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永亮:近代以来冲绳人群体认同的历史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72 次 更新时间:2023-03-24 10:30

进入专题: 琉球   冲绳人   群体认同   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  

唐永亮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冲绳人的群体认同,是琉球王国被日本政府吞并后,冲绳人伴随着国内外政治变迁而形成的对所属群体的认同情感和归属意识,其核心是冲绳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伴随着政治权力的变动,冲绳人的群体认同经历了明治至昭和前期、战时和战后三个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明治至昭和前期,民族认同居高而国家认同偏低;战时,民族认同受到压抑而国家认同膨胀;二战后,除占领时期以外,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整体上都趋高。同时,冲绳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会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这种转化在明治至昭和前期以及战争时期是以天皇为媒介实现的,而在冲绳回归后则是以战后宪法为媒介实现的。

关键词:冲绳人 群体认同 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

中图分类号:D831.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5)04-0138-21


2014年底举行的冲绳县知事选举,使长期以来围绕美军基地搬迁问题而形成的冲绳县政府与日本中央政府间的对立集中爆发出来。坚决反对县内搬迁的翁长雄志,得到了绝大多数冲绳人的支持,以绝对优势击败了为基地搬迁计划“大开绿灯”的原知事仲井真弘多,取得了选举的最后胜利。就如翁长雄志在竞选口号中所言:这次选举“相比意识形态,更重视冲绳人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包括个体身份认同和群体身份认同。[[1]]而翁长雄志所谓的“冲绳人的身份认同”主要指的是群体身份认同。

那么,冲绳人对自己这一群体,具有怎样的身份认同?政治变迁又对冲绳人的群体身份认同有何影响?对此,本文将从日本文化研究的角度,以社会学的群体认同理论为分析工具,在阐明何谓冲绳人群体认同的基础上,以政治变迁对群体认同的影响为主线,尝试厘清近代以来冲绳人群体认同伴随政治权力的变动而经历的变迁过程,分析冲绳人群体认同的特征,进而为解析日本政治生态的多样性提供一个视角。


一、何谓冲绳人的群体认同


“identity”通常被翻译成身份认同或认同,主要包括个体身份认同和群体身份认同两部分。个体身份认同强调的是个体的心理和身体体验,以自我为核心。群体身份认同强调的是人的社会属性。根据社会学家亨利·塔吉尔的经典定义,群体认同是“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或她)的情感和价值意义”。[[2]]群体具有多层次性,其范围可以从基层社会的家族、社区、地区、民族,直至国家、人种。在不同层次上存在着具有不同内涵的认同意识,即家族认同、社区认同、地区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种族认同,各个层次的重要性并不相同。国内学者马戎在《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一书中指出,在中国,民族一词在概念上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是“nation”的含义,“指的是居于明确边界领土之上的集体,此集体隶属于统一的行政机构”,它是近现代国家的特有属性。另一层是“ethnic groups”的含义,就是所谓“族群”,其是语言相近、血统同源、文化同源的集合体。[[3]]因为近代以后琉球国作为国家权力主体已然消失,所以本文所指的冲绳人的“民族认同”属于后者,可以理解为“族群认同”,是近代以来,在日本政府同化政策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冲绳人基于身体、名字、语言、历史与起源、文化传统等文化因素和血缘关系之上表现出的对冲绳民族的归属意识和认同情感。美国学者菲利克斯·格罗斯认为,在现代社会的政治格局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群体认同中最核心和最重要的认同层面。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民族认同是偏重于“种族上和文化上的认同”。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对自己国家的归属意识和认同情感,其偏重于政治上的认同。[[4]]本文所谓的冲绳人的国家认同主要指的是政治上的认同,是进入近代以后,琉球王国覆灭,琉球被日本政府改名为冲绳县划入日本版图后,冲绳人作为日本国的国民,对日本的归属意识和认同情感。其次,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又是紧密联系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共同构成了群体认同的核心部分。通常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某一民族成员既会有民族认同,也会有国家认同,二者可能是统一的,也可能是对立的。不仅如此,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又是会变化的,具有历史变迁性,而这种变迁尤其受政治权力变动的影响。

近代以来冲绳人的群体认同,是琉球王国被日本吞并后,冲绳人伴随着国内外政治权力的变动而形成的对所属群体的认同情感和归属意识,其核心就是冲绳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近代以来冲绳人的群体认同,从整体上可以分为明治至昭和前期、战时和战后三个发展阶段。


二、明治至昭和前期冲绳人的群体认同:破坏与重建


在19世纪中后期,日本吞并琉球以前,琉球是一个独立王国,琉球人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而琉球被日本吞并后,琉球的统治主体由琉球国王转变为日本政府,琉球人的琉球国家认同失去了现实的凭依,但琉球民族这一实体却没有消失。琉球人依然具有琉球民族认同,它是基于充满着琉球特色的身体符号、名字、语言、宗教和作为琉球王国臣民的身份记忆之上的琉球人,对琉球民族的自我认知和归属意识。1879年日本政府将琉球藩改为冲绳县。此后,日本政府通过在冲绳推行同化政策和皇民化教育基本实现了使冲绳人从琉球民族认同向冲绳民族认同的转变。

(一)近代以前琉球人的群体认同

在1871年日本悍然吞并琉球以前,琉球人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已经逐渐形成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哈罗德·伊萨克(Harold R.Isaacs)在《族群:集体认同与政治变迁》一书中指出,身体、名字、语言、历史与起源、宗教等是一个民族的重要表征,对一个民族成员形成民族认同具有重要影响。[[5]]

琉球人具有明显的身体符号特征。“身体是创造认同的最显而易见的要素。”[[6]]琉球人具有代表性的身体标识是衣服、发型和文身等。他们常身着“琉服”,这种服饰与日本和服有相当大的不同。[[7]]琉球人蓄须,梳“欹髻”[[8]],“自国王以下,皆遵时制留外发一围,绾小髻于顶之正中”,这种发型与日本的“丁凿”头型有明显区别,且琉球男人通常头戴“黑色六棱幔顶宽檐帽,名曰片帽”。琉球女人有刺青的习惯,“手背皆有青点,五指脊上黑道直贯至甲边;腕上下或方、或圆、或髫,为形不等,不尽如梅花也。女子年十五,即针刺,以墨涂之,岁岁增加;官户皆然”。[[9]]

名字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重要表征。琉球国具有自己国家的国名,而琉球人也具有自己独特的名字。“在所有认同的符号当中,名字的确是最简单、最实在也最明显的。但是,就像所有简单的事物,它也是复杂的。”[[10]]据中国史料记载,“琉球”本名为“流虬”,因为从地理形态上来看,琉球群岛蜿蜒如长蛇,现于万里海涛之上。后来,这一名称数度改变,直至公元1372年(明洪武五年)改为“琉球”,沿用至今。[[11]]就琉球人个人而言,在古代,琉球只有王公贵族才有姓氏,17世纪以前琉球长期作为中国的藩属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琉球人的名字也是中国式的。1609年,日本萨摩藩出兵强占琉球奄美五岛,从而增强了日本对琉球的政治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在冲绳人的名字上则表现为,他们通常有日本式和中国式两种名字。例如,曾担任过琉球国师的蔡温,又名具志头亲方文若,其中“亲方”表示他的身份位阶。琉球普通百姓则没有姓氏只有乳名,起名的方式是“所属村落+店名+乳名+相当于姓的名称”,比如“城间村锻冶屋小宫城”。[[12]]

琉球人有自己的语言。语言“是民族意识的主要建材之一”,居于沟通系统的核心。[[13]]从琉球王国的公文上看,汉字和日语假名被掺杂使用,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所使用的却是琉球语,它与汉语、日语在语法和发音上都有很大差别。琉球官方语言是首里方言,除此之外还有众多方言类型,从北到南存在奄美语、国头语、中央冲绳语、宫古语、八重山语和与那国语等。

琉球历史悠久,形成了以琉球料理、建筑、漆器、织染等为代表的极富特色的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甚至连丧葬礼仪和墓地形态也与日本本土迥然不同。琉球流行“风葬”和“洗骨”的习俗[[14]],存在巫女信仰等宗教传统[[15]]。

近代以前的琉球人的民族认同就是基于上述充满着琉球特色的身体、名字、语言、历史、宗教等要素之上,形成的对琉球民族的自我认知和归属意识。

这一时期,琉球人作为琉球王国之臣民已具有国家意识。琉球王国从明朝时期就开始与中国交往,是中华朝贡册封体系的一员。琉球人对中国很有亲近感,亦憧憬中国文化。1609年萨摩藩出兵琉球,强迫琉球进贡并强占其北部奄美五岛。琉球实际上已被置于中日“两属”之地位。[[16]]尽管日本对琉球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增强,但此时尚未撼动中国乃琉球宗主国的地位。而在与中国、日本等外在的“他者”比照中,进一步强化了琉球人自己的国家认同,琉球人既认为自己是琉球王国的臣民,同时又认同琉球是处于中华朝贡册封体系之下的一个附属国。

日本吞并琉球使琉球人的国家认同土崩瓦解。1871年日本强行吞并琉球,将琉球划归鹿儿岛县管辖,1872年又将琉球划为琉球藩,封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列入华族[[17]]。而后伴随着日本将国家发展模式转变为“小西欧主义”[[18]],琉球被划入日本版图。1875年日本政府将琉球官吏召人东京,命令琉球停止与中国的册封朝贡关系。1879年4月,日本政府将琉球藩分而治之,其中奄美群岛及以北的全部岛屿被划入鹿儿岛县,奄美群岛以南至台湾以北诸岛被划为冲绳县。

国名的改变、国土的沦丧使琉球人的国家认同无以依凭,出现了“我究竟是哪国人”这一国家认同上的混乱现象。直至“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冲绳社会围绕着冲绳的出路,几个派别要求恢复琉球即要求独立的一派、在日本国家这一框架之内谋求自治的一派、要求完全合并于日本的一派——之间相互对立,争吵不休”。[[19]]1884年被幽囚于东京的尚泰被允许临时还乡。他回去后,不仅晓谕士族阶层接受日本的统治,还斥责逃亡中国的原琉球国人所开展的救国请愿活动。[[20]]而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则彻底粉碎了一些琉球精英阶层欲寻求中国帮助实现琉球复国的美梦。然而,琉球民族这一实体却没有消失,琉球人的民族认同依然存在,其恰恰是甲午战争后日本政府着力破坏和改造的对象。

(二)甲午战争后冲绳人群体认同的塑造

甲午战争前,中国与日本曾就琉球问题进行过多次谈判,均未果。而战争结束后,中国几尽丧失了对琉球问题的发言权,日本政府成为冲绳名副其实的统治者。这一权力主体的转换,对冲绳人的群体认同产生了关键性影响。日本政府通过冲绳同化政策,进一步改造冲绳人尚未消失的琉球民族认同,使其从琉球民族认同向冲绳民族认同转变,并且通过《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和皇民化教育的推广,在形式上使冲绳人形成了对日本的国家认同。

安东尼·吉登斯将多民族社会中的民族整合模式概括为三种方式:(1)同化模式,即促使少数民族放弃或改变原来的语言、服饰、生活方式和文化观点,将其整合到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中,使之依据多数群体的价值和规范来塑造自己的行为。(2)熔炉模式,即少数民族不需要消解自身的传统以迎合主流民族,而是所有人混合在一起,形成新的、不断演进的文化类型。(3)文化多元主义模式,即各民族文化被赋予充分的资格以各自独立存在,允许他们参与到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当中。[[21]]

冲绳和北海道(废藩置县前被称为北方虾夷地)都是明治政府成立后不久被划人日本版图的,日本政府对两者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整合模式,在冲绳实行的是同化模式,在北海道实行的是熔炉模式。之所以有此差别,归根结底源于两者内部情况的不同。与北海道的阿依努人(虾夷人)以采集、狩猎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不同,冲绳原是一个独立王国,人口稠密,当地人稻作农耕,与外界有着多样的贸易往来,因此像对待阿依努人那样用日本人将他们“包围”起来的熔炉模式进行统治恐怕是困难的。[[22]]所谓“同化”,主要包含两层含义:(1)将原本性质、样态完全不同的事物同一化。(2)将外来的东西纳入进来,变成自己的一部分。[[23]]近代的冲绳同化政策归根结底也是循着“破”与“立”两条线索来执行的。即,强制性地破坏、改造冲绳人民族认同中各种充满“琉球色”的构成要素,通过教育、风俗改良运动等措施积极地将日本元素引入冲绳社会,使之变成冲绳民族认同的一部分,并以天皇为媒介促使冲绳人的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转变。“破”与“立”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同时进行、相互促进的。

日本政府禁止学生在学校说琉球语,鼓励冲绳人说日语。从1907年起,政府在冲绳中学教育中导入了“方言札”[[24]]制度。同时,日本政府禁止教师在学校教授冲绳传统音乐。19世纪90年代末,日本政府开始在冲绳实施土地整理和地租调整,大量冲绳传统的公有地、公有林被国有化,或便宜卖给本土日本人。日本政府鼓励冲绳人将自己的名字改成日本式的名字。在琉球王国时期一直没有称姓权利的琉球人纷纷改名,这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俨然成为一股风潮。[[25]]从19世纪末开始,冲绳以青年会和妇女会为中心大力推行“风俗改良运动”,严禁冲绳人文身、“毛游”[[26]]、巫术迷信等传统习俗。与之相对,“风俗改良运动”倡导冲绳人剪掉“欹髻”、说标准话、穿和服等近代新风尚,着力将日本本土的元素引入冲绳社会,使之变成冲绳民族认同的一部分。

天皇是促进冲绳人民族认同向日本国家认同转变的媒介。日本政府重视对冲绳人的皇民化教育,欲将冲绳人改造成天皇的忠实臣民。1880年冲绳县政府在县厅内设立“标准话传习所”,四个月后又将其升格为冲绳师范学校,负责培养冲绳人教师。同时,在冲绳大力兴办小学。1880年,冲绳县的小学不足20所,到1882年时已增至53所。不仅如此,县政府通过资金援助、免除入学家庭税金等措施鼓励学生入学。当时的小学是三年学制,对学生年龄也没有太多限制,7~20岁都可以入学,不分男女。

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标志着近代天皇制国家的形成。冲绳人成了大日本帝国的国民、天皇的臣民。1890年日本政府又以天皇名义颁布了《教育敕语》,其不仅是对宪法所提出的“主权在君”思想的进一步强化,而且作为“伦理道德教育”的大法,还明确规定了日本国民道德教育的基本目标。《教育敕语》颁布后,在冲绳县被迅速实施。有的学校还在校内一隅修建了“奉安殿”,除悬挂天皇和皇后的照片外,还将敕语放置其中。学生与教职员在上学或放学时都要朝“奉安殿”方向行礼,以表达对天皇的敬意。每逢节日举行《教育敕语》捧读式,全校师生聚集一堂,由副校长将《教育敕语》从黑漆匣子中取出,郑重递给校长,经过相互之间反复行礼之后,便由校长向天皇行礼,继而高声朗读。在场的师生也要反复致敬。日本政府试图通过长期的皇民化教育,使冲绳人形成作为日本国民、天皇臣民的国家认同意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冲绳的近代化以及对冲绳的同化政策还暗含着另外一层含义,即相对日本本土、日本文化,冲绳是落后的地区,冲绳文化是边缘文化。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冲绳人的国家认同是在近代与落后、日本本土与冲绳的二元对立图式下生成的。在冲绳县的统治机构中,来自日本本土的人身居要职,从县知事到县府官吏、警察以及中小学的校长、教员,甚至驻守冲绳的许多官兵也都来自日本本土。而与之相比,冲绳人大多身份低微。在这种情况下冲绳人所形成的国家认同,“其间不乏自我否定(self-rejection)与自我厌憎(self-hate),这是强势民族把负面群体认同强加到弱势民族身上所造成的结果”[[27]]。不仅如此,就如大江健三郎所言:“在琉球处分之后的冲绳近现代史,本土日本人关于冲绳以及冲绳人堆积如山的观察和批评中,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的确存在大量恬不知耻的歪曲和错误。这无疑是对冲绳的歧视。”[[28]]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人类馆事件”。1903年在大阪召开的第五次日本“劝业博览会”的会场附近,设有一个叫“学术人类馆”的展区,有两位琉球女性把高丽烟袋和蒲葵叶团扇夹在腋下,坐在茅草屋里,一名持鞭子的男子一边称呼她们为“这东西”一边进行解说。他将阿依努人、琉球人、台湾高山人、韩国人等称为“土人”,视为“落后人种”。这个展览开始后不久,受到冲绳县民的抗议,最终被迫中止。这一事件表明,冲绳人一直是本土日本人“异样眼神”注视下的他者,而其内心也认为自己是有别于他们的“冲绳人”。[[29]]有学者甚至认为,近代的冲绳俨然就是日本的“国内殖民地”。比嘉春潮就在日记中写道:“上月29日,日韩合并。万感交集,无以言表。……人曰,琉球是长子,台湾是次子,朝鲜是三子。呜呼,他县人轻侮琉球人,又岂非无故也。”[[30]]这种自我否定和来自于日本本土的歧视,成为阻碍冲绳人从内心深处真正形成国家认同的“心理障碍”。

冲绳人的琉球国家认同随着琉球王国的覆灭而瓦解,但冲绳人仍然保留着充满琉球特色的身体符号、名字、语言、宗教和作为琉球王国臣民的身份记忆之上的琉球人对琉球民族的自我认知和归属意识。日本政府通过从明治后期、大正直至昭和前期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对冲绳人民族认同中的各种充满“琉球色”的构成要素的改造甚至消除,并使之与输入的日本本土的各种元素相结合,自上而下地强力推进,促使冲绳人逐步从琉球民族认同转变为冲绳民族认同。而与之相对,通过行政上将“琉球”这一称谓改为“冲绳”,将“琉球王国”由一国变成日本的一个县,并通过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积极施行皇民化教育,使冲绳人超越了民族界限,至少在形式上逐渐具有了对日本的国家认同。这一过程就如伊萨克所说:外来的统治者“加诸各民族的统治并不止于烙上政治的印记,长期以来,它们透过各种方式与手段,或者干脆完全诉诸武力,把真真假假的优越迷思强加于整个文化体系,不仅深入生活与治理,而且代代相传,及于语文、艺术、宗教与哲学等精神层面,以及行政与司法的制度层面。在许多地区,对于被统治民族的精英阶层,这种影响尤其深远”。[[31]]当然,日本政府的同化政策也遭到了许多冲绳人的抵抗。经常受到来自本土日本人的歧视,使许多冲绳人很难形成自己就是与本土日本人完全相同的这一身份认同意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冲绳人从心底形成对日本的国家认同意识。也正是这一点,使近代时期冲绳人的群体认同表现为民族认同感较高而国家认同感较低的状态。


三、战争时期冲绳人的群体认同:压抑与膨胀


战争时期,日本国内的权力主体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对外关系却出现了巨变。1937年日本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翌年发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开始侵略东亚各国。1940年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成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公然与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相对抗。为了配合对外侵略,充分发挥冲绳居于东北亚、东南亚要冲的战略作用,日本政府需要进一步统合冲绳,提升冲绳人的国家认同。如果说近代冲绳人的民族认同较高,而国家认同因冲绳人自我否定的情绪以及来自本土日本人的歧视而表现得程度不高的话,那么战争时期是冲绳人民族认同备受压抑,而国家认同极度膨胀的时期。

这一时期,日本政府沿袭并强化近代冲绳同化政策,进一步对冲绳人的身体符号特征、语言、文化传统等要素进行破坏、重塑,使冲绳人的民族认同继续“脱琉化”,并通过加入日本元素使之增强对日本的国家认同感。日本政府在学校教育中进一步推广日语,禁止学生说琉球语,近代施行的“方言札”制度在二战时期也曾持续过一段时间。[[32]]1940年,冲绳县政府发起了“标准话推进运动”。虽然这一运动遭到以柳宗悦为代表的日本民艺协会和一些文化界人士的批判,引发了一场为期两年的“方言论争”,但并没有减缓冲绳县推广日语的进程。琉球语几乎失去了存在的空间,甚至在冲绳战役中,曾一度发生过驻扎在村中的日本兵将使用琉球语的人当成奸细加以逮捕的事件。1937年冲绳县政府公布了“应该改的姓氏”的布告,要求拥有这些姓氏的人尽快改成日本式的名字。同时,日本政府还进一步破坏冲绳的传统习俗。譬如,1940年冲绳县政府颁布了“跣足禁止规则”,禁止人们在那霸街道和公园等处光脚行走,违者罚款。冲绳人的土地也进一步遭到破坏,在战争后期,大量日本军队进驻冲绳,大量强征军事用地,用于修建飞机场或军用耕地。

在塑造冲绳人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天皇发挥着核心作用。1937年日本政府颁布“为实现国防的目的,最有效发挥举国之力而统制运用人及物的资源”的《国家总动员法》。以此为指导,日本举国上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冲绳人也被统一于“举国一致”、“尽忠报国”的思想观念之下。1939年5月天皇发布《赐给青少年学生的敕语》,鼓励全国青少年学生肩负起“永世维持国家隆昌之气运”的重任,要求他们“尚气节,重廉耻,稽古今之史,鉴中外之情势,精其思索,长其识见”,“恪守本分,修文练武,振励质实刚健之气风”。[[33]]这与《教育敕语》相配合,成为对冲绳年轻人实行军国主义教育的指导理念。通过以上措施,冲绳人被灌输了浓厚的忠君爱国意识,被强行裹挟上了日本对外征伐的战车。如果说日本政府的皇民化政策是使冲绳人被迫接受忠君爱国观念的外因的话,“日琉同祖论”则是冲绳人心甘情愿为天皇效忠、为国而战的理论依据。“日琉同祖论”发端于16世纪京都五山僧侣所提出的“源为朝渡琉球传说”,明治以后伊波普猷等人将其学术化、体系化。经过近代冲绳同化教育,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这一学说在冲绳已颇为普及。“日琉同祖论”打通了冲绳人从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过渡的障碍。“日琉同祖论”的核心观点是,琉球民族是与大和民族同根同源的支脉分族,日本人与冲绳人在人种和文化上具有同一性。[[34]]总之,冲绳人从种族起源上找到了“冲绳人”与“日本人”之间的关联,他们也就有了主动融入天皇制国家统治体系中的动力。大江健三郎曾在《冲绳札记》一书中引用一位日本学者的话,“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冲绳的年轻人受战争的驱使,让他们的思想染上一层枯黄色呢?我感觉围绕这个问题有不同解释。然而对于我来说,那是从数百年间苦难的孤岛历史中解放出来的冲绳县民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行动。……意欲积极地将其编入日本的体制中,摆脱历史性的后退,这种思考方法才是问题之所在。……当时,立誓效忠天皇制意识形态的思想虽然在日本具有普遍性,但在冲绳它则以被强调的形态喷涌而出,那种特殊性里令人痛心地镌刻着冲绳历史的落后性及其现代化的焦虑”。[[35]]

战争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冲突形式,有助于社会群体边界线的建立,就如拉普特·艾莫生(Rupert Emerson)所说:“民族乃是最大的共同体,每到危机迫在眉睫时,都能有效激发人民的效忠……为了完成刻不容缓的任务,它是把人变成社会动物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最能把人团结起来的终极手段。……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国家的召唤优于一切时,所有这些群体虽不至于消失,却往往会在一阵激烈的挣扎之后,一点一点地把尊严都交给民族,民族这个共同体始终都是充分利用民脂民膏最方便的不二法门。”[[36]]在关乎国家存亡盛衰之时,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民族的民族认同通常会被压抑,而国家认同则极容易膨胀。

总之,可以说近代时期冲绳人基本完成了从琉球民族认同向冲绳民族认同的转变,在形式上基本具有了对日本的国家认同。那么,如何将冲绳人已经形成的冲绳民族认同融合到国家认同当中,以增强冲绳人的国家认同感如何从精神层面使冲绳人更主动地融入国家体制中,是战争时期日本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对外战争为日本政府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在狂热的对外战争中,冲绳人的目光由“内”向“外”移动,使近代以来长期受到的歧视和自我否定的情绪被压制、被忘却,从而暂时“消除”了冲绳人由冲绳民族认同向日本国家认同转变的“心理障碍”。而在这一转变的过程中,天皇发挥着关键作用。冲绳人作为“日本国民”的国家认同被巧妙地置换成了作为“天皇臣民”的国家认同。自近代以来日本政府就在冲绳推行皇民化教育,战争时期军国主义教育更是将皇民化教育推向极致,冲绳人被编入到了天皇制国家体制中。天皇是具有“绝对价值”的中心,一个人的价值大小,依据其与天皇之间的距离来判定,距离越远价值就越小。[[37]]冲绳人与天皇之间形成的纵向关系,超越了偏于横向内敛的冲绳民族认同,成为冲绳人形成日本国家认同的核心凝聚力。而在精神层面上,“日琉同祖论”则成为将冲绳民族与大和民族成功嫁接起来的“接点”,冲绳人从种族起源上找到了主动融入天皇制国家统治体系中的精神动力。


四、战后以来冲绳人的群体认同:复杂与多元


二战后,在战争时期冲绳人备受抑压的民族认同得到释放并迅速回升,而曾经极度膨胀的日本国家认同随着日本的战败而迅速“回潮”,并由作为天皇臣民的国家认同回归到了作为日本国民的国家认同上。按照统治主体的不同,可以将战后冲绳人群体认同的发展分为占领托管期和回归后两个发展阶段。

(一)占领托管时期

1945年到1972年,为美军占领托管时期。这一时期又可以具体分为占领期和托管期两个阶段。1945年到1951年为占领时期。实际上,在冲绳战役尚未结束时,美军已经在冲绳建立了“琉球列岛美国军政府”。即使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冲绳仍为美军占领。这一时期冲绳人的身份非常“尴尬”:一方面,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国占领军坚决支持把冲绳从日本分割开来,他们认为冲绳人不是日本人。1947年麦克阿瑟就曾在与美国记者团的会谈中指出:“冲绳人不是日本人,所以日本人不会反对美国拥有冲绳。”[[38]]另一方面,日本虽然不情愿将冲绳拱手让给美国,但是事实上冲绳县民已不在日本宪法的保护之下。[[39]]在这一背景下,冲绳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认同。

成千上万的冲绳人在战争中丧生,其中许多冲绳人不是死在美军的炮火之下,而是受日本统治者的欺骗和恐吓而被迫自杀“报国”,冲绳人成了保护日本国的“炮灰”,日本政府的冲绳同化政策本质暴露无遗。冲绳人进一步认识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将过往虚高的国家认同重新拉回到现实,加之美军的言论统治,在冲绳的公共媒体上,“日本人”、“冲绳县民”作为指称“我们”的机能曾一度消失。[[40]]而与之相对,冲绳人的民族认同则陡然高涨,在美军的支持下,这种冲绳民族认同与对琉球历史的怀念结合起来迅速发酵,生发出了新的时代内涵——主体意识,其在政治上的一个极端表现就是寻求在美军占领之下的冲绳独立。[[41]]总之,在美军占领时期,在日本政府视冲绳如“弃子”的情况下,冲绳人的民族认同是强烈的,但是国家认同是混乱的,既有人主张“美军协助下的独立论”,也有人主张“自我革命独立论”,还有人主张“回归论”。这种混乱状态直至旧金山对日媾和谈判才渐趋明朗,此时,“回归论”占据绝对优势地位。1951年5月由“回归日本促进期成会”和“回归日本促进青年同志会”发起了回归日本签名活动,征集到近20万冲绳人的签名,占当时冲绳选民总数的72%。[[42]]

1951年9月,旧金山会议召开,在中国缺席,苏联、波兰等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日美等国签订了《旧金山对日和约》(以下简称“和约”),标志着美军对冲绳的统治由占领阶段进入托管阶段。按照日美两国在和约签订前达成的秘密协定以及和约第二章第三款的规定,美国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等拥有主权,而日本则承认美国对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等的单独战略控制。[[43]]这一时期,因为美军不断扩张基地,进一步加深了与冲绳地主层间的矛盾。1956年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普赖斯劝告”[[44]],成为激化两者矛盾的导火索,引发了冲绳人极大不满,在冲绳掀起了规模巨大的反基地运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冲绳人对日本的国家认同感再度高涨,使和约缔结之前就已开始的“冲绳复归运动”持续升温。1965年,在日本本土爆发的轰轰烈烈的安保斗争的影响下,冲绳也掀起了以“不要让冲绳成为‘日美安保’的工具”、“不要让日美安保体制使日本宪法空洞化”为目标的“反基地运动”,斗争的矛头直指美军基地。

从美军占领冲绳直至冲绳回归,美军、美军基地就成了深入冲绳内部的“他者”。在这一时期,近代以来的日本与冲绳的关系中,又增加了美国因素。相比美国实实在在地对冲绳人自我认同的影响,日本对冲绳人自我认同的影响微乎其微,两者之间的作用关系是“虚”的,日本只是形式上保留着对冲绳的权力而已。因此,美军是影响冲绳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直接因素,冲绳人在与美军这一“他者”相对抗的过程中,战后初期一时跌落的对日本的国家认同感再度回升,成为冲绳回归运动发展的心理基础。而这一时期,相较于“回归祖国”这一大的目标,冲绳人的民族认同无疑受到了抑制,甚至毋宁说,在“冲绳县民也是日本国民”(依据日本宪法)的图式下,民族认同成功地实现了与国家认同的合流。从20世纪50年代到1972年冲绳实现回归,冲绳人的国家认同还具有一个重要特征,即“灵”与“体”的分离现象。冲绳人在行政上归美国管理,而在文化认同上又似乎归属于日本,冲绳人成了“失去主权的日本国民”。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治下的冲绳人持有日本国籍,但他们进出琉球列岛必须要申请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发行的出入境证明书。冲绳人只要住在自己生长的岛就没有作为一个日本国民应有的权利,而只要踏上日本本土,就可恢复作为日本国民的所有权利,包括选举权。[[45]]尽管如此,战后《日本国宪法》仍然支撑着冲绳人的全部想象力。宪法中地方自治的宗旨,成为冲绳县民反抗美军统治的精神动力。

(二)回归以后

1972年冲绳回归后,日本重新获得了对冲绳的实际控制权。[[46]]这一统治主体的变动,满足了冲绳人回归祖国的愿望,结束了冲绳人在国家认同上的“灵”与“体”的分离状态,冲绳人拥有了日本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其国家认同感进一步提升。然而,美军基地依然存在,此时的冲绳人群体认同的影响机制变得颇为复杂。(参见图1)

图1冲绳人群体认同的影响因素

从美军因素上看,冲绳回归后,美军虽然不再是冲绳的实际统治者,但是它对冲绳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却一直发挥着关键性影响。一方面,美军基地的存在损害了冲绳人的民族认同。美军在大肆扩张军事用地的过程中,破坏了数目众多的冲绳文化遗迹。美军基地在使用过程中连续产生的噪音、火灾、误射事故、坠机事故等,极大地破坏了冲绳人的生存环境。而且,基地的存在阻碍了冲绳经济的自立发展。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伴随着冲绳观光产业的发展,美军基地逐渐被视为冲绳观光产业发展的“绊脚石”。[[47]]据冲绳县议会测算,如果冲绳美军基地占用地都返还的话,冲绳当地的就业率、居民收入和产业发展都会翻倍增长。[[48]]另一方面,美军基地的存在,损害了日本宪法赋予冲绳人作为日本公民所应具有的生存权、安全权等诸权利,冲绳人在以宪法为工具与美军基地这一“内在的他者”相对抗的过程中,增强了他们对日本的国家认同感。

从日本政府因素来看,冲绳回归后,日本政府重新获得了对冲绳的实际控制权,成为影响冲绳人群体认同的直接原因。一方面,日本政府仍试图继续改造冲绳人民族认同中的“琉球色”,增强冲绳人对日本的国家认同感。日本政府至今仍然否定琉球语为冲绳的公共用语,在国会召开时也不允许冲绳代表穿“琉装”,甚至在全国高中棒球比赛中不允许啦啦队表演冲绳传统歌舞。然而,迫于时代的发展潮流,日本政府在冲绳回归后亦开始鼓励冲绳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在1972年公布的《冲绳振兴开发计划》中就明确写道:独具特色的冲绳“文化遗产在战前多有保存,而在二战中几近损毁,因此应着力对县内文化遗产进行调查、修复,改善周边的环境条件和防灾设施,……着力建设历史民俗资料馆。在保护发展冲绳县传统民俗艺术、织染、陶器及其他传统工艺的同时,推进艺术鉴赏和创作活动,建设县立综合文化会馆”[[49]]。在这一政策的作用下,冲绳人的民族认同无疑又得到了增进。

另一方面,在冲绳美军基地问题上,日本政府是夹在美军基地和冲绳之间的对话中介,日本政府对待美军冲绳基地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又进一步增强了冲绳人的民族认同感,而损害了他们对日本的国家认同感。(1)日美之间达成的冲绳“带核回归”协议,使冲绳人大失所望,增加了对日本政府的不信任感。就如大江健三郎所言:“对于冲绳民众来说,核战略体制是可怕的东西,是有可能歼灭他们的东西,而‘带核’回归,正是对生活在这种体制下的冲绳民众佯装不知的欺瞒,很明显,这是重新把日本国宪法下冲绳的日本人当作牺牲品。”[[50]](2)日本政府将过重的基地负担施加于冲绳人身上,使他们不堪重负,深切感受到了来自本土的歧视。战后70年来,冲绳人的基地负担并没有获得实质性改善,只占日本面积0.6%的冲绳却承担着74%的驻日美军专用设施费用。就如原《琉球新报》时事评论员、北陆大学客座教授野里洋所言,冲绳人已经超出了忍耐极限,他们要求日本的安全保障理应由全体日本国民公平地共同分担。[[51]](3)日本政府对冲绳基地搬迁的态度与冲绳县民的意见产生分歧。关于普天间基地的搬迁,日本政府的态度是按照日美之间已达成的协议,强行推进将普天间基地搬迁至边野古的工作,而冲绳县民则要求将普天间基地搬迁至国外,或日本国内除冲绳县以外的任何地方。[[52]]不单单是日本政府,本土日本人对冲绳基地搬迁的态度,也让冲绳人倍感受到歧视。据日本广播协会(NHK)2012年所做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当冲绳人被问及“作为美军普天间基地返还的交换条件将基地搬迁到名护市,您如何看?”时,表示“赞成”(包含“某种程度赞成”)的占21%,表示“反对”(包括“某种程度反对”)的占72%。而从全国来看,表示“赞成”的占36%,表示“反对”的占45%。[[53]]总之,在美军基地问题上,冲绳人深刻感受到的歧视感与基地斗争相结合,明显增进了冲绳人的民族认同。就如吉登斯所言,一个少数民族的成员与主导民族(拥有更多财富、权力和声望的民族)相比,处于劣势,但拥有较强的民族团结(group solidarity)感或归属感,作为偏见或歧视的对象的经历通常会强化他们共同效忠和共同利益的感觉。[[54]]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中国的崛起对冲绳人的群体认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冲绳人开始主动拉近与中国的距离。2015年4月14日,冲绳知事翁长雄志与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河野洋平访问中国。在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谈时,他表示希望加强冲绳与中国的经济交流,开通那霸与福州的定期航线。他在会谈席间指出,冲绳曾经作为琉球王国,与中国为首的亚洲各国多有经贸交往,琉球王国是连接亚洲的桥梁。而且,中国人为琉球的社会发展也做出过重大贡献,“当时福建省约有500~600人归化了琉球王国,传递了中国的文化和技术”。[[55]]翁长雄志访华刻意拉近与中国的距离,一方面出于冲绳经济自立发展的需要,希望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经贸交流;另一方面似乎也欲通过与中国的交往,向围绕基地问题不肯做出实质性让步的日本政府和美国施压。

二战后,在战时长期受到压制的冲绳人的民族认同得以迅速回升,而曾大为膨胀的国家认同则迅速“回潮”。随着《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签订,冲绳人的国家认同感再次高涨,成为轰轰烈烈的冲绳回归运动的精神支撑。冲绳回归后美军基地依然存在,使冲绳的统治结构变得颇为复杂,美军失去了对日本的直接管理权,但它仍然是“内在的他者”。而日本重新获得了冲绳的实际统治权,但是在基地问题上并无太多发言权。在基地问题出现后,冲绳人通过以宪法为武器开展的基地斗争,增强了他们作为日本国民的身份认同,增强了对日本的国家认同感。日本政府对待美军冲绳军事基地的态度造成了冲绳县民与日本政府之间的分歧。这种分歧,在冲绳人长期承受过重基地负担的不平等感和受歧视感的作用下,在他们的心理上进一步扩大,加之日本政府迫于时代发展潮流鼓励冲绳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在客观上又促进了冲绳人民族认同感的提升。由此,现代冲绳人的群体认同呈现出“双高”的状态,即民族认同感很高,国家认同感也很高。造成这种“双高”状态的关键原因,就是美军冲绳基地的存在。国吉和子在1995年1月以冲绳县20岁以上的居民为对象实施的调查结果显示,当问及认为“最能表达冲绳人心理状态的是以下哪一种?”时,回答“不知道”的占29%;回答“想成为日本人,但是却没有成为日本人”的(“日本人愿望”型)占26%;回答“不想成为日本人,也没有变成日本人”的(“日本文化拒否”型)占12%;回答“不想成为日本人,却成了日本人”的(“消极的日本人”型)占18%;回答“想成为日本人,且已经成了日本人”(“冲绳文化脱离”型)的占15%。“想成为日本人,但是却没有成为日本人”和“不想成为日本人,也没有变成日本人”都是冲绳人民族认同的重要表征,两者合计为38%。“不想成为日本人,却成了日本人”和“想成为日本人,且已经成了日本人”是国家认同的两个重要表现,两者共计33%。从年龄层上看,在战前、战时接受过初等以上教育的人选择“冲绳文化脱离型即‘被同化了的日本人’”的最多,占38%。回归时26岁以上、在美国占领时期接受过教育的人选择“日本人愿望型”的最多,占33%。回归后出生的人中选择“不知道”的最多,他们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都不高。[[56]]2007年林泉忠所做的舆论调查也得出了相近的结论。[[57]]


五、冲绳人群体认同的特征


近代以来伴随着国内外政治权力的变迁,冲绳人的群体认同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如果说近代是民族认同居高而国家认同偏低的时期,战时是民族认同受到抑压而国家认同膨胀的时期,那么战后除占领阶段之外,是冲绳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整体上皆高的时期。纵观这一变迁过程,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近代以来冲绳人的群体认同随统治主体的变化而变化,统治主体的冲绳政策是影响冲绳人群体认同的直接原因。在近代,随着冲绳的统治主体由琉球王国转变为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在冲绳实施的同化政策,使冲绳人基本实现了由琉球民族认同向冲绳民族认同的转变。在占领时期,美国成为冲绳的实际统治者,在美国占领军的支持下,冲绳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认同,使冲绳民族认同迅速提升,而对日本的国家认同感迅速“回潮”。在《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后,特别是在1972年冲绳回归日本后,日本政府重新成为冲绳的实际统治者,冲绳人因此获得了宪法赋予的各项权利,结束了国家认同上的“灵”与“体”的分离状态,大大提高了他们对日本的国家认同感。

第二,冲绳人的群体认同也会随国际关系的变化而变化。战争时期,日本走上了与亚洲和英美等西方国家相对抗的道路,为了适应此种国际战略的转变,日本政府欲将冲绳人塑造成忠君爱国的“天皇臣民”,而天皇是使冲绳人的民族认同向国家认同转变的关键,是冲绳人强化日本国家认同的核心凝聚力。二战后,美军基地长期驻扎冲绳,冲绳人在与“外来的他者”相对抗的过程中增强了对日本的国家认同感。而日本政府作为夹在美军和冲绳之间的“中介”,因为其与冲绳的立场不同以及在基地问题上没有太多发言权,造成了与冲绳人之间的龟裂。冲绳人在与日本政府相对抗的过程中又增强了民族认同感。由此,现代冲绳人的群体认同意识出现了民族认同感很高、国家认同感也很高的“双高”状态。

第三,冲绳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相互抑压、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以来冲绳人群体认同意识的发展,就是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并存与相互抑压的历史。对于冲绳人而言,在和平时期,与冲绳近代化相伴而生的自卑、来自日本本土的歧视和来自日本政府的不平等对待,都极易导致他们对民族认同的重视和对国家认同的抑制。而对于日本政府而言,与民族认同相比,更加重视的是对冲绳人的国家认同的塑造,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尤其如此。而冲绳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相互转化。在近代时期和战争时期,天皇是冲绳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合流”的关键,每个冲绳人与天皇之间所形成的纵向关系,既超越了偏于族群横向内敛的冲绳人民族认同,又成为将民族认同转化为国家认同的核心凝聚力。在二战后,战后宪法是冲绳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合流的关键。无论是冲绳回归运动、基地斗争,还是向政府的请愿行动,冲绳人都是在战后宪法的框架下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二战后,宪法支撑着冲绳人的全部想象力。

第四,近代以来日本政府对冲绳人群体认同的改造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持续消解冲绳人群体认同中的“琉球色”,不断填充“日本色”的过程。冲绳人的群体认同既有历史的要素,也有建构的要素。普拉姆在《过去之死》一书中对“过去”与“历史”做了区分。他认为,过去讲求的是“塑造”,是统治者“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是为当权者服务的工具”。而与之相对,历史追求的是真实,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为多数人带来真相。[[58]]冲绳人的祖先是琉球人,在名字、语言、身体特征、传统文化与起源等方面都具有琉球民族的典型特征。而这些“琉球色”恰恰是近代以来日本政府所极力消除和改造的对象,通过向冲绳引入日本本土的元素,使之要么取代原有的元素,要么嫁接到原有的元素之上,从而使近代以来冲绳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充满着建构性。以琉球语为例,经过日本政府持续百余年的打压,如今的冲绳青年人中会说琉球语的人已不多。也正因如此,以“冲绳人原是琉球人,并非日本人”为支撑的“冲绳独立论”可再生产的空间并不大。

总之,近代以来冲绳人群体认同中的“琉球色”逐渐被消除,而“日本色”愈益浓重。传统的“琉装”变成了“和服”,传统的“琉球语”逐渐被“日语标准话”所取代,传统的名字变成了日本式的名字,传统的生活空间也已大量为美日军事设施所占据。从整体上看,战后冲绳人的群体认同表现出了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皆高的特征,而当前冲绳人以“自我认同”的名义所进行的基地抗争运动就是这一特征的重要表现,它是冲绳人在国家认同之下,以宪法为工具来维护冲绳人自身权益的群众运动。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Okinawan Identity in the Modern Times

Tang Yongliang

The Ryukyu kingdom was invaded and has been dominated as the Okinawa Prefecture by Japan in the modern times.The Okinawan group identity,referring to formation of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and ethnic identity,has undergone three stages of evolution in the modern times with the changes of political environment both in Japan and overseas.From Meiji era to early Showa era,the consciousness of Okinawan ethnic identity was high with that of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quite low.In wartime,Okinawan national identity was developed quickly with their ethnic identity under suppression.Since the end of WWII,and after the U.S.military occupation of Okinawa,both the ethnic identity and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Okinawans have risen highly.Under the particular condition,Okinawan ethnic identity may convert mutually with the national identity.From Meiji era to early Showa era,Okinawan ethnic identity was transformed to the nation identi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emperor.Since the return of Okinawa to Japan,Okinawan ethnic identity was turned into nation 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post-war constitution.


注释:

[[1]]Worchel S,Austin W,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Chicago:Nelson Hall,1986,pp.7-24.

[[2]]Tajfel H,Diferentiation Between Social Groups:Studies i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chapters 1-3,London:Academic Press,1978.

[[3]]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0页。

[[4]]参见菲利克斯·格罗斯:《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王建娥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32页。

[[5]]参见哈罗德·伊萨克:《族群:集体认同与政治变迁》,邓伯宸译,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第62~63页。

[[6]]同上书,第78页。

[[7]]过合喜代太郎·橘本千荣子『琉球服装》研究」、阅西衣生活研究会、1991年。

[[8]]琉球王朝时男子的发型称为“欹髻”,即剃掉额前头发,并将余发盘髻于头顶。

[[9]]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台湾文献丛刊第306种》,台北:台湾银行,1972年,第238页。

[[10]]哈罗德·伊萨克:《族群:集体认同与政治变迁》,第110页。

[[11]]参见庄文:《琉球概览》,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1945年,第1页。

[[12]]田名真之『冲繩近世史切諸相」、心石言社、1992年。

[[13]]Karl Deutsch,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Cambridge Mass,1953,p.97.

[[14]]罔本啓介「口世·匕沙礻又七》夕一道)周边汇扫付石墓地切立地上七切特徵」、『立命館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紀要』2014年3月号。

[[15]]高良勉『琉球弧凳信』、御茶切水書房、1996年、15頁。

[[16]]参见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上册)》,胡连成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3页。

[[17]]明治政府成立后,取消旧身份制度,将原来的公卿、大名等贵族阶层统称为华族。

[[18]]“小西欧主义”,指的是近代以后日本虽然不是西欧国家,但是想模仿西欧的国家发展模式建设日本,而后逐渐走上“脱亚入欧”的国家发展路线。

[[19]]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关系史研究(上册)》,第453页。

[[20]]琉球政府編集『冲繩果史』第13卷、琉球政府、1966年、318页。

[[21]]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04~405页。

[[22]]笠井正弘「多様性日本」、原尻英樹編『世界)民族j、放送大学教育振典会、1998年、99頁。

[[23]]尚学凶書編集「国語大辞典」、小学館、1982年、1744頁。

[[24]]“方言札”,是废除方言、强制推行标准语的一种手段,即在方言使用者的脖子上挂牌子以示羞辱,直到下一个说了方言的人被发现来代替他为止。参见:比嘉佑典『冲繩手十≥了儿文化冲創造論」、西V出版、2003年、238頁。

[[25]]琉球新報会社本部編『昭和)冲繩」、二亏亻社、1999年、236~240頁。

[[26]]所谓“毛游”,是指在冲绳地区流行的一种青年男女交际风俗。“毛”是野外、田野的意思,“游”指的是歌舞玩乐的意思。对于海边村落来讲,这一习俗又被称为“滨游”。每天夜里11点左右,未婚的青年男女在做完家务后来到村外田野里唱歌、跳舞,以此种交际活动寻求婚姻伴侣。

[[27]]哈罗德·伊萨克:《族群:集体认同与政治变迁》,第68页。

[[28]]大江健三郎:《冲绳札记》,陈言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3页。

[[29]]真荣平房昭「人類館事件」、『国際交流』63卷、国際交流基金、1994年、21~25頁。

[[30]]比嘉春潮『比嘉春潮全集第五卷」、冲繩夕丫么又社、1973年、192頁。

[[31]]哈罗德·伊萨克:《族群:集体认同与政治变迁》,第11页。

[[32]]比嘉佑典『冲繩千>十儿文化冲創造論」、238頁。

[[33]]参见日本文部科学省网,http://www.mext.40.htm。

[[34]]比屋根照夫「日琉同祖論」、冲繩大百科事典下卷」、冲繩夕亻么又社、1983年、120頁。

[[35]]大江健三郎:《冲绳札记》,第57页。

[[36]]哈罗德·伊萨克:《族群:集体认同与政治变迁》,第254页。

[[37]]丸山真男『现代政治思想七行勤」、未来社、1983年、23页。

[[38]]新崎盛晖:《现代日本与冲绳》,《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

[[39]]1945年12月修改的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中因为美军的反对,冲绳县民失去了众议院议员的选举权。

[[40]]坂下雅一『復合礻一「冲绳暴民」切起源:戰後初期(1945~1956)冲繩群岛政治界仁书计石『十沙a十儿·尸行》行们切生成七展開」、一橘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博士後期学位論文。

[[41]]最初倡导冲绳独立的是冲绳左派团体。然而,关于如何独立,各派意见并不统一。一派以1947年成立的冲绳人民党为代表,他们把美军视为“解放军”,主张在美军的帮助下实现民族解放,建立“人民自治政府”。而另一派以日本共产党为代表,他们认为美军并不是“解放军”,冲绳人应该奋起革命,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实际上,这一时期独立论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影响也很有限。

[[42]]林泉忠「冲繩了个行之于4行10)十字路—“祖国復屌”七“反復鼎”切亻行才口戈一的性格查中心仁一」、「政策科学·国際閑係論集』第7号、2004年。

[[43]]参见陈静静:《美国应对常规外交问题的模式——以对冲绳问题的决策(1945~1969)为例》,《美国研究》2014年第1期。

[[44]]“普赖斯劝告”的日文原文是“丁亏个人勸告”。1955年10月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派出了以普赖斯为团长的调查团赴冲绳调查。之后,调查团向众议院提交了一份名为“普赖斯劝告”的报告书,主张一次性买断冲绳县民的土地。

[[45]]新崎盛晖:《现代日本与冲绳》,《开放时代》2009年第3期。

[[46]]在冲绳回归运动、“安保斗争”,特别是首届琉球主席公选中革新派的屋良早苗打败自民党和美国琉球民政府支持的西铭顺治改变了冲绳政治生态的压力下,1972年美国出于战略利益的考量,同意归还冲绳。

[[47]]“9·11”事件发生后,冲绳美军基地也随即进入警戒状态。大量来冲绳的旅游订单被取消,仅团体订单的取消就使冲绳损失了190亿日元的旅游收入。参见:平良啓子法加「冲繩江决L飞新基地在許在以」、『前衡』2014年10月号。

[[48]]平良啓子诗办「冲繩计决L(新基地花許式在」、『前衡』2014年10月号。

[[49]]参见日本内阁府冲绳综合事务局网,http://www.ogh.ga.jp/soumu/3702/soumu gaikyo 1ji btml。

[[50]]大江健三郎:《冲绳札记》,第52页。

[[51]]「冲繩切新九本時代①到来」、『說壳新聞』2014年11月21日。

[[52]]2014年10月25~26日,由《冲绳时报》与琉球广播(RBC)联手所做的冲绳县民舆情调查结果也显示,对于“如何解决普天间美军机场”的问题,有29%的人表示应该将其搬迁至县外,有47%的人认为应该将其搬迁至国外,两者合计76%。而支持设置在冲绳县内的人只占19%。参见:『冲繩夕不么又』2014年10月28日。

[[53]]河野啓·小林利行「復烯40年)冲繩上安全保障一『冲繩果民調查」上『全国意識調查」力厅一」、『放送研究上調查』2012年7月号。

[[54]]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98页。

[[55]]《环球时报》2015年4月16日。

[[56]]国吉和子「冲繩人叨了亻行》于1行亻化鄉土意識(1)」、『冲繩大学地域研究所年報』N0.10、1998年3月号。

[[57]]林泉忠的调查结果是:当问及“您认为自己是什么人?”时,回答“是冲绳人”的占41.6%,“是日本人”的占25.5%,“是冲绳人也是日本人”的占29.7%,其他占2.1%。参见;林泉忠「冲繩住民刀了行≥于1行1调查(2005年~2007年)」、『政策科学·国際阅係論集」2009年3月号。

[[58]]J.H.Plumb,The Death of the past,New York,1971,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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