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史学名著·汉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3 次 更新时间:2016-02-26 00: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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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进入专栏)  

   今天接讲班固的《汉书》。我们常称“迁固”“史汉”,见得班固《汉书》是和司马迁《史记》立在平等地位的。《汉书》是中国正史的第二部,又是中国断代为史的第一部。《史记》实是一部通史,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他从黄帝下到汉武帝,称汉武帝曰“今上”——现在的皇帝,可见它的体裁乃是一部从古到今的通史。但后人要承续《史记》接下却很困难。每一部书应该有它自己一个系统,不易往上接。自从《史记》以后,就有很多人续《史记》,要接着《史记》写下去。但只是零零碎碎一篇一篇地传,精神不一致,不易成一书。而且这样零碎地续,也没有个段落。到了班固,来一个断代史,采用了《史记》后半部讲汉代前半的,接着再写汉代的后半部,直到王莽起西汉亡为止,历时两百三十年,称曰《汉书》,这样就成了一部断代史。此后的人,都待换了一朝代来写一部历史,直到现代,就成了二十五史。在我认为,“断代史”有它的必要。刚才所讲的两点,就是它的必要。而且中国传统政治和世界其他民族与国家的政治有不同。它是一个大一统政府,又比较可以说是长治久安,隔了两三百年才换一个朝代。既然朝代换了,当然政治上也换了很多花样。不仅政治如此,一个朝代弄到不能维持,要改朝换代,当然历史也就跟着变。我们用此作分界来写历史,那是非常自然的。近代人抱着一种历史新观点,认为中国历史都只讲朝代,汉、唐、宋、明,只把帝王为重,这样的批评,其实并不尽然。换了一个朝代,就表示历史起了一个大变动,我们自应来写一部历史,把前面那一段记下。从班固《汉书》以后,一路到清末,都如此。只是今天以后的中国,则不像从前了,不再会有一个一个的王朝兴亡。此下历史该经什么时期来整理一次呢?这就成了问题。随时写是不行的,过了多少时才该写,又没有一个客观的、自然的标准。今天以后的历史,只这问题,就很困难。但诸位读历史,第一应知,读史都该注重近代史。第二应知,学历史的定要能写历史。至于如何样去写?诸位都该先在心中构成一问题,该不断讨论思索。至少讲来,班固《汉书》在清代以前确实不可否认的是开了一条写史的新路。史书开始有纪传体,是司马迁的大功。而换了朝代立刻来写一部历史,这是班固的贡献。以后正史都是学的班固《汉书》,这就无怪乎要“迁固”“史汉”并称了。

   我们再说,自从司马迁写了《史记》,很受一般人看重,就不断有人来“续史记”。在班固前,西汉还没有亡,已不晓得有多少人一篇一篇地来“续史记”。较著名的刘向、刘欲、扬雄,还有像冯商、史岑等很多人。大抵举得出名字来的,总有二十人左右,中间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人是班彪,他是班固的父亲,他也续《史记》,称《史记后传》,这是《史记》以后新写的传,据说写了有几十篇,也有说他写了六十五篇。班固《汉书》共一百卷,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连太史公写的汉武帝以前的好多列传都在内。《项羽本纪》还有《陈涉世家》,都改了列传。而班彪就续写了六十五篇,或许这些列传,班固并没有完全用,或许数人并一传,至少班彪所写的后传,在《汉书》中所古分量已很大。但我们无法在《汉书》里找出哪几篇是班彪所写,更无法来考查班彪当初所写,班固有没有改动。大家只知班固《汉书》是跟着他父亲而来,固然我们不必硬要把《汉书附作两部看。但班固写《汉书》时,有人告发他,说他“私改作史记”,因此下了狱,把他家里书一井搜去。其弟班超为兄申辩说,其兄并未私改《史记》,乃是跟着他父亲所写后传继续写下。班团获释后双廷派几人来写新的东汉开国史,班固也是其中之一。以后汉廷就令班固续完他的《汉书》。至于此书正名为《汉书》,怕是班固的事。从汉高祖开始到王莽,这一百卷《汉书》的体例,也该是班固所定。他书有本纪、有表、有志、有列传,而无世家。依照太史公《史记》,封侯的都作世家。汉武帝以后封侯的人还很多,班彪写后传,恐已只叫列传。只是断代为史,则或许是班固自创新体。自他出狱,朝廷正式派他写完这部书。大概有二十多年的工夫,可是书并没有写完,剩下八篇表,还有《天文志》。外威窦宪得罪,班因也被下狱,死在狱中。但此书我们正可称它做“官书”,因其是奉诏著作的。不如司马迁《史记》,是他为武帝中书令时自动撰写的。《汉书》主要内容是在昭、宣、元、成、哀、平,连王莽共七朝。他死后,有妹名昭,亦称曹大家,奉汉廷命整理此书,补成了八篇的表和一篇《天文志》。政府还派了十位青年来助班昭完成此举,其中有后来负大名的马融,融兄续,天文志或许是他所续。因此这部《汉书》,不讲别人,单从班彪到班固,再到他妹妹昭,还有像马续,时间经历了几代。专是班固自己,也就花了至少二三十年的工夫。

   这部书中所用材料,第一是根据他父亲所写,又根据其他人如刘向、刘歆、扬雄、冯商、史岑诸人。在《汉书•艺文志》里有一书称《著记》一百九十卷,此是汉廷史官所撰,或许亦为班固撰《汉书》时所采用。而在葛洪《抱朴子》里有一段话说:“家有刘子骏汉书百余卷。欲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沫得成而亡,故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试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其所不取者二万余言而已。”此谓书无宗本,但杂录而已者,亦可说只是一些札记。故谓他“编录汉事”,殆是一条一条一段一段地编录。而以此一百多卷的编录本来校班固的《汉书》,几是全部采取了刘子骏的编录,没有用的只有两万多字。葛洪这段话,不像是随便造说,可是当好好审读。第一,刘歆书只是个杂录,非有成书。第二,说“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此语可分两个讲法。一是班固《汉书》完全抄了刘歆;一是刘歆《汉书杂录》,为班固完全抄了。此两讲法大不同,我们绝不能说班固《汉书》“全取刘书”,明明他父亲就写了几十篇传。但刘歆的编录,班固却全抄了,不抄的只有二万多字。刘歆乃西汉末年一位大学者,他编录了一百多卷材料,全为班因所取,那亦必是很重要的。至于《汉著记》一百多卷中间材料如何,我们无法知道。若说如孔子以前的“未修春秋”,那恐未必然。而刘歆在西汉学术上的地位,则或许还应在扬雄之上,决不输过班彪。班固花了几十年工夫,凭借他父亲及刘扬编录下的许多好材料在那里,倘使诸位今天要写一部民国史,而从前有人先有一部笔记预备写民国史的留给你,那自然用处就大了!我想刘歆所录下的材料总是很有用。试举一例,《汉书》里特别详及谷永。此人对刘欲发生着大影响,我在《刘向、歆父子年谱》里,说谷永是当时大儒,汉代后半期的政治思想,此人影响非常大。刘歆助养代汉,自有一套政治思想作底,非如后来魏晋篡位之比。今《汉书》里谷永材料特别多,或许正是刘歆所编录也不可知。

   我们批评《汉书》内容,同时就该批评到班固这个人。书的背后必该有人,读其书不问其书作者之为人,决非善读书者。诸位不要认为书写出便是。如他写了一部历史书,他便是个史学家,此固不错。但我们也得反过来看,因他是个史学家,才能写出一部历史。而且我们也不要认为每一作者之能事,尽只在他写的书上。孔子之为人,不能说专在写《春秋》。周公之为人,也不能说专在西周书》里几篇与他有关的文章上。司马迁写下了一部《史记》,但尽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在《史记》里不能写进去。我们要根据《史记》来了解司马迁一个活的人,若我们只读《史记》,而不问司马迁其人,即是忽略了《史记》精神之某一方面,或许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若我们来讲人的话,则班固远不如司马迁多了。在后代中国,唐以前多看重《汉书》,宋以后始知看重《史记》。郑樵《通志》里说:“班固浮华之士,全无学术,专事剽窃。”在《文选》里班固有《两都赋》、《幽通赋》等,故而说他是“浮华之士”。但若说他“全无学术,专事剽窃”,那话或许讲得过分些。写史当然要抄书,太史公《史记》也何尝不是从旧史料中抄来。《汉书》最后一篇《叙传》,正是学《史记》里的《太史公自序》。但《太史公自序》把他写书归之其父之遗命,即在《报任少卿书》中亦然。而班固的《叙传》却并没有讲到他父亲,说他自己的《汉书》只是承续父业。有人为班固辩护,在《汉书》里也曾称到他父亲,而称“司徒椽班彪”。看这五字,便见与司马迁不同。司马迁称他父亲为太史“公”,不直称太史令,又更不著姓名,那见是司马迁之尊亲。而班固称他父亲便直呼“司徒椽班彪”,这可说是班固的客观史笔吗?班固写《汉书》,或说开始固是继续着他父亲的写下,后来则是奉了朝廷诏旨而写,因此他不能说我这书是继续父亲的,这也是强为辩护。无论怎么讲,总觉得班马两人有不同。班固明明是继承父业,而把父业抹去了,在他《叙传》里没有大书特书地把他父亲写出来,单拿这一点论,郑樵称之为“浮华之士”,实不为过。

当时有人说班固写《汉书》有“受金之谤”。别人贿赂他,希望写一篇好传,或者把坏事情少写几句,这话见于刘知几《史通》。当然是相传下来有此话,所以刘知几《史通》也讲到了。在先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在《史传篇》里已为班固辩诬,说“征贿鬻笔之愆”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不能根据这些来批评《汉书》。可是郑樵《通志》又说,东汉肃宗曾对窦宪说:重视班固而忽略了崔骃,那是不识人,等于叶公之好龙。平心而论,班固在人品上学术上或许不如崔骃,是可能的。然而《汉书》一出,“当事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在王充的《论衡》里也就屡次提到班固《汉书》,可是后来又有人说王充看见了班固,那时班固还是一小孩子,王充摸着他头说:这个小孩将来要做大事!这就不可靠,不过王充曾称赞过《汉书》则是事实。只举一人,后来写《后汉书》的范晔,在他的《后汉书》里便有班彪班固的传,他曾批评司马迁班固说:“迁文直而事核,固文赡而事详”。这十字,十分有道理。司马迁的文章“直”,而事则“核”,是经得起考据和批评的。当然《史记》里也有事情讲错的,不晓得多少,大体言之,文直事核,纵有忽略,也可原谅。“赡”就不如“直”,“详”亦不如“核”。若使文赡而不真,事详而不核,那就要不得。范晔接着又说:“固之序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此说《汉书》叙事不过激也不诡异,不把一人一事过分压低,或过分抬高。“赡而不秽”,是说整齐干净不脏乱。“详而有体”是说每事本末始终,表里精粗都有体。故能“使读之者亹亹不厌”,《汉书》能成大名,确有道理。我觉得范蔚宗此一批评却很好。但范氏又说:“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轻仁义,贱守节。”此数句却批评得甚为严重。这些病痛,当知并不在行文与叙事之技巧上,而在作者自己的见识与人格修养上。诸位如读太史公书,即如《魏公子列传》、《平原君列传》、《刺客列传》之类,此等文字,皆非《战国策》书中所有,乃大史公特自写之,而使人读了无不兴会淋漓,欢欣鼓舞,想见其人。《汉书》中此等文字绝找不到。诸位且把《汉书》从头到尾翻一遍,何处见他排死节?何处见他否正直?例如《龚胜传》,他是汉末一死节之士,而班固说他“竟夭天年”,这岂不是说照理还该活,而死节转贻讥了吗?又如王陵、汲黯,此两人,太史公《史记》里都有,《汉书》称他们为“戇”。又如《王章传》,那也是能杀身成仁的,而班固批评他说:“不论轻重,以陷刑戮”。又如《何武传》,班固说:“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既怕危殆,自然也只有依世。又如《翟义传》,班固批评他“义不量力,以覆其宗”。即观上举诸例,可见班氏《汉书》不是无是非,而是把是非颠倒了。范蔚宗说他“轻仁义,贱守节”,一点也不冤枉。而他还要说司马迁“博物洽闻”,而“不能以智免极刑”。但班氏自己也岂不死在牢狱里。司马迁乃是为李陵辩护,而班固则投在窦宪门下。两两相比,大不相同。但他总不失为有才、能文,也花了一辈子工夫,《汉书》也是写得好。在魏晋南北朝唐初,群认《汉书》是部好书,正为那时人都讲究做文章。后来韩柳古文兴起,文学眼光不同,对《史》《汉》高下看法亦不同。上引范蔚宗论《汉书》,本亦承之华峤,而傅玄亦贬班固,谓其“论国体,则饰主缺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可见当时史家公论。范蔚宗也是不获令终,死在监狱里,但范蔚宗《后汉书》,在讲仁义守节等事上,不知比《汉书》好了多少。又在《后汉书》班固的赞里说:“彪识王命,固迷其纷”。班彪曾写了一篇《王命论》,不为隗嚣所屈,可说有见识,有操守。不如其子固,生值汉朝中兴天下平治之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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