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运祜:日本投降前后烧毁文书的情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4 次 更新时间:2016-03-04 10: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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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运祜  

   就民国以来到抗战胜利以前的现代中日关系史的学术研究而言,作为第一手资料的两国档案史料,其重要性与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种资料的状况,至今却不能尽如人意,甚至于人为地留下了永远的缺憾。

   就中方资料而言,自王芸生先生的大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问世(注:王芸生的文章,从1932年1月11日起,在天津《大公报》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上连载。1932—1934年间,天津大公报社陆续出版了王氏之同名专著,共7卷。该书出版之后,即因其史料价值而受到日本方面的重视。1933—1936年间,日本学者长野勋、波多野乾一将该书改名为《日本外交六十年史》,编译为10卷陆续出版。其中,当时的日本外相内田康哉还亲自为1933年3月出版的第1卷(东京,建设社)作了序言,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而推举该书。)以来的70多年,除了中国台湾地区学界自20世纪60年代起编纂、出版的3套民国时期中日关系的档案资料集(注:台湾的3套资料集分别是:(1)李毓澍、林明德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中日关系史料》,共23册,台北,1974—2000年版;(2)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编《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共9编,台北,1965—1966年版、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5年8月再版;(3)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共7编26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1988年版。) 之外,大陆地区值得学界称道的出版资料并不多(注:与之有关的两套资料集,分别为:章伯锋、李宗一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北洋军阀》,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1—6册;章伯锋、庄建平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卷。但是其中的档案外交史料又非常有限。目前收录档案史料较多的资料集为: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共17卷(目前已出版16卷),中华书局1988—2004年版。),以至于学者们除了经常参考、引用台湾的上述资料之外,还要不断查阅王芸生先生的大作(注:1979年起,王芸生先生对原书进行了修订,并且增加了第8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1981年版)。该书之后,王芸生的老同事张蓬舟先生,又编辑了《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1982)》之第1—5卷(1932—1945),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995年版。但后者的史料价值,远逊于前者。)。前几年,笔者买过一本名为《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资料全编(1915—1923)》(注:黄纪莲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的书,惊喜于其“全编”的名称之余,仔细进行了研读,并拜读了有关的书评(注:吴元康、高红:《一部精心整理的民国史专题资料集——〈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资料全编(1915—1923)〉评介》,《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朱寒松:《民族屈辱与抗争的历史回望——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资料全编(1915—1923)〉》,《党史纵览》2003年第5期。)之后,颇有名不副实之感:该书除了收录一些翻译的俄文资料(这是它有价值的地方)之外,关于中方的重要交涉资料,基本上没有超出台北的同样内容的资料集,而最为重要的日方交涉资料则几乎没有收录(如果本书书名改为“选编”,一字之别,也许就不存在上述缺憾,但这只是笔者之见)。“二十一条”交涉,是现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学界迄今仍然十分关注。(注:参见张振鹍、郑则民之间的一场学术争论(张振鹍:《“二十一条”不是条约——评〈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郑则民:《关于不平等条约的若干问题——与张振鹍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张振鹍:《再说“二十一条”不是条约——答郑则民先生》,《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日本的西村成雄教授对于现代中日关系史,还提出了从1915的“二十一条”到1945年的“日中战争30年”的见解(西村成雄:《“中国统一化”的历史认识》,《日本学论坛》2002年第1期)。笔者2004年7月24日在大阪教育大学的报告会上,再次聆听并讨论过西村教授的这个见解。)关于该事件的资料编纂状况尚且如此,更遑论其他了。

   在日本方面,大正时代(1912—1926)、昭和战前期(1925—1945)的现代日中关系的档案资料,主要收录在外务省1936年开始编纂、出版的《日本外交文书》。大正时代的外交文书,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已经出版完毕。由于中方同一时期档案资料的局限和不足,中国学者在研究北洋政府时期的中日关系时,迄今所运用的史料,主要还是同一时期的《日本外交文书》,例如,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俞辛焞《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代表作,均是如此。关于昭和战前期的《日本外交文书》,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在出版《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共3卷,东京,外务省1977—1981年版)之后,自1985年起,继续编辑昭和战前期的《日本外交文书》。目前已经出版者为:《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Ⅰ》(1927—1931年对中国关系)各1卷,以及《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Ⅱ》(1932—1937年对中国关系)之1932—1934年部分各1卷(东京,外务省1996—2000年版)。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学者仅有限地利用过这些资料,进行了相关问题的研究。(注:利用《日本外交文书•满洲事变》的代表作为:俞辛焞《唇枪舌战——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利用《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Ⅰ》(1927—1931年对中国关系)的代表作为:王建朗《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交涉的考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臧运祜《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这样,就如同中美关系史的学者主要运用《美国外交文书》研究现代中美关系史、实则主要是研究美国对华政策史(注:资中筠:《序言》,资中筠、陶文钊主编:《架起理解的新桥梁——中美关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安徽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一样,中国学者在现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方面,由于本国档案史料的缺乏,进行的也主要是关于日本对华政策史或日本侵华史的研究(注:关于中国学界现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状况的介绍与评述,参考李玉、夏应元、汤重南主编《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关于日本侵华史的研究状况及其与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关系,参考张振鹍《日本侵华史研究:一个粗略的回顾》,《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3期。除了若干专著之外,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学界关于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的代表性的通史著作为:张声振《中日关系史》第1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刘天纯等《日本对华政策与中日关系》,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而且因此,与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大致呈现的是同一史源、不同史观的现象。这种并非正常的学术现象,在日本侵华史的相关研究上,表现的更加明显:在关于“十五年战争史”的若干重大事件和重要问题的研究上,中国学者使用了和日本学者大致相同的史料,分歧的只是史观。

   上述状况说明,中国学者关于现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不但要受制于本国的资料,也受制于日本的资料,而后者的制约可能会更大。

   那么,除了中方的资料之外,日本方面的资料状况到底怎样?它又如何影响了学界的研究?带着这个问题,笔者在拙著《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出版之后,于2003—2004年在庆应大学法学部访问研究期间,在东京继续进行了调研。兹将有关情况作一简要介绍。

   日本方面关于现代日中关系史的最重要的第一手档案资料,首先是“外务省记录”,其次是“陆海军文书”。然而,1945年8月15日投降前后,日本政府与军部为了销毁战争罪证、逃避战争责任,分别命令下属烧毁了大量的上述文书,由此造成了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上永远的缺憾。这些情况,战后日本的有关论著中有所提及,但语焉不详,迄今也缺乏全面而系统的叙述。

   一、关于“外务省记录”的烧毁情况

   日本外务省的文书,主要是“外务省记录”,它是自明治初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关于日本外交活动的记录。按照分类方法的不同,明治、大正时期的记录称为“旧记录”,昭和战前期的记录称为“新记录”。(注:《〈外务省记录〉につぃて》,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编:《外交史料馆所蔵 外务省记录目录 戦前期》第2卷(昭和戦前篇),东京,原书房1992年版。)这些重要文书,在外务省1923年3月建成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四层书库里,一直得到很好的保护。1923年8月的关东大地震、1942年1月的外务省大火灾,以及1945年5月的东京大空袭期间,该书库内的记录文书都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害。(注:臼井胜美:《外务省记录と〈日本外交文书〉》,《みすず》第200号,1976年9—10月,第54页。)

   但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前后,上述文书却遭到了一次最大的人为的焚毁。

   8月7日,在距离投降还有一周时间的时候,外务省做出了“烧毁记录”的重大决定。同日,外务省召开了以外务次官松本俊一为首的干部会议,拟定了《关于外务省文书的处理方针及设置临时外务省文书委员会的文件》;同日,外相东乡茂德对于该文件予以裁定。(注:外务省百年史编纂委员会编:《外务省の百年》下卷,东京,原书房1979年再版,第1295—1297页。)

   关于外务省文书的处理方针,决定如下:

   一、记录文书中,根据内容、需要绝对防止委诸第三者的文书,迅速予以挑选,然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优先转移到有充裕时间的地方,进行保管;情况更加紧张之时,则予以烧毁。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要迅速选定适当的场所。

   二、用毕或不要的文书,即刻废弃。

   三、不属于上述一、二的重要文书,隐蔽于现在的疏散地方,务求全面保护;根据事态变化,予以烧毁(注)。

   四、关于条约原本等作为国际关系基础的文书,如果可能,也按照上述办法处理。

   五、未整理的资料,由有关局课合作,迅速处理。

   六、电报稿,特别为了保护旧暗号的机密之目的,需要个别处理。

   七、文书课暂时保管的天皇亲书及玉照,迅速归还宫内省。

   为了迅速且无遗憾地实施上述文书的处理(多数要动用外务省义勇队),设立以外务次官为委员长的临时外务省文书委员会,详如另纸。

   (注)外务省记录文书,不管其内容如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委诸第三者利用。然而,现在文书的数量,本省内藏有约三万五千卷、疏散于各地者约四万卷,将其转移到其他场所,依目前的运送力量,实际上不可能。为了不要委诸第三者,可以采取下列方法:1. 充分、尽快地全部烧毁;2. 埋藏于现地附近的土地中;3. 面临紧急事态时,迅速烧毁。绝对有效的方法大致如此,此外其他方法难保完璧。

   在上述规定中,“不要委诸第三者”的文书,是要烧毁的重点文书。反之,烧毁这些文书,也就是为了防止“委诸第三者”。可见,日本销毁战争罪证的目的十分明确。

外务省做出上述决定之后,8月14日日本政府在阁议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同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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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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