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键: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 次 更新时间:2022-05-14 21: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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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键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但影响中日关系的三大要素始终存在:一是日本仍然坚持不正面反省战争责任的错误史观,二是中日领土领海的东海钓鱼岛争端并进一步蔓延至南海,三就是在美日干扰下两岸尚未统一的台湾问题。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最具敏感性因素,既有历史纠葛,亦有现实因素。

   一、台湾问题的历史渊源

   1874年3月,日本借口“琉球事件”出兵侵犯台湾,这是近代中日关系上产生台湾问题的滥觞。1894年7月25日,厉兵秣马的日本联合舰队突袭中国兵舰,挑起震惊世界的甲午战争。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在日本签署,清廷被迫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割让予日本。6月17日,首任台湾总督桦山资纪海军大将在台北主持“始政大典”,自此,台湾进入50年之久的殖民统治时期。日本殖民统治目的是永久性占据台湾。为此,必须彻底割断台湾同祖国大陆的文化血脉联系,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强力推行“皇民化”,试图摧毁植根于台湾社会根底的中华民族意识,将台湾同胞彻底改造为忠实日本天皇的“皇民”。残酷的史实告诉我们,尽管台湾同胞抗拒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也涌现出如罗福星、余清芳等民族英烈,但“皇民化”亦的确造就出一大批铁杆“皇民”,最具典型的就是李登辉。而且,“皇民化”遗毒对台湾社会产生的影响延续至今。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驻台日军部分军佐暗中支持一批台湾士绅发起“台独运动”,企图以台湾作为日本复兴的基地。虽然这个计划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从此开启了“台独”的源流。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日本是“台独”分子的主要活动基地,活跃在台湾政坛的“台独”干将,如前台湾“驻日代表”许世楷、前台湾“国策顾问”黄昭堂、“台独”理论家史明等也多在日本“发迹”并持续与日本亲台势力保持密切的联系。

   战后初期,吉田茂首相亦一度幻想“将台湾返还给日本统治”。吉田曾多次向美英驻日外交官征询建立“日台邦联”(union between Formosa and Japan)或“日台联合王国”(Japanese United Kingdom)的可能性(参见陈肇斌《戰後日本の中國政策—一九五〇年代東アジア國際政治の文脈》,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第99—102页)。幻想破产后,则暗中资助廖文毅等“台独”分子在日本活动,以为日后介入台湾问题创造时机。

   二、台湾问题与日台关系

   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而长期以来严重影响台海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外部因素,就是来自美日的干扰。二战后美国对台介入主要体现在政治与安全领域,而日本更多地体现在经济与文化领域。但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图谋以台制华,积极发展与台湾的实质关系,在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比重急剧增大。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侵占的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在内的中国领土必须归还。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又发表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同年8月8日苏联加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10月25日,台湾光复,回归祖国。

   由此,二战后的台湾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已归还中国。之所以又出现台湾问题,最重要的是美国等外部势力的介入。1951年9月8日,美国冷战思维指导下签署的《旧金山对日和约》(1952年4月28日生效)严重违背和篡改《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国际正义精神,仅仅规定“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南沙及西沙群岛的一切权利和要求”,只字不提这些领土的归属问题,为日后之“台湾地位未定论”与“两个中国论”制造所谓的法理依据。

   1950年6月美国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1954年12月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订。即使在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仍依据《台湾关系法》继续干涉中国内政。1972年9月《中日联合声明》与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政治和法律上进一步确认了台湾的归属问题。日本政府亦多次表示恪守《联合声明》所确定的原则,决不支持“台湾独立”。

   但也有日本政界人士多次发出违背上述原则人言论。1996年4月10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加藤良三在日本国会宣称:对中国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主张,日本只是表示理解和尊重,而并不是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只是中国的说法,而不是日本的说法。这是日本政府公开支持“台独”的首次官方表态,不仅严重违背《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也严重背离外交信义与道德。其后,日本政界这种颠覆性的观点反复出现。2009年5月,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代表斋藤正树在台湾中正大学举办的“国际学会年会”上,公然声称“台湾地位未定论”,引发海峡两岸的共同批判。

   日本、台湾一些政治势力和人士也企图谋求所谓的日台关系“制度化”与“法律化”。2005年10月12日,在台湾“驻日代表”许世楷怂恿下,日本平成国际大学教授浅野和夫发布其拟订的日本版《台湾关系法》(全称为《日本与台湾之间相互交流的基本法律》)草案。2014年2月17日,自民党亲台团体—“促进日本台湾经济文化交流年轻议员之会”(时任日本外务副大臣、安倍首相胞弟岸信夫担任会长)通过推进日本版《台湾关系法》的决议。安倍首相外交智囊、东京基督教大学西冈力教授称,要从“价值观外交”出发,制定日本版《台湾关系法》。2014年7月1日,民进党“立委”萧美琴在第四届“台美日三边安全对话研讨会”上宣称,日方应拿出政治智慧,仿效美国“台湾关系法”,借此为台日安全合作创设法律基础。

   三、当前形势与台湾问题

   冷战后美日合力干扰台海已成定局,1996年台海危机中,日本不仅催促美国派遣航母编队威慑中国,而且是西方七国中唯一向中国提出抗议的国家。近年来,日本反复强调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在国际社会上强化日本的“和平”形象,同时亦达到其渲染中国“好战”形象的目的。2005年2月美日安保“2+2会议”将台海地区列为美日“共同战略目标”之一。当下,日本积极配合美国以武力介入台海问题的趋势明显。2015年美日同盟的“全球化”定势,以及日本集体自卫权解禁、武器出口三原则废除以及安保法案的通过等,台海问题日趋复杂化亦是必然。

   台湾问题是日本对外战略全局中的一个环节和一个组成部分。日本对台政策的一举一动,莫不取决于、从属于,同时也受制于日本对外战略的基本目标。日本对台湾的“历史情结”、追求国家“正常化”政治因素、对外谋求更多国家利益以及日美同盟的战略需求,是日本“关注”台湾问题的根本性因素。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是一个集领土完整与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与战略利益于一体的“国家核心利益”问题。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和职责。中国绝不允许“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为此,2005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及2015年7月全国人大通过《国家安全法》,以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面临2016年台湾大选,“台独”势力正在蠢蠢欲动,不平静的台湾海峡将再次成为东亚乃至世界的焦点。中日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纠葛,是非法干涉与正义反干涉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全方位地审视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面对岛内乱局等现实困难,我们亦须保持战略自信。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王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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