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道彬:一副清凉散:读《谕儿锺书札两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6 次 更新时间:2016-02-24 23:5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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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道彬 (进入专栏)  

   30年代初,正是二十几岁的钱锺书先生天才挥发崭露头角的时候,外间时有议论锺书先生的文章学问均在同是学者的父亲“老钱”先生之上。钱锺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先生(1887-1957),字子泉,也是当时声名遐迩的学者,所著《中国文学史》《现代中国文学史》《近百年湖南学风》等著作,广誉士林,深有影响。其文章遒劲恢弘,清季状元张謇膺服不已,称之为“大江以北,未见其伦。”虽然看到儿子英华绝世,后来居上,“老钱”先生的内心是高兴的,但出于对儿子的深挚关怀,出于对名利的高度警惕,也出于一个父亲对社会的高度责任,钱基博先生于1931年10月31日、1932年11月27日两次写信给钱锺书先生就何以立身,何以取名,何以处世,对儿子有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诲。

   “一缄绿札藏何事,会被东风暗拆看”(钱翊《未展芭蕉》)。六十年过去了,钟书先生已成为一代知识分子仰慕的楷模,但钱基博先生的一番深情嘱托却远未过时,对后来的莘莘学子们仍有醒世恒言般的意义。

   一、“我不患此儿无名,正恐名太盛耳”

   中国古籍里有一些“庭训”“家语”之类的文字,还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其实象《颜氏家训》《朱子家语》《曾国藩与子弟书》等,它的影响不仅限于一个家族,而对整个社会都有借鉴意义。钱基博写给锺书先生的信,以《谕儿锺书札两通》为题,公开发表在《光华半月刊》上,足见其用心良苦,信不仅是写给儿子的,更是写给世人的。

   知子莫如父,对锺书先生的卓绝天资,父亲自然了解。因此与一般父亲望子成龙的心理不同,他担心的不是儿子的功名不就事业无成,恰恰相反,他担心的是儿子高名厚实下的难以自持,钱基博引用《南史》中王僧虔的话说:“我不患此儿无名,正恐名太盛耳!”

   对名誉的警惕源自他对“名人祸世”的基本思考——“我见时贤声名愈大,设心愈坏,地位愈高,做人愈错,未尝不太息痛恨,以为造物不仁,何乃为虎生翼!”确实,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名流叱咤风云的历史,而忽略了他们的另一面,名流固然可以推进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一个品质卑微人格低下的名流,对社会也有超乎寻常的危害力量。一些人在成名之前尚有几分矜持几分老实,而骤得大名之后往往乖张猖狂,放言无忌,不可理喻。永远要求别人尊重,永远不会尊重别人,成了某些名人的特点,所谓名家名流之类的称号,成了他们横行无忌的护身符。一个普通人被掩盖的缺点,却在盛名之下被夸张地释放出来,钱锺书先生不无揶揄地指出:猴子爬得高,也把可笑的红臀暴露于众。声名有时也会为一个人的恶行提供市场,孔子早就说过“唯器与名不可假人”,圣人之所以格外珍惜假人声名,正是出于防范钱基博先生太息痛恨的“为虎生翼”。也许目睹了诸多名儒硕彦的种种言行,钱基博不无气愤地指出:“世所推称之一般名流伟人,自吾观之,皆恶化也。”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自省焉。”名流的恶化,使钱基博先生在名誉面前格外谨慎,看到锺书先生声名渐起,钱基博先生在欣慰的同时,也不无忧戚。父亲不想让儿子重蹈衮衮名流的覆辙,告诫儿子不为盛名所累,以不使一个青年人头脑发热,在名誉面前父亲送上的是一番清凉冷静。记得友人章士钊声名腾起时,钱基博曾写信规之以淡泊宁静之道,称自己当“献此一副清凉散”,同样当儿子事业有成头角渐露之际,他仍然献此一副清凉散。这也是送给浊热世界的一副清凉散。

   二、“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为切要”

   钱锺书先生曾毫不留情地批判过那些追风逐浪招摇街市的名流贤士,在他看来“大名气和大影响都是百分之九十的误会和曲解搀合成的东西。”而钱基博先生对此类名士也颇不以为然,钱基博先生写给锺书先生的信里谆谆告诫他:“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为切要。”这封信公开发表时,“老钱”先生特地于这段文字加上重点符号,可见其寄意深刻。

   在才与德之间,钱基博先生更看重一个人的品德操行,在他看来“清识难尚,何如至德可师!”一个人的见识学问固然重要,但仁厚宽广超然物外的人格更可师法。自矜才情、恃才傲物,往往是文人性格的通病。《颜氏家训•文章篇》谓:“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引发性灵,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於进取。今世文人,此患弥切,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  有旁人。”文人常沉浸于自己营造的清辞丽句的世界,得意非凡,把它当成了世界的全部,于是乎忘乎所以,不知今夕何夕,以此傲世,忽略操行,难以自守,不少文人的悲剧也因此产生。中国文化常常保持着对智慧的警惕,孔子反复教导弟子“据于德,游于艺”“进德修业”,“德”一直是艺术活动与思想活动的出发点,钱基博先生也认为一个人才智平平“不能为大善,亦无力为大恶”,而“才辩而或恶化,则尤可危。”正缘于此对于才辩纵横神彩飞扬的青年钱锺书,钱基博先生更有一种防患于未然的责任感,反复劝勉其“立身务正大,待人务忠恕”。对那些“操之以逆险之心,出之为僻坚之行”的所谓名流,老钱先生以为“在世眼见为名流,在吾家岂即亢宗。”

   在儿子面前,老钱先生自然提到自己的生平,提到钱家身世,谓:“吾兄弟意气纵模,议论古今人成败,如操左右券,下笔千言,不自休,而一生竞竞自持,惟恐或入歧途”,同后来的锺书先生一样,老钱先生对自己的文章学问同样自信,毫不忸怩作态,但他并不因此傲世轻人,在人格完善上务求方正,克己自持,毫不懈怠。这种风范实令后学思之重思之,钱基博云:“我涉世三十年,无事不退一步,应得之名勿得,应取之财勿取,人或笑为拙,而在我则世味稍恬,意趣转长。”“凡事退一步”不是明哲保身的处世哲  学,而是一种人格修养一种精神境界。

   饶有兴味的是,当外间议论钱锺书文章学问均超过自己时,作为父亲的“老钱”先生有一段令人深思的话——“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胜我,我尤心慰!”对外间的议论,不知是出于对儿子后来居上的默认,还是出于对儿子的真诚鼓励,反正“老钱”先生一笑了之,而他却以人格的完善向儿子挑战,他希望儿子在学业上超越自己,更希望儿子在道德上超越自己。在以后的岁月里,钱锺书先生以其罕见的渊博和睿智,一任政治风云变幻,形成了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的独立品格。他是名士,也是仁人君子,当然仁人君子并不是人人称善的乡愿,他的耿介、他的正直,也常常令人生畏,锺书先生不无解嘲地说:“人谓我狂,我实狷也。”锺书先生正是以睿智与练达、耿介与圆通实现了他完整独立的人格精神,中国知识分子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一种恶劣的政治环境里,人格萎缩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悲剧。在如此背景下有钱锺书式的自由独立睿智通达的人格风范,实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幸事。

   三、“我父子非修名不立之难,修名善其后之难”

   逃名如逃役是钱氏父子的共同品格。钱氏父子的逃名当然不是某些人沽名钓誉的终南捷径,也不是求名无路聊以自慰的佯装姿态,逃名源于他们对声名的自信,源于他们的学识和人生修养。“老钱”先生信中说:“我自粗有名字,汝又头角崭露,我父子非修名不立之难,修名何以善其后之难。”“恐修名之不立”是自屈原以来中国士人深深忧惧的问题,而钱基博这里忧惧的不是修名难立,而是盛名之下何以自持何以自守,这就是“所以善其后之难。”

   本来关心自己的声名并不是什么坏事,人们也犯不上忸怩作态。中国士人信奉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本质上也是功名事业。不过对于大多数文人来说,“三不朽”中最实际的还是“立言”,没有立言、立德、立功之类也无从说起。问题是一些追名逐利之徒,只以出名为目的,但求立言,但求传世,图一己之私,逞一时之快,不顾国计民生,不负社会责任,人说是,我必言非,人说此,我必言彼,哗众取宠,故发奇论,强作解人,在语言的热闹里追寻个人的声名,对这类“立言”者,钱基博斥之为“妄语”。因此钱基博关注的“修名善其后之难”,本质上还是从“善其始”起步的。

   钱基博先生曾专门摘录袭匡庐先生《思辩广录》的话,以批判那些欺世盗名胆大妄语的所谓名流:

   “余读近人著作,胸中辄作二疑。观其繁称博引,广列群书,则疑其人无书不读。及见  其立论之浅谬,往往于古人极浅近之旨,尚未明了,则又疑其人实未曾读过一书。

   今日学术界之大患,几于无事不虚伪,不语不妄,且愈敢于妄语者享名愈盛。”

   故作高深,追求语言的轰动效应已成为某些人攫取声名的百试不爽的法宝。妄语是成名的手段,祸世是成名的结果。钱基博批评这些人“操犀利之笔,发激宕之论,而迎合社会浮动之心理,倾动一时,今之名流硕彦皆自此出,得名最易,造孽实大!”学界确一些人错把轻薄当风雅,误将纤佻作才华,闲来无事,以才子自居,逞才使智,喜发倾动一时之言论,最终败坏了学风,也败坏了社会风气。作为父亲钱基博希望儿子以深厚的学养,仁爱的胸怀、淡泊的人生而名世,而耻于儿子成为儇薄尖刻有失仁厚的所谓名流。

   青年钱锺书英华绝世,意气纵横,钱基博在欣悦的同时,也保持着深深的警惕。年青气盛的锺书先生在写给友人张杰的信里也说过“孔子是乡绅,陶潜亦折腰”之类的话,对此父亲严厉批评他“看似名隽,其实轻薄”,父亲把对儿子的教育看成是对社会应尽的责任。虽然自己“无力禁止社会之一切恶化,然至少必尽力制止子弟不许恶化,以增进中国之危害”。钱老先生谓:“父母之于子女,责任有尽,意思无穷”,这无穷的意思,更多的是对国家对民族利益的终极关怀。而从钱锺书先生的伟大人格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学风一种责任一种关怀的延续和发展。正是有了这人格这家风,钱氏父子修名远扬,而修名善其后亦不难矣!

   四、“吾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在锺书先生与时贤往来文字大忙之际,钱老先生殷殷告诫之:

   “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这段话颇耐人寻味,为什么钱基博对当时新文学的代表人物胡适之徐志摩不以为然,而又对诸葛亮陶渊明如此推重呢?应该说这里涉及到传统儒林与文苑两种人格的矛盾和冲突。儒林与文苑虽然同属士人,但二者又有明显区别。儒林较之文苑更为古老,儒林传最早见于《史记》,而文苑传则在《后汉书》中才出现。大概而论,儒林更多的承载着历史与传统,承载着社会的道德与责任,《史记•儒林列传》辕固生所谓“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成为儒林信奉的格言。而文苑传统则注重个人生活兴趣与文辞才藻之精妙,侧重个人生命的质量,由于文苑人格本身就是在东汉末年反儒学环境中产生,因此文苑人格更具有叛逆意义。

   中国古代似乎有点鄙薄文苑人格,所谓“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也”,这里的“文人”常指文苑中的文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也专指辞章才藻之类。所以唐人刘知几在《史通》中干脆宣称“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钱基博在自己的著作里常常流露出对郑玄、诸葛亮等儒林人格的推重,他一方面感叹他们“其文其学可及,其养不可及”,一方面又对“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人格风范推崇有加,因此钱基博对锺书先生的希望只能是郑玄、诸葛亮式的“述者”,而不是胡适之徐志摩式的“文士”。

   与父亲大相径庭的是,锺书先生特别欣赏文人的感觉灵敏,不大瞧得起腐儒的板重闷塞,认为“文人慧悟逾于学士穷研”。但总体来说在人格上他却不偏不执,既有儒林人格的铁肩道义,又有文苑的妙手文章。摒弃传统对文人的偏见,兼容并包,也是锺书先生逾迈前人的地方。像父亲希望的那样,他没有成为胡适之徐志摩,也不完全是诸葛亮陶渊明,但似乎又都是他们。

   笔者是在《光华半月刊》上发现《谕儿钟书札两通》的,所载原件已略有残缺,我们不能说钱锺书先生终生受益于父亲一封信的教诲,但这封信反映出他父亲的胸襟学识,对锺书先生却不能没有影响。在钱锺书先生的道德文章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伟大父亲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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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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