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嘉健:中国人相信宪政么?

———— 兼论德政形式与潜规则政治的并行不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633 次 更新时间:2016-04-01 08:5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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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嘉健 (进入专栏)  

  

  


   —— 这世界有很多权利,你只有去实实在在地行使,才是真正的权利。如果你放弃,那就是一张纸。(1)

  

  

   一、作为仪式的宪政

  

   中国人相信宪政么?好像没有人向全体人民问过这个问题。

  

   先从一个不经意的例子入手来观察我们中国人有关的潜意识。

  

   某天,在AMES(多元文化教育中心)班上讨论,老师问我们各国妇女选举权的宪法设定日,首先在白板上写上澳,英,美等西方国家妇女选举权确立的日子,然后各国移民纷纷报上本国设立日的日期,有土,叙,缅,越,柬,日,伊,希,巴,印等等,问到中国,我王顾左右而言他,沉默,旁边一位北京叔叔朗声回答:1949. 于是老师不假思索地写上。

  

   我低声问北京叔叔:你相信这个日期吗?如果我们从来没有选举过,那么中国妇女的选举权虽然在1949年(实际是1954年)书面上确立了,但你很难光明正大地、坦然地说,这个参政权是存在的。

  

   北京叔叔一脸坚定地对我说:现在只是说voting  rights,投票权,不管实际情况怎么样,宪法上写着就是有!

  

   我不禁莫名的诧异:难道参政权、选举权只是宪法上写着而实际上不需要实行的?怎么可以把名义和事实分割开呢?这是不是有代表性的一种中国人思维:对事实并非那么认真?

  

   问题接着涌上了我的脑际:一般中国人真的认为宪法重要么?应当要追究这种名存实亡的情形是怎样生成的。它实际上从来没有发生过、没有执行过,更没有成为一种人人习惯享有的权利或者参与的事情或者得到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要印刷成了堂而皇之的文件?是否在制定的时候政治领袖就不打算付诸实践而且不担心人民会质疑?为什么全体人民从未尝试过执着地要求实现宪法宣示的事情?

  

   关键问题在于:“这世界有很多权利,你只有去实实在在地行使,才是真正的权利。如果你放弃,那就是一张纸。”(2)在宪法最早形成的时候,如果全体公民从一开始就没有较真地、执着地、始终如一地坚持要求得到这种权利,在任何时候都不准备坚持这种权利,那么随着历史惯性的生成,所有人都会逐渐养成妥协既定状况放弃根本权利而得过且过的心性。肯定是从原初直至今天,大家在文化潜意识里都认为这些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习惯于听从权威领袖的安排。我们内心里从来就不相信这些权利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们也不会去想要求这些东西。—— 而且,可以肯定,当初宪法的产生是儿戏的,制作的时候就没打算实行它,为什么要拿它当真呢?正因为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契约意识和法治观念,所以全体人民约定俗成地漠视了那一纸空文。

  

   于是我想知道,中国宪法之官样文章究竟是怎样制定出来的,这个生产的过程肯定决定了它后来是否有效的命运(与美国新大陆制宪之费城会议对比会更有启发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萧北声的专题研究这样揭示:

  

   “1954年中国共产党政府制定第一部宪法的过程,除了国内党史话语内的某些叙述性论述外,一向不被学界关注。人们或许认为,这一过程过于仪式化而缺少实质性内容;也许还有人以为,宪法的制定以及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远不及一个党的会议对新中国的历史进程的影响大,因而对研究1954年制宪过程兴趣索然。其实,尽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给人的印象是‘橡皮图章’,《1954年宪法》也没有给中国人留下多少印象,它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之作用就更是有限,但50年前的这次制宪过程对中国政治的演进却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正是经过这次制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精英协商的政治体系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中共政府在建立全能主义政治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按毛泽东的计划,1月9日开始起草工作,1月31日就完成初稿,中间经过几次复议之后,到5月1日就可以将宪法草案向全国公布了。实际进度差不多也是如此,只是宪法草案的大讨论被分成了两步,3月底先由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讨论,6月上旬才交由全国人民讨论。据说在3个月的人民宪法大讨论中,有将近1亿5千万人参加,到了这个地步,制宪过程已经有几分像一场颇有声势的群众运动。在这场讨论过后,1954年9月15日,新中国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如期召开,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产生了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一直主持选举工作的刘少奇当选为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至此,新中国的首次制宪过程全部完成。”

  

   “宪法草案的起草也相当草率。从清末开始,中国的高等教育向以法科最为发达。如果说50年代初期理工科人才还相当稀缺,那么在新中国制宪的时候法学人才可是人才济济。然而,其中著名者如倪征才、罗隆基、史良、韩德培、张奚若等一流的法学家都没资格参与宪法的起草,连有过制宪经验的沈钧儒和韩幽桐也被置之一边,只有周鲠生和钱端升两个人以‘顾问’的身份参与;宪法起草工作主要由陈伯达、田家英和胡乔木这3位根本没有任何法学背景的中共党内‘秀才’来做,由毛泽东再加3个秀才就组成了宪法起草小组。据逄先知回忆,宪法草案基本上是田家英和胡乔木的手笔,田还为此临时读了很多法学书籍。颁布宪法即使仅仅是为了摆样子,起草时所需要的也并不是起草者的文采,而是法理的缜密和逻辑的严整。可是这次宪法起草放着现成的法学家不用,偏要让其实对文学比较擅长的‘秀才’来草拟宪法,显然是因为宪法草案内容的关键并不在于法理的严密完整,而是要保障宪法草案政治上的正确性,实现了这一点就可以了。

  

   “这整个制宪过程,从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起草宪法到最后的开会仪式,实际上更象是按照标准程序的一次排演,其作为制宪仪式的意义显然远大于对宪法内涵的追索,选举与宪法内容上的价值显然远逊于仪式本身。”(3)

  

   所以,应当承认:在公共政治问题上,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共谋。大家其实都认同:中国宪法只是一种仪式的象征。最大的功能是:可以高度地表示我们的身份是一个现代民主国家,至于具体怎么做,中国人更相信有高尚道德和有超人才干的英明权威的政治家,例如神话化的周恩来等。人们深知其中奥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解释权在最高权力机关。无论怎么做,都可以解释为,这是依法执政。需要的时候它就有用,不需要的时候,就让它搁在那儿。

  

   毛泽东的做法颇有代表性:平时视宪法为无物,和尚打伞,肆意行事;但需要的时候又可以实用主义地利用官样文章翻云覆雨。1965年,毛觉得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控制大局,没有通知他参加会议,于是气势汹汹地拿着宪法和党章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发雷霆兴师问罪。当然,他利用宪法的时候,别人不敢说话,后来刘少奇被批斗的时候,拿着宪法抗议,就被红卫兵当作臭屁放了。可见中国归根结底是权力在起决定作用。

  

  

   二、潜文化对宪政的内在拒绝

  

   我们回到传统说起。吴思曾经陈述道:“我在这里杜撰了一个‘潜文化’的词,目的是与官场上正式的‘红头文件’划清界限。‘潜文化’的东西是很少形诸文字的,积累和发展的道路自然不那么顺畅,红头文件则不然。历代的行政法规按中央六部的分类归为‘六典’,清朝的阎镇珩仅仅梳理了一遍就花了十三年,写了部《六典通考》,竟用了二百卷的篇幅。这些红头文件大体都说得很漂亮,勤政爱民云云,规定也越来越具体细致。假如当真行得通,我们的文明肯定有资格征服世界——无须花那些冤枉钱搞大选、维持议会和最高法院,统治集团就像人民的父母一样慈爱,像圣贤一样英明。奈何这些漂亮东西不太中用,倒是那些只做不说的‘潜文化’生命力极强。”(4)

  

   到了后来若干年,吴思进一步看透了这个红头文件与潜文化之间的关系:

  

“有一种体制特别容易生产谎言、制造谎言。而且制造谎言是合理的、合算的。…最高层的统治者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用赤裸裸的暴力,强制;一个是用说服力,德政。单凭着暴力坐江山,这个江山是很脆弱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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