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制度研究(四):注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13 次 更新时间:2003-11-07 00: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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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绪程 (进入专栏)  

  

  注释:

  

  [1] 由于古代人口统计的不确定性,这是一个大致的比例。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公元1000年至公元1500年期间,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工业技术、商业、都市财富和生活水准等方面都超过欧洲,中国文明走在世界文明前列。就以钢铁为例,公元1078年中国华北的生铁年产量就达11.4万吨,700年后的英国才达到该产量的一半。详见费正清《论中国》,薛绚译,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3页、第92页。

  [2] 关于中国是否存在封建制度或封建主义一直是众说纷纭,从马克思的著述及对“封建主义”的定义看,中国不存在封建制度,马克思更倾向于中国属于“亚细亚”社会形态。典型的封建制度是由君主(贵族)等级政治、领主经济、相对独立的城市行会制度和与君权分离的宗教神权等制度构成,这与“大一统”的专制制度是有很大区别的。持中国不存在封建制度的还有中国台湾学者黄仁宇和大陆学者启良等。详见黄仁宇:《资本主义与廿一世纪》,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页;启良:《中国文明史》,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76页-77页。启良认为,中国专制主义的大一统始于夏代,笔者也倾向这一观点。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卷第284页-285页。

  [4] 由于受前苏联的影响,我国的教科书将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或进化也纳入“五种生产方式论”(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即原始的、奴隶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之说。这种观点愈来愈受到质疑,经济学家吴大琨先生是最早提出质疑的学者之一。事实上,“五种生产方式论”是以欧洲为蓝本的,马克思还有亚州版本,即亚细亚生产方式之说。在马克思看来、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有别于(欧洲)古代生产方式(即教科书上的奴隶社会)的亚洲特有的社会经济形态。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描述主要有如下几点:一是个人或私有财产在法律上尚未成熟,土地由公社所有,个人占用,“国家是最高的地主,也是社会剩余的主要所有者”的双重的产权制度。二是专制君主凌驾于社会和法律之上,社会没有像欧洲那样分化为不同的等级,表现为“东方普遍的奴隶制”。如果将民主制的希腊和专制的亚洲国家进行比较,那么,“在希腊,政治国家本身是市民生活和意志的真正的唯一内容;在亚洲,政治国家是个人的独断专行”(详见《资本论》第3卷)。三是专制政府作为全社会的统治者和社会大规模经济(如水利灌溉等)的组织者,具有两重性,即“在一个专制国家内,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既包含各种大众的,由一切公社性质而生的事务的执行,也包含各种特殊的因政府和人民大众互相对立而起的职能”。(《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37页)。四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个人尚未成熟,以自然血缘联系脐带为基础……存在的条件是低级阶段,是简单的生产方式”。五是闭关自守与外界隔绝是保存亚细亚生产方式(或经济形态)的首要条件,如此等等。从马克思的描述看,亚细亚生产方式(社会经济形态)之说基本适用于传统中国。唯一区别的是,中国皇权专制制度是发展到极端的而又完善的亚细亚社会经济形态,且带有中国特色。对此马克思也有指出。他在《对华贸易》、《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等文中多次提到中国专制制度带有的家长或宗法色彩,如“中国的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官僚被看作这种父权的代表”,这种“家长制的权力”是“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等等说法在文中不乏例句。

  [5] 详见杨阳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纲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12页。

  [6] 宦官虽是皇帝及后宫的皇家私人事物的管理者,但宦官集团和嫔妃连同亲戚常常越位干预朝政,与正统的文官集团争权。严重的宦官专权、外戚干政式的“乱政”常常引发皇朝的崩溃,之所以发生这种“乱政”现象,虽与皇帝对宦官和嫔妃的宠爱有关,但主要是专制制度中的“公”“私”难分使然。

   [7] 费正清:《论中国》,薛绚译,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14页。

   [8] 儒家学说虽然在中国取得正统的意识形态地位,但只是取其中的某些部份为统治者所用。单凭儒家之说治理国家统治臣民是不够的,还必须施以酷法,历代皇帝常常是儒法并用,外儒内法或“阳儒阴法”。对官僚的监督和对百姓的统治,必须靠法家的刑法来维持。

   [9] 发端于古代中国和亚洲其它国家的国家控制经济及其国有制与马克思“社会占有”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两码事。恩格斯曾抨击杜林把国有制和社会占有混为一谈,他讥讽说,如果俾斯麦先生的“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措施的话,那他是德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者。我们也可以同样说,如果盐铁官营是社会主义措施的话,两千年前的汉武帝可称世界最早的社会主义者。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否社会主义要看“人民与国家之间是否存在着实体的统一”(详见《资本论》第3卷)。

   [10] 传统中国农民的处境在许多方面不如西方领主经济下的农奴,西方领主经济下的农奴一方面受到领主的“保护”免于外面的干涉,另一方面对自己承担的经济等方面的义务是可预期的,但中国农民所承担的义务常常因官僚们的层层加码而无法预期,在官府和与官府勾结的地主的残酷压榨下,谁来保护农民呢?如果遇上暴君无休止地征劳役,谁来保护农民呢?难怪马克思把这种不似农奴制胜似农奴制的亚细亚经济形态称之为“普遍的奴隶制”。

  [11] 启良:《中国文明史》上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12]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67页-171页。

  [13]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08页-316页。当时的欧洲人普遍与孟德斯鸠有同感甚至更情绪化,例如黑格尔对传统中国人的不诚实的抨击更为激烈,他指出,由于专制使每个人都卑微,没有荣誉感,极度的自暴自弃,“造成了中国人的极大不道德。他们以撒谎著称,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都不觉得可耻”(详见注释[12]第174页)。其实这只是谎言盛行的一个原因。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人的价值标准中,“功名利禄”是绝对优先的,如能达到目的,撒谎不仅不是耻辱,而且被视为成功的“谋略”而被大多数人称道。因而,孟德斯鸠是对的,允许谎言和欺骗(即不受惩罚)是谎言及欺骗流行的主要原因。时至今日,卖假货、做假帐、用假秤在我国仍然盛行,“欺诈”仍为民事而不属于刑事范围,这既令人困惑又发人深思。

  [14] 公开的宣传和实际的行为不一致在当今的社会也不乏其例。当年许多天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发现农民并非像宣传那样“革命”且粗鄙自私而大吃一惊,后来已是见多不怪了。

  [15] “潜规则”来源于吴思的概念,指灰色的、内部的、非正式的制度和“私下”的规则。详见《中评网》吴思个人主页有关“潜规则”系列文章。

  [16] 就是在今天,盛行于帝王电影中的清乾隆朝大贪官和珅的“光辉”形象仍颇受欢迎,有官员私下说,做官就应像和珅那样……。

  [17]、[18] 吴思:《潜规则》——“官场传统的心声”,载《中评网》吴思个人主页。清人李宝嘉[官场现形记]中有更为生动的描绘.

  [19] 公开的正式规则和私下的潜规则的冲突表面上 是“公”与“私”的矛盾,实际上是委托人皇帝与效用函数不一致的代理人官僚集团在利益上的冲突和博弈。正如诺思指出,代表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总是试图谋求最大的垄断租金,并“设立一套规则以图迫使他的代理人与他自己的利益保持一致。然而,代理人一定程度上并不完全受统治者约束,因为存在统治者权力扩散,这也会降低统治者的垄断租金”(详见注[29]第25页)。博弈的结果是,偏离公开规则的官员获得了不同程度被耗散了的垄断租金,遵守公开规则的官员没有参与瓜分垄断租金而利益相对下降,但无形中增进皇帝或国家的收益,从而造成各级各部门的官员之间苦乐不均,久而久之,寻租的传递效应就会使清官变贪官,贪官更贪,正反馈的寻租越演越烈,转嫁到老百姓身上的负担越来越越重,一旦农民无力承担而奋起造反,皇位的最后继承人就一次性地以生命和江山社稷支付本朝和前朝不断的无限制透支的本息。

  [20] 《逸周书·殷祝》曾记载商汤王灭夏后的一段话。“汤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处之。’天下非一家所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正如费正清指出“儒家的统治机理,以德治国,相反,也以失得为造反的依据”。详见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4版,第56页-57页。

  [21] 中国虽平均200多年改朝换代一次,但其间的皇位争夺始终是激烈而又残酷的,父子相残,兄弟兵戎相见屡见不鲜,可谓“腥风血雨皇权路”。

  [22] 费正清指出,“中国的理想君子,是一个置身于生产需要之上,能够优游岁月,致力于象征安闲的学问的人,……做官就是取得财富和闲暇的钥匙,因为做官拥有最大的机会去从已经得到的东西中增加他的份额”。详见《美国与中国》1972年版第44页。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指出,要清除文官中不愿公开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的机会。(该书第57页)。

  [23] 中国的“卖身为奴”现象一直沿袭至清末甚至民初,这与西方古代曾有过的出售生命的奴隶或战争沦为奴隶是有区别的,中国的“卖身为奴”事实上是永久出售“身体的使用权”,也可视为把身体使用权没有时间限制的“典当”给买者,花钱再买回来就叫“赎身”。

  [24] 众所周知,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孟德斯鸠、黑格尔、马克思、韦伯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和方法论“解读”历史中的“中国”现象。如孟德斯鸠的“自然环境决定论”,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的人类东方的幼年时期论”,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以及韦伯的“意识形态及宗教精神决定论”等等。

  [25] 早期的中国人都是从狩猎、捕鱼和采集兼而有之的猿人中进化而来。本文强调“食草民族”之族种及“农耕”文化并不意味着忽视中华大地上的“食肉民族”之族种及“游牧”文化的存在。中国5000年甚至更远年代的历史几乎伴随着“食草民族”的农耕文明与中国西北边缘地带的“食肉民族”的游牧文明相冲突和交融的历史。但是,影响中国几千年甚至到今天的不是游牧文化而是混合并兼容游牧文明某些成份的农耕文化,传统的中国以是否认同农耕文化来识别“非我族类”的。

  [26]、[27] 同注释[11],第35页,[28]同注释[11],第37页。

  [29] 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81页。

  [30] 黄河流域陕西一带的黄土地适合农耕被许多学者所指出。不论家庭式的小农经济是如何产生的,但最早出现在这一区域是无疑的。众多的、支离破碎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是中国皇权专制制度形成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31] 由分散的小农经济构成的部落经济是不可能产生也不需要民主的制度,即使是恩格斯和摩尔根称为“军事民主制”的民主也没有在中国发生过。“军事民主制”是集体围猎时代的遗产,因为围猎需要胆魄和体力而不是突出“长者”的智慧,论资排辈的“禅让”才可能让位于民主的推选。

  [32] 同注释[11],第44页。

  [33] 三皇历来说法不一,多数人认为是指燧人、伏羲、神农。至于五帝说法也有好几种。其中一种说法是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详见《史记·五帝本纪》、《世本》、《大载礼经》。

  [34] 史家多数同意徐旭生关于古代部落分为华夏、东夷、苗蛮等三大集团,战争就是在这些集团内外进行的。也有学者认为东夷、苗蛮原属炎帝族。当年炎帝族自东往西入主中原为农耕的土著,黄帝族自西北游牧而往东去,两帝族相交而战,炎帝战败,部份人归并于黄帝的华夏集团,部份人被驱逐而形成东夷和苗蛮的主干。华夏集团亦接受农耕文明而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

  [35] 作为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夏朝远未成型。但夏朝的政治形式(集权的程度)是专制的。从夏开始,专制制度有一个发育生长过程,真正成形于秦汉,发展完善为唐。其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所偏离,但君主专制是没有变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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