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中华: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恩格斯问题”

——再答我的两位批评者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76 次 更新时间:2011-08-21 11:5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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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华 (进入专栏)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内容提要: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异质性差距论’”的“实质”在于,它是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问题,即澄清并矫正以往在“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上的种种误读成分,当归马克思的归马克思,当归恩格斯的归恩格斯,以便恢复马恩各自思想的本真性。这无疑是“重读马克思”的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努力和尝试。

  

  关 键 词: “马克思-恩格斯问题” 实质 实践本体论 实践唯物主义

  

  

   杨楹、周世兴两教授的《追问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异质性差距论”的实质——对何中华教授反批评的批评》(载《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以下简称《实质》,引用不再注明出处)一文,对我在“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上的观点及其辩护进行再反驳,读后觉得有必要就相关问题作进一步讨论。鉴于《实质》涉及到某些与学术有关的问题,我仍愿意作出自己的回答,以利于澄清是非。

  

  

  一

  

  在我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异质性差距论’”(这是《实质》对鄙人观点的称谓,姑且接受之)的“实质”在于,它是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问题,即澄清并矫正以往在“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上的种种误读成分,当归马克思的归马克思,当归恩格斯的归恩格斯,以便恢复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思想的本真性。这无疑是“重读马克思”的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努力和尝试。这方面的研究当然会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相关成果的影响,但它们仅仅是作为一种外部资源和条件发生作用。问题是本然地存在着的,不是杜撰或炒作的结果,更非人为制造出来的。因此,它并非像《实质》所说的那样,“是变相的西方马克思学之‘马恩对立论’或其变种,其基本手法是以‘实践本体论’的‘实践唯物主义’为标准把恩格斯费尔巴哈化,从而把所谓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异质性差距’归结为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同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式的旧唯物主义’之间的本质差别和分野”。其实,我并未先验地把马恩各自的思想了解为不同的东西,先入为主地断言它们有所谓异质性。我明明说过:“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思想上是否存在异质性,只能是研究的结果,而不能作为研究的前提予以先验地断言”[1],而且事实上我也曾先行地做过这方面的考察和讨论[2]。因此,我在认定马恩思想存在异质性差别时,并非从抽象原则出发得出自己判断的,而是立足于马恩著作及其所表达的思想实际得出自己结论的。

  

  《实质》把我们所讨论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说成是一个“无由无据”的问题,似难成立。对我而言,它并非无端的问题,而是切己的问题。我早年读马恩著作时遇到的一个困惑是,两位作者的思想关系并不完全像一般教科书所揭示的那样一致。只要敢于正视事实,相信每个过来人都会有类似的感受。当时并不知道西方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思想。我们并非“鹦鹉学舌”般跟在别人后面去独断地“宣布”马克思思想是“实践唯物主义”、恩格斯思想是“旧唯物主义”,二者之间具有异质性距离,而是按照马恩著作本身所包含的不同取向及其体现出来的思想面目得出自己判断的。显然,“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之于我们,所谓的“由”就是“重读马克思”;所谓的“据”就是马恩本人的著作。毋庸讳言,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上的体认,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所提供的思想资源那里得到了诸方面印证;我们在形成自己的有关观点时,也或多或少地受到过它们的影响。

  

   诚然,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清算的直接对象无疑是“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这从它的标题中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来。我也从未说过这部著作是针对费尔巴哈的,而仅仅是说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所表达的思想已经同费氏哲学有着原则性的分歧。因为从原则上说,马克思在人的问题上对于鲍威尔等人的批判也同样适用于费氏哲学。恩格斯所说的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开始”的所谓“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究竟是所谓“接续”费氏的工作(像《实质》所认为的那样),还是从实质方面“告别”费尔巴哈?作为一位最具代表性的旧唯物主义思想家,费氏在其立场的意义上最多能够走多远?换言之,他“应该完成而没有完成的”工作究竟是什么?必须指出,我们不能向费氏本人提出超越他的思想局限性的苛求。因此,马克思对费氏哲学所做的扬弃,不应被视为费氏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于费氏的“超出”,不是思想上的“接续”,而是一种“革命”。

  

  

  二

  

  青年恩格斯研究政治经济学也好,发表有关共产主义的文章也好,都不意味着他已经确立起新哲学的原则。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青年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哲学时无疑得益于恩格斯早期著作和思想的启发(马克思对此也明确承认),但这一事实丝毫也不妨碍马克思扮演“第一小提琴手”的角色和地位。英国学者卡弗认为,“这种方法(指青年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从经验事实出发的做法——引者注)就是恩格斯提前使用的先决条件这一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基本原理”[3]。按照卡弗的观点,恩格斯“提前使用”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所特有的方法。暂且不管这是否符合事实(恩格斯在关注经济现象方面的确领先于马克思),恩格斯毕竟未能像马克思那样在哲学上把人的感性活动作为“第一原则”肯定下来。在此问题上,如果说恩格斯是自发的,马克思则是自觉的。这个差别无疑被卡弗忽视了,由此造成了他难以理解这样一个事实:“对马克思来说,恩格斯所走的另一条道路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奇怪的是,在任何重要程度上,它却是一条恩格斯不曾再走的路”[4]。这正好可以用恩格斯的自发性来予以解释。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分工使然,但若这种方法论具有前提意义,那么无论怎样分工,都不能放弃本应作为马恩共同研究基础并为其分享的这个方法论原则。卡弗未能注意到马恩之间更具前提性的差别,即马克思从事了以实践为终极的原初范畴在哲学预设层面上自觉奠基这一卓越的和原创性的工作,而恩格斯显然并未去做这项工作。诚如卡弗所说的,“对马克思来说最有趣的是,那些活动(指恩格斯在英国的实践活动——引者注)不只是报纸杂志和工业调查,而且也包括了一种理论规划——《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它表现出了完全超过马克思当时成就的一些文学知识和分析技能”[5]。但恩格斯领先于马克思,仅仅是在具体研究而非本体论奠基方面成立的。

  

  《实质》认为把“实践唯物主义”解释成“实践本体论”是错误的,是“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怪想”的产物。既然是“解释”,就不能不用不同于马克思的表述来展开,倘若只能重复马克思的已有说法,那么解释者就只好闭嘴,任何研究和解释都将变得多余。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用了新的说法,而仅仅在于新的说法是否符合马克思思想的内在精神。

  

  《实质》由“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推测出所谓“思辨的、理论的唯物主义者”,似乎前者是同后者对称的,不知其根据何在。事实上,马克思说得很清楚:“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6]。从马克思所说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致力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来看,他所否定的正是那种以“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为特征的把世界了解为“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的费尔巴哈式的旧唯物主义。因为正是这种唯物主义“只是希望确立对存在的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7]。这同《提纲》第11条所说的是完全一致的。这一根本旨趣若不能在本体论的层面上被肯定,就只能局限于“宣布”费尔巴哈式旧唯物主义的错误,而不能真正驳倒它、进而超越它。就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8]。即使《实质》也承认:“实际上,认识到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强调确立实践思维以观察世界,强调马克思哲学之实质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是完全正确的,这也是近3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重要成果”。显然,这一“完全正确”的立场若不能作为自觉的哲学原则加以确立,就将无法超出个人的偏好和任意的性质。既然承认实践的“基础性地位”,并以实践为视角“观察世界”,那么在哲学意义上,不从本体论的高度确认实践的终极的原初性地位,这一切又何以能够获得逻辑上的保障呢?没有一种实践的本体论承诺,所谓实践的“基础性地位”、所谓“确立实践思维以观察世界”、所谓“马克思哲学之实质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云云,岂不变成了空中楼阁或空头支票?它又如何有效地应对来自唯心主义的挑战,怎样有效地克服旧唯物主义的致命缺陷呢?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的真正贡献并不仅仅在于回到实践,更深刻的在于他把这一点作为整个哲学的“第一原则”加以自觉地确认,从而在本体论层面上肯定了实践的终极的原初性地位。

  

  我们甚至可以从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找出赞扬英国社会主义者重视实践的不少论述,但这既不能说明英国社会主义者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也不能证明恩格斯因为肯定他们,就具备了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青年恩格斯说:“……就是在社会主义者当中也有理论家,或者像共产主义者所称呼的十足的无神论者,而共产主义者则被称为实践的无神论者”[9]。其实,他是在比较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各自特点时说这番话的。他一上来就指出“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比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更有原则和更为实际”[10],认为前者“判断事物的方法很好:一切问题他们都从经验和确凿可靠的事实出发”[11]。所谓“实践的无神论者”无非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以‘真正的事实’为立足点,……上帝和其他宗教概念一类的虚幻的东西根本不在话下”[12]。这显然与英国民族是一个特别强调事功和务实的民族(与其相比,法国浪漫,德国思辨)有关,与英国的经验主义传统有关。但恩格斯揭示这一点,既不是意味着承认英国社会主义者就有了一种类似于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立场,也不意味着恩格斯试图自觉地去建构一种基于实践的原初性而成立的哲学立场。恩格斯写道:“在一切有关实践、有关现代社会制度的实际事物方面,英国社会主义者大大超过了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所要做的就很少了”[13]。对这段话的理解,同样可以遵循上述原则,此不赘述。恩格斯说:“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是纯实践家……;他们的哲学是纯英国的怀疑论哲学,就是说,他们不相信理论,而在实践中遵循唯物主义,他们的整个社会纲领就以唯物主义为基础”[14]。“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固然是“纯实践家”,但却未能把“实践”作为一个哲学的本体论原则肯定下来。因此,他同实践唯物主义者并不是一回事。不能说只要从事实践和重视实践就是实践唯物主义者。关键在于他是否在哲学意义上重视实践。正像我们不能因为人人都有一副肉体,就认为人人都是生理学家;因为人人都有思想观念,就认为人人都是唯心论者。注重实践,同那种在自觉的层面上把“实践”作为哲学的“第一原则”加以确认,完全是两码事。诚然,恩格斯欣赏这种重视实践的态度,但不能因此说他就是一个实践的唯物主义者了。

  

  其实,重视现实和实践,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个相当普遍的倾向,因为它所面临的任务就是批判现状。例如,“赫斯把法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德国哲学的发展综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把圣西门和谢林、傅立叶和黑格尔、蒲鲁东和费尔巴哈综合在一起”[15]。但这种做法的虚妄性在于,它误以为“只要把费尔巴哈和实践联系起来,把他的学说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就可以对现存社会进行全面的批判了”[16]。其实,问题的要害不在于是否“和实践联系起来”,也不在于是否“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而仅仅在于学说本身是否包含着对实践之终极原初性的自觉确认。在马克思语境中,“共产主义者”亦即“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决不是盲目的和自发的实践家,而是在哲学层面上把“实践”确立为“第一原则”的自觉实践家。这种差别离开了实践作为本体范畴的哲学建构,就不可能体现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7]。仅仅在一般意义上重视实践还不配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或“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若不能在哲学的终极原初性基础上确认实践的本体论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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