一部讲授如何实现政治稳定的皇家教科书。当代某些政治家拒绝阅读这部伟大著作,以为它教的就是宫廷权术,这是一个让人惋惜的误解。

  司马光在卷首便开宗明义地写道:“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1] 这几句话虽然简单,却是从作者的丰富政治经验,以及从他对中国数千年治世经验和乱世教训的深刻研究中提炼出来的。

  他说的其实是一个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问题。前提条件是什么?是权威落差。他列举了国家元首——天子必须全神贯注的三个核心政治概念:礼、名、分。一个政体或王朝有了礼名分,就有了权威落差。有了权威落差,社会才有秩序,政治才能稳定,王朝才能长寿;失去礼名分,就会失去权威落差,政治就将无序,社会便会动乱,王朝必将倾覆。

  这就是整部《资治通鉴》的总纲。看不到这一点,很难说读懂了这部巨著。

  虽然中国古代的权威落差理论丰富多彩,但司马光的概括确实点到了儒家权威落差理论的精髓,对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留待本文的第五部分。第一部分定义并分析权威,第二部分简要阐述不同于韦伯和丹尼斯•朗的权威类型学;第三部分讨论权威落差与政体模式,第四部分定义政治稳定,并对不同类型权威的稳定性进行评估;五、六、七三个部分运用本文提出的理论对我国两千年的政治史进行宏观分析,提出了两次政体危机的设想,并介绍了当时政治思想家们为克服这些危机而进行的探索,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结论,指出政体危机的最终解决已经大有指望。

  

  一,什么是权威

  

  要了解什么是权威落差,首先要理解什么是权威。

  在中国语境和西方语境里,“权威”这个词的原始含义有很大差别。在汉语里,“权威”是一个组合词,由“权”和“威”两个字组成。“权”的最原始含义是一种树木的名称[2] ,后引申为“秤”和“秤锤”的意思[3] ,可能古代的秤是用黄桦木做的。比较早把“权”纳入政治范畴的大概是孔子,他引述并评论《周书》时说:“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 [4] 不过,这里的“权量”,指的还是度量衡,孔子只是认为,规范度量衡是执政者的一项重要工作。根据这个含义,“权”当动词用时,表达的是“权”作为秤砣的作用,比如,“称量”、“衡量”和“平衡”[5] ;当名词用时,则可以把权的作用抽象为某种决定性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可以衡量天下,规范事物,保持公平,而且举足轻重。这个东西就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力”[6] 。

  “威”字的起源更有趣。如果你了解了中国传统社会里婆婆腰间那串钥匙的价值和力量,如果你体会到了小媳妇在婆婆面前的战战兢兢,你就理解了“威”的含义。“威”在古代汉语里就是丈夫的母亲,也就是婆婆[7] 。从婆婆这个角色可以引申出两方面含义,第一是尊严,因为婆婆位尊[8] ;第二是威力和权势[9] ,因为婆婆权重。

  把“权”和“威”组合成一个词,是晚近的事情了。编纂于1915—1935年,于1936年出版的中华书局版《辞海》里就没有“权威”这个辞条。编纂于1956—1959年,初版于1960年,修订于1977年的商务印书馆版的《现代汉语词典》里虽然有“权威”辞条,但它对权威既没有作词源学上的考据,也没有进行学术解释,差不多是对英文“authority”一词的简单翻译 [10]。

  英文“权威”(authority)一词,起源于“author”(创造者、创始者,创作者等)。上帝是人类的创造者;立法者是法律的创始者;马克•吐温是《汤姆•索亚历险记》的创作者。理解了这三种角色,你就理解了“authority”一词的含义:主宰、统治和声望。不过,在当代英语语境里,“authority”几乎是“当局”的同义词。在google网页上键入“authority”搜寻,有1.05亿个网页与该词有关,相关度最高的头十几页,都在“当局”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

  从学术上对权威下定义有许多不同的角度。

  最简单的定义是从实质上下的定义。简单中最简单的定义可能要算《权力论》一书的作者丹尼斯•朗(Dennis H.Wrong)下的了:“权威的实质就是发布命令。” [11]当然,权威中最权威的定义当然来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年):“按照定义,‘权威’[12] 应该叫做在一个可能标明的人的群体里,让具体的(或者:一切的)命令得到服从的机会。” [13] 看来,他是从关系上下的定义:命令与服从。

  法国著名学者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给权威下的定义可能是所有权威定义中最宽泛的了:“权威(用复数)就是掌握权力的人,单数的权威则是权力本身的同义词。” [14]而权力,在某些英文权威文献中里,几乎就是“潜能”的同义词 [14],潜能则不仅涉及控制他人的能力,还涉及控制自我和控制自然的能力。最狭义的定义可能要算英国维基网上百科全书下的了:“在政治上,权威一般指的是独立于执法权之外的立法的能力,或者是许可做某事的能力。” [16]在这个定义里,政治权威几乎只等同于立法权,是三种分立的政治权力之一。

  关于权威的定义就像海一样浩瀚,作为一篇论文,在适当的地方止步是明智的。所有的定义都是权宜之计,都是对自己研究对象的一种界定。根据本文论题的需要,我想从权威的功能上给它下定义。所谓权威,特别是政治上的权威,就是能为特定人群提供秩序[17] 的人(单数或复数)、机构或制度。关于秩序,美国最出色的政治思想史教科书的作者乔治•霍兰•萨拜因说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话:

  “十一世纪后期,人们重新对自古以来保存在基督教教父传统中的一套政治与社会思想加以研究并开始取得了进展,在尔后的一些世纪里产生了极其辉煌而又生气勃勃的文化。从混乱中再次呈现出秩序,特别在诺曼底诸国中,秩序开始预示着行政效率及政治稳定,这是自从罗马时期以来欧洲人从未有过的经历。” [18]

  这段话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秩序所预示的东西:行政效率和政治稳定。这正是任何政治权威所必须提供的公共政治产品,这也正是为它的存在勉强进行辩护的理由。如果不是结束了战国时代的长期动乱,预示了(而不是提供了)可能有的行政效率和政治稳定,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便很可悲,绝不可能被称为什么“英雄”。

  

  二,权威的分类

  

  与对权威的定义而言,本文更关心对权威的分类。最著名的分类还是韦伯的,他把权威分为三种类型:合法型权威、传统型权威和魅力型权威。最详尽的分类则是丹尼斯•朗提供的,他一共列举了5种类型的权威:强制性权威、诱导性权威、合法权威、合格权威和个人权威。

  这么多名目,听起来有点繁杂。但只要弄清了他们的分类标准,就简单明了了。韦伯的分类标准是权威的人格化程度。根据韦伯的介绍,合法型权威是完全非人格化的权威[19] ,传统型权威是半人格化的权威[20] ,魅力型权威则是完全人格化的权威[21] 。而丹尼斯•朗的分类标准则是服从权威的不同动机:服从强制性权威的动机是畏惧;服从诱导性权威的动机是趋利;服从合法权威的动机是履行义务;服从合格权威的动机是信任;服从个人权威的动机是爱[22] 。

  本文对权威进行分类的标准既不同于韦伯,也不同于丹尼斯•朗。我根据权威的不同来源把权威分成5种类型:血缘权威、暴力权威、神授权威、德性权威与民授权威。

  血缘权威是来源于血统关系的一种权威,它最接近于古汉语“威”的含义:婆婆。“威”从“女”从“戌”。“戌”在甲骨文和金文里象广刃兵器形,与钺(无金旁)、戍、戚相近;在《说文》里是阴盛阳衰的意思[23] 。这正是血缘权威中母权的写照:脸上是灭杀的阴气,手上是锋利的家伙,当然,靠的是不可抗拒的辈分和高龄。

  血缘权威遵循两大原则:第一是“长尊幼卑原则”,这里的“长”,一是指辈分,“长辈”;二是指年龄,“长者”。这个规则是说,晚辈或后生服从长辈或长者的权威。不过辈分比年龄重要,虽然我有个侄女比我年长(大一岁),但她并不能要求我服从她,因为我辈分高,这就是说,辈分不同时按辈分排序,辈分相同时按年龄排序;第二是“亲贵疏贱原则”,最高权威的直系亲属的权威大于旁系亲属,更大于远亲,更更大于庶人,简单的说,就是最高权威的儿子的权威大于侄子,侄子大于外甥,外甥大于在血缘上不相关的人。

  所以,血缘权威是天生的权威,与后天的努力没有关系。你再努力,也不会由儿子变成自己父亲的父亲,或变成自己伯父的兄弟。费孝通先生对此有一个精辟的说明:“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世界上最用不上意志,同时在生活上又是影响最大的决定,就是谁是你的父母。谁当你的父母,在你说,完全是机会,且是你存在之前的既定事实。” [24]

  对暴力权威最精辟的说明来自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25] 。这个论断再清楚不过地说明,暴力权威来源于暴力,在热兵器时代,它来源于枪杆子;在冷兵器时代,它来源于刀把子。但是,由暴力获得的政权不一定用暴力治理,只有不仅由暴力获取而且靠暴力统治的政权,才是完整意义上的暴力权威。在中国历史上,暴力权威的最典型的样本就是秦帝国政权。

  要了解德性权威,先要了解什么是德性。关于德性,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亚里士多德对德性的定义是广义的,他认为,德性就是“被称赞的品质或可贵品质” [26] 。他定义的德性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智的,一类是伦理的”,“智慧和谅解以及明智都是理智德性,而慷慨与谦恭则是伦理德性” [27] 。中国儒学创始人孔子对德性的界定接近于广义,他把德性称为“明德”。他所谓的“明德”既包括理智德性,也包括伦理德性。要使德性彰显出来(“明明德”),要在八个方面努力: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28] 。中国道家思想大师老子则不会接受一个广义的德性概念,他不仅不把理智看作德性,反而将其视为祸根(“智慧出,有大伪”,“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29]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30])。老子最看重的是三种德性,他称之为“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31] ,不敢为天下先,就是谦让的意思。这三方面德性(仁慈、勤俭和谦让)显然都属于伦理范畴。

  不论广义还是狭义,德性权威的实质就是凭借自己卓越 [32]品行而在特定人群中获得拥戴与顺从。不同的是,广义德性权威比较接近孔子的圣君、柏拉图的哲学王、韦伯的魅力型领袖和当代现实政治中存在的全能独裁者;而狭义德性权威则是老子所谓的“圣人”,无为而治,与民不争,现实中最接近他的理想的德性权威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尧、舜、禹诸皇了。据说他们结庐而居,垂拱而治,相互禅让,是慈、俭、谦的完美典型。

  神授权威就是上天赋予的权威。上天可以是人格化的神,比如犹太教里的耶和华、基督教里的基督、伊斯兰教里的安拉;也可是非人格化的“天”,它存在于中国传统政治意识中:打天下时,为了获取神授权威,自称“替天行道”,治天下时,为了宣示神授权威,自称“奉天承运”。天意的象征是“龙”,获得神授权威的人通常被认为是龙的化身,或天的儿子(天子)。在古代犹太民族里,神意的象征是头上的油,上帝把王权授给谁,就让先知在谁的头上涂油 [33]。而早期基督徒则相信,凡人间的权柄都是上帝授予的,至少圣保罗是这样认为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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