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时空爆发点上的拯救与自救——缅怀吴象前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597 次 更新时间:2023-06-11 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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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的日记,1986年11月20日与吴象先生在上海一别之后,就再也没有再见面的记载。

当时,胡耀邦总书记去江苏、上海考察,我们作为为他准备中共十三大报告的起草组成员,在组长郑必坚的带领下,跟随总书记去上海,然后去温州考察。同行的除了郑必坚、吴象和我外,还有于光远、林子力、王愈明、郝怀明、贾春峰、罗建平等,一共10人。起草组的另一位重要成员陈进玉有要事留在了北京。

在上海考察期间,我们住在西郊宾馆。宾馆的环境很好,“温度、湿度都宜人,秋叶未尽,草坪微黄,松柏翠青,尚有菊花月季等盛开。”这是我当时在日记中的速记。会前饭后,我与吴象先生多次在宾馆的草坪上散步,边走边聊。亲切低调,是他当时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和他很自然地就散步散到了同一条路上。他是低处的那口深潭,我是流向他的那条溪水。他个头不高,和我差不多,经常穿一身黑色中山装,上装右上边的口袋上,总插着钢笔,有时一支,有时两支。外出时,他会戴一顶鸭舌帽,为其延安老干部形象抹上了一笔海派色调;他鼻梁上架着的透明边框眼镜,则为其脸上常常洋溢着的农民般憨厚的笑容,装点上了书卷云纹。

在起草组里,资历最老、干部级别最高的,是于光远和吴象。吴象当时是现任副部(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及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光远是卸任副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郑必坚、王愈明是准副部(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与总是高谈阔论的于光远不同,吴象总是默默地倾听别人交谈,脸上堆满赞许的微笑。有意无意之间,他总是回避舞台中心位置和主角角色,乐于当配角。虽然如此,他对在社会戏剧里扮演主角的“演员”们却心怀善意。11月19日,我们与上海文艺界精英人士座谈,出席座谈会的有著名导演谢晋,小说家茹志鹃,女演员张闵等。座谈中,有人提出,由于稿费太低,导演和演员的收入也不高,所以很难出大作家、大艺术家和巨著。次日,组里讨论昨天文艺座谈会时,有人认为某些文艺家格调不太高,只关心稿费。吴象在一旁微笑不语。有人问他有何高见,他淡淡地说了一句:“正因为他们报酬太低,格调就不高了。”很委婉地背书了文艺精英们提高报酬的诉求。

他的悲天悯人之心经常会在不经意间流露。11月15日下午,我们开完企业家座谈会回来,在餐厅里吃晚饭。一只麻雀从敞开的窗户里飞了进来,于是大家谈起1958年的捉麻雀运动。郑必坚说,当年在十三陵水库抓麻雀,全民动员,敲锣打鼓,麻雀和其它鸟类被驱入天空,整天不敢下落,许多鸟儿活活累死,雨点般地落到地上。吴象插话说,动员力量是亘古未有,后来就轮到人累死了,安徽就累死饿死400多万,有些人并不是没有粮食吃饿死的,而是有些干部谎报成绩,不许开仓救济灾民。我当时只知道他兼做万里办公室工作,但还不知道他和我是安徽同乡,也不知道他跟随万里在安徽所做的事情,更不知道他和我还是休宁吴氏同宗,所以有点诧异他一开口就提到安徽,而且情况还那么熟悉。

20日下午,吴象和于光远、林子力要离开上海去北京、大连调研,临别,我们去宾馆公园里拍照留恋。除了全体同行者都照了合影之外,我和吴象还单独拍了一张合影。我们坐在被秋霜染成微黄的草坪上,以依然青葱的柏树为背景。我半盘着腿,他朝我这个方向微屈两膝,坐姿虽然保持着一定距离,但上身都向对方靠近。吴象前辈不仅倾靠的幅度远大于我,他的腰身还微微前倾,显得比我身形更低。2021年6月3日,我在朋友圈发了这张照片,网友“COB光源13622398200熊生”在下面评论说:“老人家是真的平易近人了,他主动向您这边靠近。一个动作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情。”这个动作,或者说这个姿态,其实也就是吴象一生的一个缩影:平易近人,谦逊自守,甘当陪衬,烘托别人。你很难相信眼前的这个人,居然是个老革命,于1939年9月就奔赴延安。从他身上,闻不到一丝硝烟羼杂血腥的味道,靠近了,能嗅到泥土混合着墨水的气息。

我们去温州继续考察的这一路于11月29日回到北京。12月4日,郑必坚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小平同志在听取胡、赵汇报政治体制改革情况后,提出十三大报告分为两个,一个是政治报告,另一个是改革与建设报告;前者胡做,后者赵做。……我们这个起草组,只负责胡做的政治报告部分,任务大为缩减。12月13日上午,我完成了自己承担的五至九年总结的起草任务,约7000字。中午,万里办公室秘书孟晓苏来电话,请我过去谈谈中宣部的情况,我猜想万里是在为十三大举荐意识形态负责人作准备。现在回想起来,吴象前辈向万里推荐我去反映情况的可能性很大。在上海期间,我多次向他谈了中宣部的情况,谈到朱厚泽的出色之处,和目前工作的困难……作为万办负责人,吴象前辈的心里,大概一直牵挂着这件事情,于是做出了这个安排。

……1月16日,……做报告的人下去了,报告起草组自然没有必要存在,郑必坚关了起草组的门,准备向新任总书记移交报告草稿。1月25日,赵召集我们原起草组成员谈话,郑必坚和陈进玉商定只去5个人,除他俩之外,还有林涧青、龚育之、王愈明,我和吴象自然都没有去参加新起草组。赵班子里有几个核心成员都是我的朋友,通过XX想调我过去。我认为这不是恰当时机,建议一个折中办法,让我继续参加13大报告起草组,于是我就去了,但吴象却没有再出现。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两年前,故乡的一个同宗打电话给我,说发现了我们铜陵吴氏的族谱,正在修订,想请我写篇序言。一看谱,才知道,我所属的铜陵吴氏,是休宁左台吴氏的一个分支。铜陵吴氏一世祖吴恪夫,是唐代吴少微的第84世孙,谱上说是属于莲塘派翊公(七公,少微第71世孙)宗支,但从翊公到恪夫公(包括恪夫公)之间,有好几代祖先,按名讳在史书上无从查考,不能确切认定究竟是谁最早从休宁迁到了铜陵。于是,我找到休宁吴氏总谱修订人,并到休宁拜会他,期望释疑。他热情接待了我,分手前,拜托我一件事,帮他找到吴象先生。他说吴象先生是左台吴氏金竺派望宗商山支祖之后,是休宁吴氏在当代声望最高的名士(除了地位更高的吴邦国),希望吴象先生为新修订的总谱作序。

回到北京,我便找人寻求吴象前辈现在的联系办法。一个朋友告知我,前辈已生病住院,让我与他的女儿吴阿丽联系。阿丽说,等她父亲病情缓解点后,我可以去医院。但最后等来的,却是前辈驾鹤西去的消息。遗体告别时,治丧人员给了我一本吴象前辈的遗作:《大写的人——吴象怀人记事文集》。捧读此书,恍惚与前辈对坐晤谈,听他说别人的故事,情深义厚,不得已提到自己,都是轻描淡写。在他的轻描淡写里,他的形象在我面前渐渐清晰并高大起来,读着读着,有一行字在我大脑的底片上慢慢显影:时空爆发点上的拯救与自救。

吴象前辈一生中至少经历了两次时空爆发点,一次是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国破家亡,他在这个爆发点上爆发了一次:1938年9月投笔从戎,时年不足18岁。或许,国军的溃败,让他失望,他没有去重庆,而是奔赴陕北,而后太行山,为了保家救国。这次爆发的结果,一言难尽,国家是被拯救了,自己似乎陷落了,回顾起来,难免唏嘘:

“我们这一代人,往往自以为一直是有理想有追求,并不浑浑噩噩,最后发现几十年一切努力、奋斗造成的竟然是历史的倒退。一些最珍贵的东西荡然无存了,一些曾经那么毅然抛弃、彻底决裂的东西必得再拣起来,几乎要从头做起。每思至此,是何等的茫然若失,五内俱焚!”[1]

与他同时代同命运的人,成千上万,能像他这样反思的,凤毛麟角。自己奋力挖坑,累得腰酸背痛,满头大汗,还耗尽了青春,结果发现,这个坑并非用来筑基高楼,或栽种大树,而是被用来活埋自己,这大概便是吴象前辈书写上面那段文字时的心情。吴象后半生,至少被埋过两次,一次文革刚开始,1967年6月被造反派关进牛棚;一次是文革刚结束,1977年,陈永贵在山西的代理人以“反大寨”的罪名,先将吴象拘押,后又将其发配干校劳教。到1978年,在广东、北京等地的老战友们听说吴象受困抱病,合力救援,终于让他逃出山西。关于这次“逃跑”的最后情节,传记家丁东是这样描述的:

“这时,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正要率团到美国访问。吴象1966年6月就认识万里。他调到《北京日报》担任副总编辑,万里当面拜托他,我这个名字绝对不能见报,不管什么东西,一定要撤掉。万里到安徽主政时,文革中的两派闹得不可开交。省委决定,找原籍安徽,多年在外地工作,和两派没关系的干部回来工作。吴象原籍安徽休宁,正在考虑之列。万里说,我要出国,不能跟你谈了。你找赵守一,他是我们第三把手。

“赵守一对吴象说:我们的一致意见是,你不要再回太原了。回太原不知道王谦放不放你走。不放你走,硬扣着你,比较麻烦。你赶快走,就有办法。吴象说,党的介绍信都没有。赵守一说,你真是个书呆子,山西是共产党,安徽就不是共产党了?我们省委组织部给你发调令。吴象说,保险柜的钥匙还在我手里,我还要去拿几件衣服。赵守一说,你悄悄去,悄悄走。千万不要再和王谦纠缠了,你纠缠不过他。你是一个党员,山西省委是党的高级组织,完全有权力处理你。你在山西,把你摁到那里,没人救你,救不了。你到安徽,我们给你任命了,你就是我们的干部了。你的问题,就变成两个省委对一个干部的不同看法,我们就有发言权了。

“吴象回到山西,果然被赵守一言中,扣着不让走。万里看到调吴象有阻力,只好找胡耀邦。胡耀邦开会时亲自找王谦说,让这个人到安徽去。王谦说,他有很严重的问题,现在还弄不清楚。胡耀邦说,那好,你把材料交给中组部,中组部负责审查他的问题。王谦这才松口。”[2]

这一逃不得了,吴象逃进了他人生的第二个时空爆发点。实际上,这个爆发点,不仅是他个人的,也是他的故乡安徽省的,甚至是整个中国和世界的。英国经济学家马丁.雅克说,“21世纪始于中国的1978年”。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几个月之后的1979年,吴象调任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实际上是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助手。马丁教授说的话没错,是中国的改革将人类21世纪开始的时间提前了22年。但中国改革从哪里开始的呢?吴象本人断然认定:“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3]。1979年的安徽,就在这个时空爆发点的核心地带。

与第一次时空爆发大不相同的是,吴象从战争中无足轻重的小卒,变成了改革先锋阵营举足轻重的军机。从1979年初被救到安徽,到1980年5月随万里调回北京,吴象虽然在安徽只呆了一年,但他对家乡父老的报恩与贡献,超过绝大多数杰出皖人的一生。他协助万里保护并扩展发源于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不仅让故园百姓,也让天下农民免于饥寒,将他们从大寨模式的枷锁下解救出来,遏制住历史的倒退,开启人类未来的21世纪征程。他发表于198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上的长文《阳关道与独木桥——试谈包产到户的由来、利弊、性质和前景》,是他在这次时空爆发点上盛开的最璀璨的花朵。

护航包产到户,是吴象对芸芸众生的拯救,也是一次自我拯救。与某些被自己挖的坑活埋,又侥幸获救,再登高位的大佬不同,他追求的不是官复原职,或位极尊荣。那些人将“平反”视为得救,对自己前半生的挖坑行为毫无反思,甚至阻止填坑,让其继续活埋更多的人。吴象前辈则不然,他追求的是“觉醒”:

“十年文革动乱是民族的大灾难,但也促成了最普遍的大觉醒。我觉醒得很迟,缺乏独到见解,常在茫然愕然恍然之中,拾人牙慧来表达自己的反思,常常因为不能摆脱思想的混沌状态而生自己的气。但时代的大潮总算感受到了,但也在警惕不要再盲从,催促自己不间断地继续思索、继续追寻。”[4]

不再盲从,便是一个人的精神自救,吴象前辈做到了。

我的前同事左方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初,她与吴象前辈一行去南方农村调研。在西双版纳时,听说前方的小河边本常有象群去饮水,但因文革破坏,象也来得少了。生性率真的他竟远远地呼喊起来:“大象,大象快出来呀,我是吴象,我来看你们了!”

去年3月,16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出发,一路向北旅行,大概是听到吴象前辈一直在心里呼唤它们吧。它们大概不是来看吴象前辈,而是来为前辈送行的,所以它们的旅程历时1年零5个月,到今年8月才回到西双版纳。

万物有灵,同悼斯人。

 

23年6月9日 星期五

 

注释:

[1] 引自吴象:《永远难忘的时刻与长期不解的困惑》,载《大写的人——吴象怀人记事文集》。

[2] 丁东:吴象千古,载丁东小群微信公众号,2021年5月19日。

[3] 吴象: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张广友与他的《抹不掉的记忆》。

[4] 引自吴象:《永远难忘的时刻与长期不解的困惑》,载《大写的人——吴象怀人记事文集

 

(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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