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键:谨慎看待中国道路——对日本兴起的再考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6 次 更新时间:2016-02-19 11: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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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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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键,毕业于北京大学,曾长期在上海从事科研工作,现为独立学者。

*戊辰战争中萨摩藩的藩士

  

   近年笔者曾阅读了一些研究日本的书籍,其中就有一本关于明治思想界的书(《明治哲学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读过之后,笔者惊觉在启蒙阶段,中国和日本的差距已是相当之大。这个差距可以这样进行简单概括:日本的明治维新,已领先中国大概50年左右。众所周知,明治维新发生于1868年。此后日本思想界突飞猛进,开始了一段狂飙运动,一直持续到二战之前的时期。而中国虽然在明治维新前后发生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却未能摆脱失败的命运。直到1919年才发生了五四运动,开始了思想解放的历程。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观察,五四运动而不是清廷的改革才能够在思想层面同明治维新相匹配。

*《明治哲学与文化》书影

  

   明治思想界

  

   从明治时期的日本思想界和五四之后的中国思想界的状况来看,虽然已有50年的时差,但中国和日本的差距仍然相当大。纵观该书中列举的当年日本学者的大名及其作品,如西周,加藤弘之,福泽渝吉,西村茂树,井上原了,井上哲次郎,德富芦花,大西祝,内村鉴三,冈仓天心等人,都是些相当有想法的学者,不仅思想精彩,而且文脉深厚,修养水平也都很高。

  

   反观五四前后中国的一群启蒙学者,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包括保守派的辜鸿铭、张君励等人,甚至更早的康有为、梁启超,笔者以为:从总体来看,他们的学识是相形见绌的,思想不够开明,而修养水平也比较一般。即使是像严复这样的学养较为深厚的中国学者,拿到当时的日本去比较,水平和境界可能也很有局限。当然,孰优孰劣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至少以笔者的学识来进行判断,确有这样的感觉。像福泽渝吉,谈论学问和政治的关系,表达的相当精妙,几乎可和马克斯·韦伯媲美,相比之下,当时的中国学者很少有哪个人可以把问题谈论的如此透彻清明,可见思考问题的清晰度有很大差距。再如冈仓天心,表述了"亚洲一体"的思想,相当大气磅礴,有博采众家之长且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中国的学者却鲜有这样了解亚洲不同文化,即具有雄心壮志,同时又能兼收并蓄的博大心胸。虽然中国也有像鲁迅这样非常深刻的思想家,但相比之下,鲁迅的修养和心胸似乎不可同日而语。鲁迅入肉三分的幽暗笔锋,也许可解释为当时中国转型之中客观生存环境的产物,但其文字中密布的尖刻、绝望和睚眦必报,确实让人感受不到风度,看不到希望。

  

   相比之下,很多日本学者的表达可堪称典范。如德富芦花在幸德秋水等人被政府处死后所发表的公开讲演,言辞有理有据,娓娓道来,让人读后仿佛有身临其境且意犹未尽的感觉。再如内村鉴三,作为一名非西方基督徒,阐述自己如何转变为基督徒的个人自传——《我是如何成为基督徒的》,甚至已被翻译为多国文字,成为全世界"非西方传道者最优秀的说教"。而他身后留下的墓志铭,也非常耐人寻味,言简意赅却意象无边,充满精神的魅力:

   "I for Japan

   Japan for the World

   The World for Christ

   And all for God"

*内村鉴三

  

   总之,像这一类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学者,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确实非常罕见。

  

   认知日本的偏差

  

   此外,中国学界在研究日本时,由于受政治正确和民粹主义的干扰,往往不能依据历史事实客观地看待日本,感情色彩干扰了学术研究,对日本的理解囿于一隅,问题视野也相当局促。

  

   比如,通常中国媒体和学界总是认为,近代日本的兴起是"脱亚入欧"思想的产物,而日本思想家福泽渝吉更是脱亚入欧和全盘西化观点的鼓吹手。但笔者对此考察了一番,却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福泽渝吉的几部主要著作中,也根本看不到多少所谓脱亚入欧和全盘西化的观点。只是在福泽渝吉晚年所撰写的几篇报刊时评中,可以找到这个"脱亚论"的影子。但这几篇时评的篇幅、力度和观点,并不足以代表福泽渝吉的思想整体。

  

   若从其《文明论概略》一书来观之,福泽渝吉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大核心:1.追求不断变革的自由主义观点;2.追求日本自立的独立文明观。也就是说,所谓"脱亚"或者"西化",根本不算是福泽渝吉的核心观点。在福泽渝吉看来,"脱亚"也好,"西化"也好,只是在特定阶段由于日本文明落后于他人而需要采取的特殊策略,"西化"和"脱亚"本身并不是目的。福泽渝吉也并不否认,在特定的前工业社会阶段,像孔孟之道这样的儒家文明体系,一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进步作用,但这并不能改变在工业时代来临之后,儒学体系无法与之相匹配,所起到的非常反面的阻碍作用。

*福泽渝吉

  

   若综而观之,福泽渝吉的观点并不是崇洋媚外的西化派,而是追求变革的自由派,而且非常强调多元主义视角和不同观点的重要。此外,福泽渝吉还非常强调保持日本文明自身独立性的重要性,而绝非随波逐流,沦为其他文明的附庸。从福泽渝吉对学问的独立和个人思想独立的强调来看,这一点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如果作为公民,一个人需要保持自身的独立地位,由此才可以不断追求思想和精神的独立,那么以此为基础的一个国家和文明,也应当在这样的个人的不断发展中,追求其文明自身的独立性。从福泽渝吉的逻辑来看,这二者丝毫不会冲突,而非常美妙地结合为一体。

  

   有别于福泽渝吉,日本另一位重要思想家冈苍天心,则是位出了名的保守派。冈苍天心自幼接受西洋教育,精通英文,甚至于他的几部主要著作,都是用英文写作出版,首先在国外发行,然后才有的日本版本。冈苍天心的主要贡献集中在三个方面:1.思想层面,开创了近代日本自我认知的坐标系。2.美学方面,是日本重要的美学家。3.对茶道的理论化,以及向西方的传播。

  

   在思想层面,冈仓天心基本上持有二个主要观点:"亚洲至上论";以及"日本特殊论"。

*冈苍天心

  

   观点之一:亚洲至上论,亚洲一体。亚洲至上,冈仓天心认为,亚洲拥有两个伟大文明,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前者拥有孔子式的"共产主义"传统,而后者则拥有"吠陀"式的个人主义。虽然两大文明之间被喜马拉雅的皑皑白雪割断,但亚洲的精神却是一体--追求究极与普遍的爱之扩大,而这种爱是所有亚洲各民族的共同遗产。亚洲的这一思想,也产生了全世界所有的宗教。亚洲文明的形态是复杂而多样的。阿拉伯的骑士道,波斯的诗歌,中国的伦理,印度的思想。还有东亚的佛教,仿佛东亚所有思想之流汇聚起来的观念论的海洋。但实现这一复杂性的统一的则是日本。

  

   观点之二,日本特殊论。冈仓认为,是日本实现了亚洲文明复杂性的统一。它同时从印度和鞑靼两个源泉中汲取了养分,使反映整个亚洲的特性成为可能。这是一种天赋的能力。日本和天皇,历史上从未被征服,以及岛国的孤立于世,都使日本成为亚洲思想和文化的天然储藏库。而在中国和印度,前者历经了王朝的变动,鞑靼骑兵的铁蹄,和愤怒暴民的杀戮,这一切在中国一再发生,除去典籍、史料和废墟,什么都不复存在。后者则经历了匈奴族的粗暴对待,回教徒狂热的偶像破坏,还有欧洲殖民者无意识的文物破坏,使阿育王的时代,佛教的经典,以及诗歌的艺术,再也无法唤回。冈仓由此得出结论:亚洲的文化遗产,只有在日本才得以原样保存。日本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甚至"比博物馆还要高级"。因此,作为"上天"之民的祖国的日本,其天定命运就是保持并恢复亚洲的样式。使日本再生,使日本成为日本,使东洋的世界平安地穿过众多的暴风雨,带领亚洲走向昔日的坚强巩固。

  

冈苍天心的上述观点,视野相当博大。冈苍天心也开创了日本后来的"亚洲主义"思潮,这一思潮也为中国的政治领袖孙中山所接受。但很遗憾的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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