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史记(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2 次 更新时间:2016-02-26 00: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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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进入专栏)  

   今天讲司马迁《史记》。(史记》是中国第一部所谓的“正史”,此下接着还有二十四史。在司马迁当时,大家只知有经学、子学、文学这些观念而没有史学的独立观念。所以《汉书•艺文志》里,只有《六艺略》、《诸子略》、《辞赋略》,而司马迁的《史记》则附在《六艺略•春秋门》。可见当时学术分类,史学还是包括在经学中,并未独立成一门学问。但司马迁却能创造出第一部“正史”,为以后几乎两千年所沿用,这不是一个极值得注意讨论的问题吗?依照现在人讲法,司马迁《史记》可说是一个大创造。司马迁如何能完成这创造,这是一个大问题。

   上一堂讲,中国历史有三种体裁。一是重事的,一件一件事分别记下,像《西周书》。第二是注重年代的,每一事都按着年代先后来编排,这是孔子《春秋》。第三注重人物,历史上一切动力发生在人,人是历史的中心,历史的主脑,这一观念应说是从太史公《史记》开始。所以《史记》是一种“列传体”,一人一人分着立传,就是以人物为中心。我那年在美国耶鲁讲中国史,曾说历史应把人物作中心,没有人怎么会有历史?历史记载的是人事,人的事应以人为主,事为副,事情只是由人所表演出来的。有一位史学教授特地和我讨论,他说:历史应该以人物为中心,为主脑,这层很有意思。但这人没有事情表现,便跑不上历史。我说:在这上,乃是东西方学术上一很大不同之点。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并无事情上的表现而成为历史上重要人物的。诸位试把此观点去读二十四史,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譬如《左传》两百四二十年,里面就没有颜渊,岂不因他没有事情表现,就不上历史。但颜渊这一人在历史上有他不可磨灭的地位,东汉以下人就特别看重颜渊。宋明时代人讲理学,也特别看重颜渊。怎能说颜渊不是一历史人物呢?既是一历史人物,就该上历史。所以司马迁以人物来作历史中心,创为列传体,那是中国史学上一极大创见。直到今天,西方人写历史,仍都像中国《尚书》的体裁,以事为主,忽略了人。今天我们写历史,也跟着西方化,如我写的《国史大纲》,也就分年分事,而又以事为主。但此为求简便则可。若进一层讲,也可说西洋史学还停留在我们周公《西周书》的阶段,还没有一个大的著作能像孔子《春秋》,乃至于如《左传》般一年一月这样分着的,当然更没有像《史记》之列传体,这是史学上一极大问题。清代乾嘉时章实斋著《文史通义》,他讲中国史学上盛行的是《左传》与《史记》,分年分人,将来该发展《尚书》体,把事情作主要单位。那时西方新学还没有来中国。道光以后,慢慢地来了,中国人读他们的历史,就觉得章学诚已先见到了,西方的史学就是这样,所以特别在清末民初,大家认章学诚是中国史学一大师。但我们还得进一步讲,这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在我看法,中国人从《尚书》演进到(春秋》《左传》,又演进到《史记》,这是中国史学上的大进步。并不能说中国的(春秋》、《左传》到《史记》都不如西方把事情作中心的历史体裁。这问题我虽今天只提起这样一句话,不拟详细讲,但这话殊值诸位注意。

   今天我要讲的是司马迁怎样会创造出这一种新的历史体裁,就是列传体来?他怎样会提出一个新观点、新主张,把人物为历史中心?诸位今天不是大家做学问总喜欢要能创造,能开新吗?那么太史公《史记》在史学著作上,他是一个极大的创造,开了一条极新的路,使得人都跟他这条路跑,继续有二十五史到今天,请问司马迁怎么样走上这条路?我们能不能在这里用心研究一下呢?

   诸位要知道,我已经讲过,做学问要懂得发生问题,这就是所谓“会疑”。有了问题才要求解决。诸位不愿意摹仿,要创造,那应先懂得别人怎样创造的。这问题不是一凌空的问题。司马迁怎会能创造出史学上的新体裁?我们上面已讲过,《西周书》和周公有关系,《春秋》则是孔子所作,即是孔子的创造。孔子最佩服周公,然而他来写历史,却是一个新创造。孔子为什么来写这部《春秋》?为什么要来一个新创造?我亦曾根据孟子书里的几句话来发挥孔子作《春秋》的大义。现在到了司马迁,他作《史记》,他自己曾有一番详细讲法,在他《史记》的“自序”里。诸位要懂得,读一部书,先该注意读这书的作者自序。这也就是一个新体。孔子《春秋》没有序,序是后来新兴的。如《庄子•天下篇》,叙述庄子为什么要讲这样一套思想,作这样一套学术?也就是庄子书的自序。但此序不是庄子自己所写。又如《孟子》七篇,最后一段就等于是孟子的自序。所以大史公自序这一体例,在孟子,庄子书中已经有了。以后人写序,不放在最后,而放到最前来,这不是一重要问题。那么我们要读一人的著作,最好应该注意先读他的“序”,他自己说怎样又为什么来写这一部书,应有一讲法,这部书的价值就在这地方。有的序只短短几句。如顾亭林《日知录》、黄梨洲《明儒学案》开头都有一篇序,都很重要。至于我们写了书请人家来写序,这又另当别论了。

   今天我就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来讲《史记》,或许诸位已经读过这序,但此文不易读。最好是读了《太史公自序》,便去读《史记》,待读了《史记》,再来读《自序》,庶乎易于明白。当知读一篇文章大不易。但只要能读一篇,就能读一切篇。这一篇不能读,别篇也一样不能读。今天大家读白话文,在学术上够标准的著作不多,大家只是随便翻,不懂得用心,都是一目十行地看过去,我们称之曰“翻书”,又或说“查书”,所查又称是参考书,没有说“读”书,这样总不行。照《太史公自序》讲,他们这个司马氏家是“世典周史”的,他的祖宗就掌管周史,做历史官。到了春秋时代,周惠王襄王时,司马氏跑到晋国,那时周朝已衰。到了晋国后,司马氏一家又分散到魏国、赵国,又到秦国。司马迁就生在黄河的西岸,陕西的龙门。他父亲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他虽是一史官,也学天文、历法。学易、学老庄。曾写有一篇《论六家要指》,讨论战国诸子各家大义,这文章写得极好。他分别着战国时六大家思想,各自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他自然写到儒家,当时的《易经》就算儒家了,但实际上《易经》就近于道家,所以司马谈的最后结论是佩服道家的。他在汉朝是做的太史令,但他不仅通经学,又通百家言,而推尊的是黄老。汉武帝去封禅泰山,司马谈同其他一般方士讲封禅的意见不同,汉武帝就不要司马谈跟着去,司马谈就留在洛阳。他儿子司马迁到外边去游历,那时还很年轻,回来时,他父亲在洛阳病了,就对司马迁说:若使我死后你再做史官,不要忘了我所要讨论的很多事,你须把它写出来。所以我们说太史公写《史记》是承他父亲遗命,这些或许诸位都知道。而《太史公自序》里讲他父亲的话,更重要的在下面,读《太史公自序》的人或许会不注意。《太史公自序》又记他父亲说:“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爱及公刘,以尊后稷。”他说:我们到现在为什么大家推尊周公?这因周公作了《诗经》之雅、颂、二南,而雅颂二南就是周人的历史,从后稷下来,一路到文、武、周、召。周朝人的历史,由周公写出。我也根据孟子说:“诗亡而后春秋作”,来证明《诗经》跟历史有关系,一部周代的开国史尽在《诗经》。不过我们今天来讲中国史学名著,照一般讲法,只讲《尚书》,不讲《诗经》。其实司马谈就以史学眼光来看重周公的《诗经》,而周公《诗经》的贡献依照这话讲,便在它能宣扬周代的历史。所以又有一句话:“汤武之隆,诗人歌之”,这是说诗人所歌的便是历史了。后来直到唐代,韩昌黎《平淮西碑》,李义山诗极称之,谓其: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这就是把《尚书》和《诗经》并提。当然我们不能根据李义山来讲《尧典》丶舜典》是真《尚书》,但可讲《诗经》也就是历史。这里便见各人读书,可以有见识不同。诸位不要认为一句书只有一条路讲。我此所说,从古代直到唐时人,像李义山是一个诗人,他也懂得《诗川书》两经都同史学有关系。周公为什么被人称重?由司马谈讲,是因他在宣扬史学上有了贡献。周代到了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学者至今则之”,这就是孟子所说“诗亡而后春秋作”了。诸位至此应知,我此刻讲中国史学名著,从周公《西周书》讲到孔子《春秋》,接着讲太史公《史记》,其实太史公父亲就已这样讲。他又说:“汉兴,天下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他是说:我做汉朝的太史官,我没有能把汉代这些事情好好儿记下,那么这个天下的史文不是在我手里废了吗?这几句话,就是我上面所印“无忘吾所欲论者”的话。而后来读《太史公自序》的人,只注意了上一段,不注意到下一段。甚至于说:司马谈因汉武帝没有要他跟着上泰山,他气出病来,对他儿子说:等我死了,你做太史官,你该把许多事情写出来,于是遂说太史公史记是一部“谤书”,来谤毁汉武帝这个朝廷的。他父亲一口怨气死了,所以司马迁《史记》就是要写《封禅书》。请问这样,一部《史记》尚有何价值可言?太史公父亲司马谈就因做了汉朝太史官,而没有为汉朝写下一部历史,所以遗命司马迁要完成父志。今试问写历史从哪里来?岂不是从周公、孔子来,那岂不是历史应以人物为中心,也就跃然纸上了吗?

   诸位听着我前面几堂讲,便知读书不易。读了孟子“诗亡而后春秋作”,不是不懂这句话怎讲么?读了《太史公自序》,恰恰有如孟子“诗亡而后春秋作”的注脚。你能说司马谈没有读过《孟子》吗?诸位只有翻书的习惯,《史记•太史公自序》是翻得到的,孟子这句话便不易翻到。读到太史公这里,孟子这句话便有用了。此是书之不易读。而《太史公自序》记他父亲司马谈讲话,大家又只读了上一截不再读下一截,不是不曾读,乃是读了仍如不曾读,此是读书不易之又一例。

   司马谈死了三年,果然司马迁接他父亲做太史官了。司马迁接着说:“先人有言曰: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他说他父亲讲过,周公卒后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这个作史责任,便在我的身上了。所以他来写《史记》,是跟着周公孔子而写的。五百年前有周公,五百年后有孔子,再后五百年有他。诸位试把此一番话去读《孟子》最后一章孟子也就是这么讲。尧舜后多少年有汤武,汤武后多少年有孔子,孔子后多少年该有人出来才是。可见司马谈、司马迁父子都曾读过《孟子》,都有他们的学术传统。司马迁又说:有人能绍续这明世,出来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而此《易传》、《春秋》、《诗》、《书》、《礼》、《乐》,在他那时都是经,还没有史学。不过他是个历史官,该要写历史,而所写出来的则还是经学。我们也可说,这是太史公司马迁理想中的新经学。诸位今天认为中国旧史学全可不要,要学西洋新的,这也不错。但西洋史学也应有本有原从头直下,怎么来而到今天。你须先知道,才能继续得下。做学问不能只叫自己做一个跑龙套。不做主角,也得做一个配角,有些表演。即做一个跑龙套,也须约略知得全本戏了才去做。要讲西洋史学,也须知道有一整套西洋的史学史,然后回头来写中国历史,可以周公、孔子、司马迁、班固都不要。我们说:我要写的是中国的新历史呀!诸位,这责任又是何等般的大!

现在有个大问题。今天以后写历史,固是再不会二十六史了,那么下边该怎么办?这不是个大问题吗?原来讲了半天,要讲太史公的创作,但他仍是继续的旧传统,周公、孔子一路而来,他自己讲得很明白。而太史公《史记》所特别用心的,乃是要学孔子,《自序》下面有一段太史公讲孔子《春秋》的话。我们上面都依照孟子来讲《春秋》,现在要讲司马迁讲《春秋》是如何般讲。诸位且不要自己讲《春秋》,且听从前人讲《春秋》。孔子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从前人这么讲,我且也这么讲。当然孟子、太史公以下,还有别人讲《春秋》,但我们总得有个挑选。如下面我们将讲到刘知几怎样讲《春秋》,譬如近代康有为、章太炎怎样讲《春秋》?但这是在我们不要讲的范围之内了。诸位莫说康有为、章太炎是近代大人物,孟子、太史公是古代了。但当知再过五百年、一千年,孟子、太史公还存在,还是个大人物,至于章大炎、康有为是否还是个大人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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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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