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何其芳:《汉园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3 次 更新时间:2016-04-05 10: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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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善 (进入专栏)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坛友好合作出书并不鲜见,较为有名的,散文集可举出田寿昌(田汉)、宗白华、郭沫若合著的《三叶集》,剧本可举出老舍、赵清阁合著的《桃李春风》,批评集则可举出闻一多、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等等。兄弟、夫妻合著的例子更是不胜举,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周氏兄弟纂译”的《域外小说集》,在笔者看来,这可是“新文学”最早的发端。如果要说最具影响力的新诗集合著本,那就非“汉园三剑客”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合著的《汉园集》莫属了。

   《汉园集》,卞之琳编,11.2×17cm开本,灰绿细布面精装,1936年3月商务印书馆初版,列为“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之一,又有素雅的护封,封面封底除分别印有“商务”标识外,别无装饰。

   笔者所藏《汉园集》为作者之一的何其芳的自存本,环衬左上角有何其芳用蘸水钢笔所书:

   其芳自存一九三六年天津字迹似蝇头小楷,颇为秀逸。三位青年诗人合著的这本小巧的新诗集,收入何其芳的“燕泥集”诗十六首,李广田“行云集”诗十七首和卞之琳“数行集”诗三十四首,无序跋。据卞之琳1979年8月所作的《〈李广田散文选〉序》回忆,出版三人合著的《汉园集》是他的创意,《汉园集》本有他写的“题记”,却被商务不慎“印丢”了。

   两年之后,卞之琳又为《李广田诗选》作序,这篇“遗失”多年的“题记”竟然奇迹般失而复得,在序中首次公之于世。原来卞之琳在《汉园集》问世后发觉漏印了“题记”,只能自印少量“书签”(正面为“题记”,背面为“勘误表”)夹在一部分书中以为补救。他在“十年浩劫”后友人所赠的《汉园集》中检得这张“书签”,才使这篇作于1934年10月的短小的“题记”重见天日:

   这是广田、其芳和我自己四五年来所作诗的结集。我们并不以为这些小玩意儿自成一派,只是平时接触的机会较多,所写的东西彼此感觉亲切,为自己和朋友们看起来方便起见,所以搁在一起了。我们一块儿读书的地方叫“汉花园”。记得自己在南方的时候,在这个名字上着实做过一些梦,哪知道日后来此一访,有名无园,独上高楼,不胜惆怅。可是我们始终对于这个名字有好感,又觉得书名字取得老气横秋一点倒也好玩,于是乎《汉园集》。

   “题记”对《汉园集》的由来和之所以取名“汉园集”作了简要而又清晰的说明。当时三位作者都在设在北京东城“汉花园”即沙滩红楼里的北京大学文学院求学,何其芳在哲学系,李广田和卞之琳在外文系,而且都分别在南北重要的文学报刊,如《新月》、《现代》、《华北日报》副刊和《文学季刊》等发表过诗文,薄有文名。出于对新诗的共同兴趣,三人很快成为亲密的朋友,《汉园集》正是他们志同道合、“以诗会友”的结晶。

   卞之琳对商务拖了两年才梓行《汉园集》颇有微词,《汉园集》印出时,仅卞之琳一人已出版自印诗集《三秋草》,何其芳和李广田都还是第一次出版诗集。何其芳为什么把他的那辑诗命名为“燕泥集”?他在《汉园集》出版三个月后所作的《〈燕泥集〉后话》中用诗一般的语言揭示了其中寄寓的深意:

   今年春天,之琳来信说我们那本小书不久可以印出,应该在各人的那一部分上题一个名字……之琳乃借我以“燕泥集”三字。我当即回信说,这个名字我很喜爱,因为它使我记起了孩提时的一种欢欣,而且我现在仿佛就是一只燕子,我说不清我飞翔的方向,但早已忘却了我昔日苦心经营的残留在梁上的泥巢。是的,我早已忘却了,一直到现在放它在我面前让我凄凉地凭吊着过去的自己,让我重又咀嚼着那些过去的情感,那些忧郁的黄昏和那些夜晚,我独自踯躅在蓝色的天空下,仿佛拾得了一些温柔的白色小花朵,带回去便是一篇诗。

   李广田把他那辑诗命名为“行云集”的原因,也许从“行云集”中那首《地之子》凝聚着浓郁泥土气息的诗句中可以窥见端倪:

   我在地上,/昂了首,望着天上。/望着白的云,/彩色的虹,/也望着碧蓝的晴空。/但我的脚却永踏着土地,/我永嗅着人间的土的气息。/我无心于住在天国里,/因为住在天国时/便失掉了天国,/且失掉了我的母亲,这土地。

   至于卞之琳把“数行集”命名他自己那辑诗,“数行”新诗而已,已经一目了然,不必再作解释了。

   《汉园集》是三位诗人早期新诗的代表作,凸显了三位诗人共同的杰出才情。诚如卞之琳在“题记”中已经指出的,他们并非“自成一派”,诗作风格其实各各不同。李广田的质朴无华,卞之琳的象征主义色彩,都很鲜明,而何其芳则轻柔哀怨,多情的感伤气质更为浓烈。“汉园三诗人”虽然各有各的创作个性,但在自己的诗里表达对人生真谛的探索却是一致的。《汉园集》犹如一部配合默契的优美的三重奏,自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汉园集》出版时,“汉园三诗人”已离开了他们友谊的缔结地北平,各奔前程。何其芳到天津南开中学任教,这就是这部《汉园集》自存本会署上“一九三六年天津”的原由。何其芳在南开的生活并不愉快,一年后就离开了津门。何其芳后来去过不少地方,抗战爆发后奔赴延安,但这部《汉园集》“自存本”却未能随他同行。

   《汉园集》何其芳自存本是谷林先生的旧藏,这可以此书目录页所钤“修之藏书印记”章为证。谷林先生在《答客问》(止庵编,2004年10月东方出版社初版)中谈及五十年代在北京买旧书的“颇有点愉快的经历或际遇”时说:

   有一次在西河沿,在一家银行门口,我下班稍晚,已经上灯了,瞥见一个地摊上有一本布面小书,走过去拿起书,就着灯光打开一看,扉页左上角写着四个字:“其芳自存”!——这真是奇遇了。

   这确是一件奇事,可惜我们已永远无法知道这部《汉园集》流落到北京地摊的曲折经历了,真是“书籍自有其命运”!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8-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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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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