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信砚 李侦:“实践的唯物论”:实践唯物主义在中国话语中的初始开显

——李达《社会学大纲》的独特理论贡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4 次 更新时间:2016-02-04 16:52:17

进入专题: 实践唯物主义   李达   《社会学大纲》  

汪信砚   李侦  

   【内容提要】 自20世纪20年代起,李达就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哲学。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经历了从在《现代社会学》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唯物史观到在《社会学大纲》中用“实践的唯物论”来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变。在《社会学大纲》中,他建构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实践的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体系。这一体系是实践唯物主义在中国话语中的初始开显,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关 键 词】李达/《社会学大纲》/“实践的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践唯物主义”是用来标示马克思所创立的新世界观、新哲学观的一个概括性范畴。然而,对这一范畴及其背后深蕴的理论内涵的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身处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几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各自不断深入的理论批判和革命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才逐步实现的。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相较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所处社会历史条件的巨大差异和语言、文化的相对隔阂以及信息传播手段的落后,要想领会和体悟“实践唯物主义”概念的理论内蕴,其难度之大不是身处“实践唯物主义”在中国学界已经取得一定共识之时代的我们可以随意遐想的。尤为可贵的是,作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的李达,早在其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1]——《社会学大纲》中就运用中国话语叙说了“当作实践的唯物论看的唯物辩证法”,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实践唯物主义在中国话语中的初始开显。它代表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准而独到的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也为我们今天检视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一

   为什么是李达首次在中国话语中用“实践的唯物论”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譬如李大钊、陈独秀抑或是瞿秋白、艾思奇?进而言之,为什么李达是在《社会学大纲》而不是在他其他的理论著作譬如《现代社会学》《社会之基础知识》抑或是《经济学大纲》等著作中做出这一表述的?不把这两个问题弄清楚,就无法清晰地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艰辛历程,就无法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由外而内、由浅入深的“化”的过程,从而也就无法观念地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路径,无法理解实践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初始开显。

   要对这两个问题作出合理的解答,就必须对20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内在机理做一番探究。

   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列强欺凌,中华民族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大批先进知识分子苦苦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之道而未得。转而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场景下发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引入中国,一开始就不是“当做老先生、大少爷、太太、小姐的消遣品”,而是要“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2],以便“建立一个比较最适于救济现社会弊病的主义”[3]。它被先进的知识分子寄予了改造中国社会、改变中国命运、使中国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的厚望。这种厚望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开始就被当作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这种情况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那些最贴合当时中国实际需要的内容最先得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和最先在中国得到传播。这些内容就是唯物史观。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无不是通过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考察中国社会情状、思索中国革命问题和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的。

   李大钊最先初步系统地介绍和阐述了唯物史观,成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鼓吹家”。他认为,唯物史观有两个要点:“其一是关于人类文化的经验的说明;其二即社会组织进化论。”[4]关于第一个要点,他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作为社会的基础构造的社会经济的构造,它决定了精神上的构造为主的表面构造;关于第二个要点,他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联系密切,社会组织的发展进步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在李大钊看来,研究唯物史观的目的是要用它来考究中国的情状,解决列强欺压与民族独立的问题,因此,要“细细的研考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5]。为此,他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分析了“五四”以后中国的现实社会、阶级斗争和思想文化的变迁,认为唯有依靠劳工阶层等下层社会群体才能实现中国革命的目标。虽然李大钊没有来得及深入地开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辩证法基因,没有充分地展开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具体道路和前途的探寻,但却为后来者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与李大钊相比较,“做了启蒙运动工作”的陈独秀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切入到唯物史观的研究领域。在李大钊的影响下,陈独秀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法则重新阐释了他在新文化运动伊始所高扬的“民主”与“科学”。他指出,“民主”的主体不再是作为资本主义代表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而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6]49,实现这一民主模式必须“经过阶级战争”“反抗资本阶级的力量”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科学”不再仅仅是“反对旧艺术”“旧宗教”的以实证自然科学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也是科学,而“马克思社会主义所以称为科学的不是空想的,正因为他能以唯物史观的见解,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6]355。他认为,唯物史观是指引中国革命经过“民主主义的争斗”进展到“社会主义的争斗”再推进到无产阶级民主专政的“社会科学”。不过,陈独秀否认唯物史观作为本体论、宇宙论的形而上的哲学性质,使得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带有唯科学主义的倾向。这种学理上的偏执使他难以运用唯物史观深入探讨中国革命中的很多具体问题。例如,他没有敏锐地觉察到土地问题和农民运动对中国革命走向的深刻影响。

   在李大钊、陈独秀的带动下,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掀起了学习唯物史观并运用唯物史观开展史学、政治学、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高潮。他们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及其部分手稿、《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其他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著作和思想,形成了多领域楔入、多视角展开、多维度阐释唯物史观的壮观景象,使唯物史观真正成为“吾党哲学的根据”。然而,这些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在知识地理学的意义上初步解析了唯物史观,并没有把唯物史观理解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同时,虽然李大钊、陈独秀特别注重运用唯物史观来探索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但他们对这些实践问题的研究是有缺陷的,特别是没能理解“‘实践批判的’活动”对“对象、现实、感性”的意义,没能深入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方法——辩证法,因而也就不能运用唯物史观来准确地分析中国社会的具体现实、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真正把唯物史观理解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并建构了唯物史观的中国化的阐释体系的是李达。20世纪20至30年代,李达特别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强调要从学理精神上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主张党内对于马克思学说多做一番研究功夫”,“以求对于革命理论得一彻底的了解”[7]。在这一理念的支配下,一方面,他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译介,翻译出版了《社会科学概论》《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现代世界观》等多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开阔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野,提升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水平;另一方面,他积极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撰写了《现代社会学》《社会之基础知识》等著作,深化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

   《现代社会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一部联系中国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唯物史观的专著”[8],它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次把唯物史观理解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这部著作全面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并联系中国的实际分析和论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前途、领导权及其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从而明确地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践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不过,本文并不打算对《现代社会学》这部著作作全面的考察,而是要集中探讨它对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的理解,挖掘其所蕴含的“实践的唯物论”的思想萌芽。

   首先,《现代社会学》从人的生存需要、生存欲望的客观性和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及两者的紧密联系出发探讨了“社会之本质”,坚持了“历史的唯物论”。李达认为,社会是“各个人为谋满足欲望而加入生产关系之结合”[9]243,而人之所以要加入社会是为了满足其自身的需要、欲望。他指出,“人类为生活计,不能不取得生活资料。欲获得生活资料,斯不能不参加社会的生产。人类之参加社会的生产,纯出于生活之驱策”,其直接目的在于满足其“根本动机”[9]243。这里所谓的“根本动机。即吾国先哲所谓‘男女饮食’,本书所谓‘生存与生殖’之根本欲望是也”[9]245。满足这种“根本动机”的活动,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全部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第一个历史活动”本身就证明了存在论意义上的人的实践性,因为人只有从事物质生产实践才能维持自身生命的存在和发展,满足人的求得生存的欲望和需要。物质生产实践与人的生存和发展欲望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的两个互动共融的维度,两者的相互促进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新生产方法与新生活方法及新要求三者之间,必有密切之关系可知。三者互为因果,有甲则有乙,有乙则有丙。故发明生变化,变化必更生新发明。此中关系,逐渐复杂,循序变迁,遂以构成无限发明之连锁。”[9]253-254由此,李达理解了“社会之本质”。从这种理解出发,他坚决主张“历史的唯物论”,强调生产实践活动之于人类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第一性。

   其次,《现代社会学》十分注重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所具有的反作用力,体现了“历史的辩证法”。李达指出,“改变生产关系以发展生产力,实社会进化所必经之程序,亦即现代社会革命之所由来也”[10]82。“社会之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皆依据经济关系而成立,复有维持经济关系之作用。”[10]20在这一“历史的辩证法”的思想导引之下,李达专门论述了社会意识、社会思想,考察了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艺术的发展进化,探讨了语言与思想在社会起源中的作用,阐释了文物制度的革新、发达。

再次,《现代社会学》以世界历史眼光、站在帝国主义的全球化时代的高度审思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发展问题。李达汲取列宁和布哈林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准确地把捉到帝国主义的基本特质,把帝国主义理论完整准确地介绍到中国,通过说明帝国主义的扩张本性来透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在帝国主义全球扩张的时代背景下所面临的情势,指出中国的问题同样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但他认为,中国的问题又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因为中国虽受资本主义的入侵而被拖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但它本身的封建的传统农业社会的习俗依旧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同时民族资产阶级也缓慢发展了,造成了新的社会阶级力量,三者交织造成中国极其复杂的社会状况。李达在《社会之基础知识》和《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中沿着《现代社会学》所开创的道路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目的、道路、前途问题,以及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认为“中国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时又是半封建的社会。所以为求中国之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前者是民族革命的性质,后者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化的潮流相汇合”。[9]558在他看来,能够领导中国完成这种社会变革、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领导力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实践唯物主义   李达   《社会学大纲》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96923.html
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哈尔滨)2015年5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学友讨论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