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幼蒸:请用“仁学”代替“儒学”

————给儒学朋友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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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幼蒸  

   【专题名称】中国哲学

  

【专 题 号】B5

   【复印期号】2007年06期

   【原文出处】《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成都)2007年2期第71~76页

   【英文标题】Theory of Benevolence in Place of Confucianism

    LI You-zheng

   【作者简介】李幼蒸,旅美学者

      李幼蒸(1936-),男,现任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世界文明中心特约研究员,国际中西比较哲学学会(ISCWP)顾问。主要研究方向:现象学、解释学、符号学、结构主义、中西比较伦理学。

   【内容提要】 仁学指涉着:先秦伦理学思想;儒学指涉着:秦后出现的综合制度性现象和封建政治意识形态。前者是个人性思想,后者是集体性制度。儒学已随封建时代历史的结束而永远逝去,仁学则因针对人性心理特质而可普世长存。当前国学之战略性发展的一个根本的时代课题,是把“仁学”作为一个学科名目建立起来,用以取代极为含混的“儒学”名目。

   This paper appeals in earnest to the scholars of Confucianism for the revision of contemporary usage of two historical nouns, or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wo sign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houghts. They are " theory of benevolence" and " Confucianism" . Theory of benevolence is in reference to the ethical thought as individual thought in the pre-Qin days, while Confucianism is in reference to the phenomena of synthetic systems and the ideology of feudalistic politics as collective systems in the post-Qin days. Confucianism had passed away along with the end of the history of feudal age. However, theory of benevolence is able to exist forever since it fits in with the general 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human nature. The basic question for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is to establish " theory of benevolence" as a discipline in place of the ambiguous " Confucianism. "

   【日    期】2006-12-20

   【关 键 词】仁学/儒学/伦理学/实践Confucianism/Theory of Benevolence/collective system/individual thought/replacement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7)02-0071-06

      自从2006年10月中旬返国参加学术活动以来,我产生了与新时期人文学者深入交流的强烈兴趣。而由于工作繁忙,一时难以如愿。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儒学网》主编黄玉顺先生不久前寄来了他的文集①,黄先生的文集、来信和两三年来与他网上交流的经验,使我决定趁年节之际借题发挥一下,提出一个虽相关而未必完全切题的普遍性建言,以期调整和深化黄先生有关今日建构新儒学的理念。

      记得我的第一篇网文就是张贴在《中国儒学网》上的。我完全偶然地发现了这个网站,并预感该网站会比一些一般哲学或西学的网站,更有可能刊出我的文章,尽管我并不“属于”儒学界。我对该网站产生信任感,固然因为黄先生是儒学界中少数关注现代西方哲学理论的学者之一,更主要的理由却是黄先生与许多大陆儒学学者一样对哲学事业表现出一种“献身”精神,这使得他们的哲学活动不同于当代西方哲学界内纯知识研究类型的学者。不过,通过十几年来的观察,我看出中国儒学界和中国哲学界大致包含有两类学者:一类视儒学是“走向世界”的功利主义捷径,另一类视儒学为“安身立命”的自我精神追求。对于前者,我不免持批评的态度,对于后者我则颇予尊重。通过哲学来安身立命的有为之士,今日已不可多得。毫无疑问,此种倾向是根植于中国孔孟精神的。在此意义上,我的伦理学方向正好与之相合,所以彼此应该有不少共同语言。

      许多年轻一代国学界朋友都能对跨学科对话持开放的、甚至积极参与的态度。这就是说,新时期学者已经不能把当前中外国学界和汉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学派和个人当作现成的典范了。这种对新型国学认识论变革的期待,客观地反映出时代要求的根本性变化:新时期学术不能不从更广泛领域和更多元化角度来寻找新的国学思考方向。具体而言,那种盲目地朝向外国汉学界学术方向的兴趣开始失去吸引力,人们开始认识到一个基本区别:海外汉学界方向和中国人文科学方向,为截然不同之两事。因为前者没有任何主观和客观条件来为后者提供高层次的和深层的思想指导。实际上,新时期学人必须全面深入地检讨过去、现在以规划其未来。在此民族学术发展的大变革面前,我们都是起始者和探索者;我们的指导是理性精神,而不是海内外学术偶像或“大师”(偶像化和大师化,往往是商业化时代垄断学术、聚势夺名的行销性手段而已)。为此,我贸然于此“借题发挥”,从黄先生讨论学理问题的信件出发,去思考一个更为根本的有关国学学术战略性发展的时代课题:把“仁学”作为一个学科名目建立起来,用以部分地取代极为含混的“儒学”名目。顺便指出,我在此强调的仁学和儒学的对比或对立用法,不仅有其历史上的根源,而且特别有其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根据。这正像我对国际上的“符号学”标称的通行用法做了特别的意义方面之侧重和调整一样,我对今日“仁学”和“儒学”作为今日中国思想史学科范畴的用法,也做了“语用学的”调整,以使他们承担更准确的意指功能。希望黄先生和读者首先能够理解我对传统思想范畴所做的这种“意义结构”之重组。

      我的两卷本儒学伦理学研究未曾译成中文,这使得我的儒学研究未能为国内儒学学者充分了解(黄先生却特别在其网站上刊出了该书的中文详目,读者可参照)。但我的中文版《仁学解释学》以及我的许多相关文章也都表达了我对中国儒学身份的独立看法。我在牟博先生主编的英文文集《智慧的两条道路》中的文章《中国哲学和符号学》发表后不久,我还从网上发现,郑家栋先生在韩国哲学会议上宣读的中文论文中有关儒学的一种“解释学”观点,与我的文中有关“符号学”的观点说法十分相似,我随即将此巧合告知牟博,并了解到儒学界关于儒学研究的新方法论探讨也颇有兴趣。不过郑先生对西学和港台知识的理解却极欠深入和条理,其学术得以在海内外流行(我和罗蒂亲自听见斯坦福胡佛研究所主持郑家栋讲演会的汉学家墨子刻称,郑为中国今日最佳儒学家。中国哲学于是就是以这种方式“走向世界”的),可证中外儒学颇欠缺清晰思维和严格标准。于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出现了:儒学学者如何消化西方理论以及如何将中西学术理论相互结合?港台美华的儒学家是否已形成足可为大陆儒学效法的现代学术楷模了呢?

      中西哲学对话或结合的另一条渠道为中西比较哲学或中西比较文学。前者是以中国学为本位的跨文化研究,后者则是以西学为本位的跨文化研究。前者的天然“盟友”是国学,后者的天然盟友是汉学,而国学和汉学又是“国际儒学世界”的两大支柱。这些学科网络为一切有关儒学的研究设定了研究制度与规范,它们有着强大而稳固的、超越政治立场歧见的“中外学术联合系统”来作为其运作基地,并有效地投入了全球化学术市场运作。在此情况下,儒学学者大多可以参与其“游戏规则”,以确定个人学术方向的选择。而越来越多的大陆中青年学人已不满足于简单化地沿袭海外新儒家和汉学家的论述了,因为大陆学人今日的理论视野早已超越了海外儒学——汉学综合体的眼界。

      黄先生来信主旨大略如下:

      a. 所创“生活儒学”意在朝向现实关切,而非限于单纯思想史研究;

      b. 从各种现代理论中吸取养分,特别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理论,如后者的“在者”概念;

      c. 生活儒学企图最终为新的儒学建立现代化的形而上学基础;

      d. 生活儒学必然须避免古代儒家的“原教旨主义”。

      首先,当代中国哲学和文史学者,应该充分重视和爱护儒学界现存的哲学“使命感”,后者除了反映了学者具有超脱俗常物利追求的人生目的外,而且反映了来自中国思想史的永恒伦理精神追求。后者就是我所说的孔孟伦理学。但是黄先生的问题却不可避免地牵扯到若干重大时代思想困境,其“内心困惑”(如果我可以这样解读的话)部分地来自这些客观困境。现代儒者于是首先面对着一个根本性的“二中择一”问题:作为成功学者,是关心如何获得更有效的达至成功的手段呢,还是关心自我认知满意度的提升呢?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为今日儒学学者所面对的根本动机学问题或学术心术学问题。这也是今日全世界人文学者所共同面对的基本问题:为“成功”而求知呢?还是为“求道”而求知呢?

   为什么要区别这个孔孟伦理学所宣讲的动机学问题?如果选择孔孟的“求道”原则(为真理而真理),就须把成功目标放在第二位,就会是先关注思想内部的“义理”,次关注社会成效的“功利”。具体而言,就会是把学术思想之规划加以一分为二:学术理想规划部分和学术实用规划部分,在两个不同范围内设计不同的实践“程序”。学者个人应该有两套计划,而非一套计划。前者针对理想层次,后者针对现实层次。二者之间的关联又属于第三个层次。黄先生的问题其实直接与此学术规划策略学有关:学术理想层次和社会现实层次,实际上应该先分离而后沟通,此“沟通”却并不是指可以把两个层次随意连接起来。因为二者的“关系学”要求更复杂的认知条件准备。海外五十年的新儒家思潮主要就是未能处理好这个学术策略学问题,而后者又直接相关于孔孟动机学。不顾理智运作层次区分的必要而急于贯通之,乃今日各地儒学研究在理论上的根本困难所在(职业的运行当然是另一回事,什么课题材料都可以永远在科教系统内运作下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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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成都)2007年2期第7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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