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经济学角度解释大国特殊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44 次 更新时间:2016-04-20 11: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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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进入专栏)  

   这是中国古人实践智慧的一项遗产。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庄子集释》卷六下《外篇•秋水》)。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自1980年代后期至今(尤其李光耀逝世之后),多次被鼓吹推荐给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试图成为“大国之师”。其实,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世界银行写给中国的咨询报告就已充分注意到大国与小国的发展模式有本质差异。我清楚记得,这份报告的附录,以“钱纳利-仙昆”大国模型这一醒目标题在中国经济学家当中传阅。“大国模型”的思想渊源,我认为可追溯至杨格(Allyn Abbott Young,1876-1929)以及剑桥的“凯恩斯小圈子”晚期的核心人物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1903-1983)和她的丈夫奥斯丁(Austin Robinson,或者,(Edward) Austin (Gossage) Robinson,1897-1993)——奥斯丁1960年主编出版了一套文集,主旨是探讨“大国的发展模式”(《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Size of Nations》New York: St. Martin’s)。这套文集收录的是1957年国际经济学会32名参会者在里斯本关于“国家福利与国家规模之间关系”的讨论文章,而且,一位重要的书评作者科尔(晚年定居英国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特别引述了与会者们的感慨:“对于这一重要议题,他们发现,找不到任何更早的足以引证的文献”(Leopold Kohr,1961,“book review: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size of nations, by Austin Robinson”《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 5,no. 1,pp. 78-81)。事实上,科尔认为他自己1941年的作品和西蒙斯1948年的著作《Economic Policy for a Free Society》都是与会者们可以引证的先期文献。也是在科尔思想的影响下,舒马赫鼓吹“小的就是美的”。关于科尔推动的这一思潮,读者可参阅 Leopold Kohr,1941,“disunion now: a plea for a society based upon small autonomous unit”《American Weekly Magazine》,reprinted as,“Leopold Kohr on the Desirable Scale of States”,《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 18,no. 4(December 1992),pp. 745-750;以及他1957年发表的引发了更多争议的著作《the Breakdown of Nations》。

   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1903-1983)罗宾逊夫人可以说是凯恩斯“耳濡目染”的朋友,她的丈夫奥斯汀.罗宾逊(在凯恩斯最繁忙的时期承担了《经济杂志》编辑职责)发表于1947年的《凯恩斯传》(商务印书馆1980滕茂桐中译本)被认为是超过了哈罗德爵士《凯恩斯传》的最佳传记。罗宾逊夫人当然熟悉凯恩斯为批判斯密经济学而提出的“集结谬论”——个人美德推广至全局可能导致不利于每一个人的恶果(例如“节俭”这一美德可能导致经济萧条从而抵消了节俭的初衷),当她运用这一极富洞见的观念于发展经济学领域时,她意识到,适合于小国的发展策略不能运用于大国。今天,在博弈论视角下,罗宾逊夫人的洞见相当于经济学家早已获得从而遗忘其思想起源的这一常识:当博弈参与者数目足够多时,每一参与者可以假设自己的策略对博弈格局毫无影响——即“小国”的模型。另一方面,当博弈参与者数目很少时——“大国”之谓也,没有参与者可以假设自己的策略对博弈格局毫无影响。一个最近的案例,就是央行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中间价突然贬值引发的全球效应。

   因此,钱纳利和仙昆大国模型的涵义,在探讨大国经济潜在具有的(由杨格在他那篇1928年皇家经济学会会长就职演说里权威论证过的)规模经济效益之外,至少还包括这样一个命题:大国必须承担大国的责任,虽然小国可以不负责任——日元大幅贬值几乎50%而没有引发人民币贬值不到2%所引发的全球效应。纵观天下,这就是尺度差异导致的大国与小国公共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本质差异。大国模型的数据来源,我记得包括:美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巴西、秘鲁。

   大国往往是特定文化传统的核心区域。以中国为例,值得借鉴的小国主要分布于东亚儒家文化圈内,但中国大陆则是儒家文化传统的核心区域。恰如列文森指出的那样,大国的知识分子在模仿西方现代化的本土社会转型期,敏锐地感受到被边缘化的痛苦,从而奋力反抗西方的以及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及情感方式(参阅: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郑大华等译;尤其是墨子刻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黄克武《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思想的认识与批判》撰写的序言)。与大国相比,小国的文化特征在于它往往能够接纳不同文化的影响(因为它或许更需要借助于来自其它大国的文化势力来反抗它一直不得不依赖的特定的文化势力),从而具有更加灵活的发展策略。典型的案例是日本,它被认为同时接纳并试图融合“儒家-佛教-基督教”三大文化传统。与此类似但程度不同的是韩国(儒家-道家-佛家-基督教)和新加坡(儒家-佛家-伊斯兰教)。其实,最接近儒家文化传统的核心区域的是台湾而非新加坡。

   经济发展不同于经济增长,前者是不折不扣的社会演化过程——相当于人的“身-心-灵”协调变动过程,而后者狭义而言仅仅是GDP指标及其部门结构的变动过程——相当于人的身高或体重的变动过程。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怎样看待西方列强?严复和章太炎虽有相当对立的政治态度却都持有对西方文化的批判立场,大国知识分子素有“携泰山以超北海”的文化气魄,他们对西方文化的基本立场,借用冯友兰的概括,就是:雕虫小技,乃折枝之类,壮夫不为也(参阅冯友兰《三松堂全集》卷二“中国哲学史”上卷1930年“绪论”)。科尔在《the Breakdown of Nations》里指出:社会规模又一次表明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不论这些问题是好的还是坏的,文化生产力与假设有限的人类智慧,由于专业化而导致在广泛领域里的无知,以及由于毫无意义地符合社会功利主义的优越性。如果说历史主义看重的那些经济要素,诸如伟大领袖、民族传统、或生产方式,可能解释许多现象的话,那么,关于社会规模的理论可能解释的就更多。注意,科尔在这里将“国家规模”改换为“社会规模”(social size),并由此而十分接近了阿罗《组织的限度》思路(Kenneth Arrow,1974,《the Limits of Organizations》W.W. Norton)。

   在理论的视角下,由于“国家”的复杂性质(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以及其它方面的),“国家规模”是一个过于复杂故而在政治经济学范围内难以操作的观念。将国家转换为社会,是可能更富于成果的思路转换。虽然,“社会”这一观念仍有许多不同定义。阿罗的思路,首先将社会转换为组织,从而可以只研究组织的效率问题。根据布坎南“俱乐部理论”基础上的公共选择理论,也根据阿罗这部文集(《组织的限度》)第一篇文章“个人与社会的理性”基础上的社会选择理论,“组织”可定义为追求某些共同目标的人群。虽然,组织成员们仍可有许多不同甚至冲突的个人目标。组织得以存在,是因为这些个人目标的集合之间有非空交集,并且,对追求这一交集之内的目标而言,个人因参与组织而付出的代价小于他因参与组织而分享的规模经济效益。

   基于共同目标,经济学家可以分析任何组织的“效率”问题,即为实现共同目标而支付的代价是否最小,或限于给定资源是否能最大限度地落实共同目标。假设人群规模是给定的并且能力在人群中的分布是给定的(通常假设为正态分布),那么,组织的规模经济效益取决于科层的高度,即社会网络的底层至顶层的距离。阿罗对组织理论的贡献在于,他证明在上述假设下存在“最优科层”。当组织结构偏离最优科层时,只有两类情形,其一是科层高度偏低(“过于民主”),其二科层高度偏高(“过于集权”)。从多细胞体内部的神经元之间的分工到人类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工,一项普适的原理是:底层的社会功能是采集并传播信息,顶层的社会功能是根据底层上传的各类信息提出与全局相关的决策。组织理论的基本问题是:一方面,从底层到顶层的信息传送距离越长,信息因“信道噪声”而扭曲“失真”的程度就越高,从而决策失误的概率也就越高。另一方面,从顶层到底层的距离越长,通常,顶层成员人数就越少,从而达成决策所需的共识程度也就越高——更高的顶层共识程度通常意味着决策可被更有效地执行。据此,我们不难想象二维平面内的一条“组织成本”曲线,呈“U”形,横轴增加的方向表示科层高度的增加。当科层的高度在 U 形曲线最低点的左侧时,科层高度偏低,组织成本高于最优科层的成本。当科层高度在 U 形曲线最低点的右侧是,科层高度偏高,组织成本高于最优科层的成本。

   现在假设人群的规模(通常以人口总量来衡量)逐渐增加,那么,给定能力在人群中的分布,每一管理者的有限能力意味着科层高度的逐渐增加,这当然意味着信息在底层与顶层之间传播时的失真度逐渐增加,从而顶层决策失误的概率逐渐增加。于是不难想象,小国的成功决策借鉴到大国之后,因失误概率太高而造成的损失远超可能产生的收益。其实,这也是科尔(《各国的裂解》)和舒马赫(《小的就是美的》)学说的一种涵义。

   注意,在上面的叙述中出现了信号传播理论的核心观念“信号通道”(channels)或简称“信道”(在无线电通讯中又译“频道”),以及相对于给定的信道而言的“噪声”(noise)。因此,阿罗于1970年至1971年期间创立的这一组织理论,若可借鉴控制理论家于1958年至1961年期间发表的诸如“卡尔曼滤波器”这样的降噪方法,可能发展为更具现代社会理论意义的组织学说。当然,这类平行拓展理论的过程是否富于成果,以控制系统的卡尔曼滤波借鉴到社会系统为例,关键是要在社会系统里找到一些能够履行卡尔曼滤波行为的机制。我认为,例如,那些不参与决策而且与决策利益无涉的严肃新闻媒体就相当于很好的误差检测机制。当然,在误差检测机制之外还必须有决策失误的矫正机制,而且矫正机制应当与决策机制“正交”——即利益无涉。这里,宪政民主或许是最可借鉴的一套制度。

   以上叙述意味着,假设人口规模和能力分布不变,同样的科层高度,只因为有不同的政治架构就可以有相差悬殊的社会组织成本。所以,小国的经验借鉴到大国,首先应考察小国政治架构可否借鉴到大国。基于上述社会组织原理,我们知道,在威权主义的政治架构之内,小国的成功经验通常无法借鉴到大国来。

   在东亚文化圈之内,以儒家文化传统而尝试民主政治,台湾是最可借鉴的,其次是韩国。回顾1980年代后期由邓小平推动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探索,至2007年,我们已可明确判断:中国经济发展必将受累于严重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汪丁丁,2011,“官僚政治是市场经济的死敌”,为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国企报告》撰写的《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编者按语,又因天则“国企报告”杭州座谈会纪要未能通过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政治审查而未能在该刊发表)。然而,中国政治改革只能依靠本土政治领袖的实践智慧。

实践智慧,这一短语的汉语翻译十分无奈,它的英文“phronesis”来自一个希腊单词,我在《新政治经济学讲义》里用了至少两个独立章节来介绍和追溯西方实践智慧传统的丢失与重新发现。概而言之,实践智慧既不是以必然秩序为冥想对象的“努斯”(智慧)又不是借助于偶然技巧获取成功的“技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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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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