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崇胜 何路社: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文化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23 次 更新时间:2016-01-23 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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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崇胜 (进入专栏)   何路社  


摘要: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深层次的社会价值观念,它的健康发展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成效,进而还影响着政治系统的合法性,给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当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消极落后因素,已经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障碍。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推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构建起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新型政治文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关键词 国家治理现代化 政治文化 转型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正如G·A·阿尔蒙德所言:“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根植于一套意义和目的之中。我们谈及对政治的态度、政治价值、意识形态、民族特征、文化精神,所有这些概念的困难是它们的意义过于含混和弥散。”因此“每一个政治文化体系都根植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称为政治文化。”[1]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深层次的社会价值观念,它的健康发展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成效,进而还影响着政治系统的合法性,给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当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消极落后因素,已经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障碍。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推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构建起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新型政治文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我国道德政治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本质和特征,在前面几节中已详尽阐述,本节着重进一步论及政治文化现代化转型的路径——制度与文化的关系。


一、“五四”以来对政治文化转型的关注与争议


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自“五四”以来一直是学界关注和争议的热点问题。其中,鲁迅是一座最为无法回避的高峰。因此,我们这里须先从鲁迅谈起。鲁迅是一个谜或悖论,要认清鲁迅就要解开这个谜或悖论:他以那么犀利的笔锋批判国人的种种弊病,深刻如鲁迅,其批判不可谓不力,他当年的一些针贬,至今仍未过时,是常读常新,令人拍案叫绝!国民党《中央日报》当年的预测“一星期后也许人就要遗忘”是失算了,然而却也近一个世纪下来,鲁迅所批判的种种弊病样样照存,不仅病势无改,甚或与时俱进,让人扼腕叹息!人们不禁感叹:究竟是制度病了根在文化?还是文化病了根在制度?


所以,汪晖先生有洋洋数十万言说鲁迅“反抗绝望”。[2]在我们看来则更是“绝望地反抗”,其大致也不会错。而且他至死没有明白这绝望究竟来自何方?她不是来自人或人的“国民劣根性”,其是来自制度或制度的“专制劣根性”。反抗之方向都弄反了,按照数学上的“负负得正”原理,岂不就正好等于白反了吗?制度以逸待劳,人是斗不过她的。白反之后,当然便是绝望,甚至连对自己曾经提起过的“科学”这味药方,也“绝望”了。


大约原故在于鲁迅其实并不真正懂政治,文字是其长板,政治则其短板。毛泽东其实早就看清了这点,没有道出只是自有原因。鲁迅从“文化决定论”到批判改造“国民劣根性”……他都书生十足。早其之前梁启超也讲过,甲午战争中国失败,表面看是器物有差距,再细看是制度上有差距,再往深里看是文化上有差距。然而,制度文化的本质说穿了就是某种制度下的习惯,非一定时间不可能养成起作用,少说也要在几十年之后。


这便显得过于迂远,好比一所腐烂的房子正在起火或火患已经一触即发,他们却要从千里之外去取水来救火或预防火患。俗话说“远水不救近火”,正确的常识是就近找水取水,先将火患解除后,方可谈得上从长计议。此近水与彼远水正好相反,为从“制度决定论”到批判改造“专制劣根性”……窃以为自辛亥革命以降,名正言顺的专制及皇帝是没了,但变相的专制和皇帝以及无数的土专制与土皇帝却从未绝迹。或易言之,即“专制劣根性”照存。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曾谈到:“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3]进而更叹道“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4]这类的观点在他的文字中举不胜举。然而毛泽东只轻轻地撬动了一下制度,群众便从“人头”与“女尸”的看客变成董存瑞、黄继光之舍生忘死。奴性实在属专制制度养成的,市场中就只有顾客没有看客。


这里且举两个正反方面的典型例子。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一次激烈残酷的战斗中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日占区蒙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上山砍柴发现了杨靖宇,他已几天没有吃饭,棉鞋也跑丢一只,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杨靖宇对赵廷喜等几个村民说,下山帮我买几个馒头,再买双棉鞋,给你们钱,不要告诉日本人。其却对杨靖宇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结果赵廷喜张皇失措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发。而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全民皆兵,全民参战,令日军震惊不已。日方《华北治安战》中记载:“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做得彻底,凡我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带路人、搬运夫、以至收集情报都极为困难。另外,空室清野做得彻底,扫荡搜索隐蔽物资,很不容易。”如据日军第一军参谋朝枝回忆:“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党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5]


也许国人还会说:在封建专制的文化土壤里长不出自由民主之花果,你只是想引进优良品种,鲁迅却是想改良土壤,不然桔生淮北则为枳了。这话与鲁迅当年如出一辙,而鲁迅更俏皮幽默:“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的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6]进而鲁迅这样立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7]


但鲁迅恰恰把因果搞颠倒了。就像当今世风日下,病像固在道德精神领域,病因却是精神道德之外。西方近代哲学家斯宾诺莎对此就曾有一番精到的论述:“作奸犯科的原因与其说是由于民性的邪恶,不如说是由于政权腐败。”[8]存在决定意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9]


就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一样;不是政治制度适应文化素质,而是文化素质适应政治制度。因此自然不是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形式的制度;而是有什么样的制度,就要求什么形式的文化。如两岸中国,同宗同文,制度不同则国民相异。[10]更有“文革”中的大陆人与“改革”后的大陆人,先撇开素质是进了或退了不说,变了却是有目共睹。王沪宁先生曾认为:由于文化传统的相对稳定性和顽固性,因此,它的变化相当缓慢和困难,因而,就基本方面而言,是文化传统和国民素质制约了政治形式,而政治形式总的来说只是文化这一深层结构的外化而已。[11]这更只能说明制度是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一如生产力于生产关系。


王沪宁先生的背后是鲁迅,而并非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严格地说,鲁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无意中道出外国人的不少优点也是中国人所本有的“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 ,[12]以及偶尔承认“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13]他是人为的被拔高了。无独有偶的竟是王沪宁也鲁迅式的无意中道出:“‘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扎根于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深厚且肥沃的土壤,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被变革,而只有现实变革了,它才会发生变革,而且这种变革往往不同步。”[14]和偶尔承认“政治体制的改革更为直接地推动了政治文化的转变,思想解放、民主体制的健全、民主政治目标的确定、教育发展、文化开放及许多具体制度的建设助长了政治文化的转变。”[15]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16]道德肯定是一种文化,再泛化一点,连坐行都有文化,更不消说男女了。人之初父女、母子、兄妹……之间的性关系曾经是正常的,只是随着婚姻、家庭的出现才逐渐受到限制,最终形成了历史的社会家庭之性道德伦理。[17]物质与精神及制度与制度文化两者同步存在,密不可分,之如物体与影子的关系,其诞生无所谓先后。原始社会人之初的“制度”为一种自然状态,人类文化便也相应为一种自然“文化”。随着婚姻、家庭、私有制、阶级、国家……这些“物体”制度的诞生发展,“影子”文化才跟着变化,形同影随。其好比年年春天每当一股冷空气南下,便有某种植物开花——民间俗称“冻花”,冷空气为“物体”制度,植物开花则“影子”文化也。而且,现实宏观制度环境条件的改变,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变化了的人们的思想观念又反过来强化着现实状况的合理性存在,所以恩格斯指出:“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18]


总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常识。实际上政治制度才是土壤,民族个性则是品种。几千年来,我们之民族个性正是桔生淮北则为枳了。文化既是历史的更是当代的。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也须一定的政治制度为基础,“皮之不存”则“毛将焉附”?所谓的“国民劣根性” ,大抵似巴甫洛夫先生的“条件反射”,如媒体人陈行之所述出版界情形,即“条件反射”之典型范例,只须制度“条件刺激”改变,久而久之,便会自然消失。即使“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也恐怕要算“人的劣根性”。若硬要先改变“条件反射”,则你是无从下手的,其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风马牛不相及。现在人们常问“你今天被‘潜规则’了吗”?实在是该问“你今天‘条件反射’了吗”?只有国人一些个体的“无条件反射”,这种由“基因”存在决定的意识,要想改变眼下恐非科学力所能及。


二、政治制度改革是推进政治文化转型的关键


所以,我们以为,要想推进政治文化转型,首先必须改革政治制度。可是现在比如在治理腐败问题上,长期以来,我们认为教育是根本,过于强调思想教育的作用。相对于思想教育来说,制度就是社会存在,是“皮”,教育则是附于制度这一载体上之“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实践证明,教育确有先导之功,但是,我们必须以制度作为载体,教育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制度对人的引导、约束、激励作用远重要于思想教育。思想教育只是辅助手段,政治制度建设才是根本措施。如果不这样认识问题,不主要通过改革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腐败问题,而主要依靠思想教育反腐败,那就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甚至是“形式主义”的假反腐败。治理腐败的核心便也就是要着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解决权力专制集权这个宏观制度性问题,以从根本上制约权力。否则,在权力专制集权的制度框架内,即使是实行了许多具体的反腐败措施,如加强思想教育,也还是不行的。


还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则十分“聪明”地制度与道德各打五十大板:“不能把腐败的原因完全归结为体制和社会,我想第一个理由就是说古今中外都有贪腐,都有贪官,都有清官。另外一个就是说,在同样的体制下,同样的社会制度里,有的人贪,有的人就不贪。有的人有比较正确的世界观,他就可以做到不贪不腐,有的人世界观比较低劣,人生观比较扭曲,他就顶不住诱惑,堕入深渊。社会制度方面确实有它的原因,制度的不严密,制度设计的缺陷,但是个人的道德水平、文明程度,他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不一样,也导致在同样的环境下,有些人就是拒腐蚀而不沾,有的人就是自己往深渊里跳,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19]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看似也很全面,但实质上并不站得住脚,即那有人会幼稚到“把腐败的原因完全归结为体制和社会”?就像任何时代都有犯罪一样,在任何制度下都会有腐败,但腐败的多寡却从根本上是由制度利益机制决定的,而不是道德教育之好坏。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就好比日常生活中的节水、节电问题,尽管节约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若水价、电价过低,浪费的人或现象肯定便多,反之便少。


对于腐败现象,许多学者也倾向于用文化来解释。比如,泰国的腐败之所以要比英国严重得多,是因为泰文化比英格兰文化更易于助长腐败。即英国人从来就以一种“现代型”的态度看待权利和法律,相反泰国人则更看重地位、特权和人际关系的价值,比较容忍领导人利用地位和特权,这就容易产生腐败。但大量例证表明,当代泰国中的那些腐败现象曾在都铎王朝的英格兰普遍存在。由此可见,腐败现象不是一种凝固的文化传统产物,而是某种社会制度实践结果。即使在同一文化中,社会制度实践是能够改变而且确实发生着变化,这便会导致文化的变迁。举例如,当荷兰人将欧洲法律引入所谓“荷兰东印度”领地之前,给官员送礼物以及对亲戚特殊惠顾等现象早已普遍存在,但在新的制度环境下却被人们认为是腐败。这一新的文化发展变异,显然不是来自文化本身,而是某种制度变迁带来新的社会价值规范之果。再如,在十八大后中央狠刹公款吃喝风中,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陈光金也对人民日报记者称,政府官员若能革新政治文化,把办公地点从餐桌转到办公室,将会推动全社会建立新的行为规范,并逐渐改变中国几千年以来形成的文化行为模式。


诚然,制度也不是神,制度仅是道,若人是“魔”,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真正科学的制度可以改造人,将“魔”还原人。毛泽东就曾说过:“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样是那些人,实行这种制度,人们就不积极,实行另外一种制度,人们就积极起来了”。[20]若在专制制度下,不仅统治者滥用权力腐败堕落;连人民也会“放弃”权利腐化堕落,公民美德以及其政治义务完全丧失,成为唯利是图的小人。对此,卢梭有过精辟的分析,说不可能防止人民的堕落,因为人民的共意难以抵御人民的私欲。他在《忏悔录》中这样写道:“我发现,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治相联系;不管你怎样做,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因此,‘什么是可能的最好的政府’这个大问题,在我看来,只是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政府性质能造就出最有道德、最开明、最聪慧,总之是最好的人民?”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则用理论诠释了卢梭的观点。因此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官员与人民。


法国自然主义的伟大作家左拉,在其长篇小说《家常事》中,对人们的生活道德堕落行为,借摩居神甫与茹伊拉医生之口也形象地道出了他的看法:“上帝抛弃了她们,”神甫说。“不,”医生说,“你不要把上帝搅在这些事情里面去。她们或者是由于身体不健康,或者是由于教育不良好,如此而已!”没有过一会儿,他对于这种观点也不重视了,他猛烈地埋怨起帝国来:在一个共和国制度下,一定的,事情会好得多的。[21]


看来,所有的“国民劣根性”,其实都可以从专制那里去寻找根源。如所谓的“阿Q”、“看客”、“叭儿狗”、“精神胜利法”、“奴才式的破坏”、“不费心思”之“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以及“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之“寇盗式的破坏”……全是专制之下,国人“最自然”甚或“最佳”的生存法则。当然,也鲜有反抗者们真正之造反,算是对专制者们真正的反动。只可惜每次反动之后,而“老例还是那样的老例”,所以就难免总是又重蹈覆辙。这正如法国学者福柯在他的作品中所表明,许多我们以为是文化的东西事实上都是制度长期积淀的结果,或换言之,文化是在历史过程中被人们内化了的制度。所以,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普通民众在专制暴力下的君君、臣臣气氛中生活了一百多代,便养成了既崇拜又害怕权力,自卑、顺从、依赖,缺乏独立自主意识的民族性格及上述之类的所谓“国民劣根性”。


今天,我们应再次强调制度之改革!!!而文化是由利益支配的,连科学追求真,宗教追求善,艺术追求美,都盖因为真、善、美有利有益于人类。更不消说思想、道德、观念、意识、情感、价值、信仰……这类文化,其与利益全有着更直接的联系。制度则是利益的代表,是利益的“物化”形式。有某种既得制度就有某种既得利益,还有某种既得文化。旧文化对新制度的“排异”反应,不过是新制度诞生的必然阵痛。对于此种“文化”,仅是纸上谈兵解决不了问题,新的文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还须付诸实践,即必先从改革制度做起。硬要先建好文化,再改革制度,即或是托辞或是偏见。一如国人之性从封建到现代的过程,若要性观念先现代,再去改变性方式,岂不是或“缘木求鱼”或“天方夜谭”?


可“草根网”上的“高贵者”宋鲁郑先生在《杨恒均事件检验中国“民主派”成色》一文中却说:“在法国生活久了,渐渐悟出一个道理。决定民主是否可行的核心并不在选票,不在制度,而是在于整个社会的民主理念和共识。虽然在2007年法国修改宪法之前,总统都是终身制,可连选连任,和发生革命前的突尼斯、埃及并无二致。但法国历史上却从未出现终身总统的现象,没有一位政治人物会超过两任。再比如,政治架构和法国相似的台湾,尽管民进党执政期间一直都是泛蓝占据‘立法院’多数,但都是由民进党人担任‘行政院长’一职,结果造成长期的府院对抗,上下内耗和空转。而法国无论总统来自左还是右,只要出现此种情况,都会提名反对党出任总理。而这些均无法在宪法和制度中找到依据。”因此结论道:“即使民主派要把民主做为终极目标,也要考虑到如下事实: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实现民主的。人类历史上也没有一个后起的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实行民主而成功的。然而,即使一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如果整个社会仍然没有民主理念和认同的话,民主仍然是空中楼阁。”[22]


他又据杨恒均先生的“国籍造假被曝光”之事借题发挥:“在西方,如果发生此类事件,政治人物往往会选择道歉和辞职,以求得原谅和未来的东山再起。上个月年青有为、颇有前途的德国国防部长就由于文凭造假东窗事发而不得不黯然退出政治舞台。然而杨恒均自假中国公民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如果说杨恒均先生造假和他失败的危机处理只是显示他自己民主理念的缺如,是一个伪民主主义者,哪么他的支持者的表现则证实了这个民主派整体的民主理念的严重不足。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表现可总结如下:为杨恒均辩护者有之、攻击质疑者有之、无条件支持者有之。简直是台湾陈水扁贪污案东窗事发后民进党的翻版。完全是只问立场,不问是非。”[23]宋先生是一例活脱脱的“近视眼主义”者,他好像未知有哲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亨廷顿即指出政治制度的适应性是“后天习得的”,承受环境挑战越多,经历时间考验越久,则越具适应性。他认为:“一个组织或程序存在的年代越久,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24]政治制度决定政治文化须假以时日:冰冻是一夜之间,三尺非一日之寒。想当初西方政治制度下的政治文化之表现,与当今的台湾地区、突尼斯、埃及怕也是并无二致,彼此彼此而以。


还有方绍伟先生曰“文化是制度之母”,[25]非也;应“实践是创新之母,创新是认知之母,认知是制度之母,制度是文化之母也”。注意,这里认知是一种创新文化,以区别于由制度决定的制度文化。比如,改革前我们曾经的“铁饭碗”就业文化,便是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养成的,通过实践创新,认知上打破这一框框,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后,其不是早就业已为“跳糟”与“炒鱿鱼”之就业文化所取代了吗?再甚至如作为基本国策的计划生育这项制度,尽管其与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完全相背,竟也同样能够靠强力推行不误,而且随着这项制度的实行渐渐改变了国人之传统生育文化。日前人们的计划生育“自觉性”已是今非昔比。但只要重新回到以前的自然生育制度去(包括经济条件),那种传统生育文化便一定会“卷土重来”。至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政官员“眼睛向上”这种政治文化是由制度所决定的,人们更是心知肚明。


其实,一位被中国政治学界所遗忘了的民国时期颇有造诣的政治学者刘廼诚先生,早在70多年前就于《政治建设与制度精神》[26]一书中指出:“政治制度与政治观念附有连带关系,并互为因果。例如,政治制度于成立之前,必能为一部分积极活动的分子所认识,知其存在尚不够,更须能诚意接受,而后政治制度始能真正存在。此言果确,则制度观念系起于对于政治制度之认识,必先有制度之雏形,然后制度观念始能初步形成。但政治制度之确立,则有待于制度观念之发达,逐渐普及于多数人民。”在这里,刘廼诚先生讲得十分清楚,制度观念是对制度实践正反经验的认知,它来自实践又高于实践,属于一种创新文化,而且这种观念或者说认知起初只能存在于一部分先进分子的头脑中,当它转化为制度并付诸实践,就会慢慢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所接受,只有当这种“制度观念”达到“发达”程度,社会大众都普遍接受形成新的政治文化以后,其制度便算真正确立。总之,哲学思维的革命是根,制度实体的创新是干,而新文化的孕育只是绿叶、花朵与果实。


至于俞可平先生所说的许多改革以来新的价值观念,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善治、善政、宪政、合法性、以人为本、公民社会、和谐社会、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效益政府等等,[27]这些新政治文化增量,说到底都是由市场经济制度,及为适应这一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上所进行的一系列小打小闹式变革带来的。其一如孙康先生在“计划经济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制度根源”一文中所论证的事实:改革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政治文化,是由计划经济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决定的。[28]所以,自由、民主、法治新政治文化的最终确立巩固,尚有赖于滞后的政治体制改革迎头赶上。在未改变主要由宏观制度决定的社会存在之情况下,想改变政治文化,只能是收效甚微,甚至劳而无功。


王沪宁先生在《比较政治分析》[29]一书中,断定政治社会化及政治熔炉具有变革甚或创造政治文化的特殊功能,这只不过是一个“传说”。因为政治社会化及政治熔炉之功效的发挥是以经济、政治制度为基础的,否则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事实上正是如此,由于政治改革滞后带来的权力腐败与社会不公,尽管我们对“文革”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极左政治文化不遗余力地否定、批判,却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完全真正的消解。还有潜意识中党内部分人的“毛泽东迷信”、社会上的“毛泽东情结”等政治文化,也消解的很慢甚至不时反弹,对改革不断构成阻力甚或风险。这真是“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一切都将会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追问根源其根子还是在于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虽然对了,但速度太慢严重滞后,现实充满弊端,比如越来越悬殊的贫富差别、十恶不赦的腐败现象,还有就是不断攀高的物价、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触目惊心的环境污染,叫人怎么不去幻想毛泽东时代?反之看看解放初期,革命刚胜利,政治文化即刻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是“迅雷不及掩耳”,许多“润土”、“祥林嫂”们一夜之间就挺直了腰杆,这只能用经济、政治制度变化来解释,用政治社会化及政治熔炉是无法解释的。


三、政治文化转型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紧密联系


那么,是不是政治文化就无关宏旨了呢?当然不是!恩格斯曾说过:“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30]关于政治文化无形的力量,王沪宁先生在《比较政治分析》一书中有十分具体的论述,只要不是将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本未倒置,我们都完全赞成。并且,尚要特别强调:中国政治改革过程之所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艰难,个中原因:社会主义权力道德化与儒家权力道德化叠加在一起的政治文化障碍,不能不是重要因素之一。从传统国家统治和管理向现代国家治理转型,其过程伴必然随着传统道德政治文化的逐渐消退与现代利益政治文化的不断崛起。道德政治文化诚然仍起作用,但利益政治文化的因素越来越重要。如现代国家治理要求信息对称,以利于政治市场中的“消费者”(选民)对政治市场主体权力者作出正确选择,权力者的隐私权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选民种种限制。再如,不同于传统国家统治和管理那种居高临下的统治管理与被统治管理关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变化为政治市场主体现代行政组织与政治市场消费者公民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因此,传统政治的道德政治文化原来虽是虚伪,也还仍有一定的约束作用,而现在受到各种利益因素冲击,则更是完全已经不能适应,必须变革为一种新的现代利益政治文化。当然,我们不能在泼洗澡水时,连婴儿也一起泼出去。如道德政治文化重视政治道德教化作用,坚持以美德为政治的基础,强调道德修养对权力者政治行为的内在约束,主张以仁善为政治目的贯通于政治的实践过程等,这些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都仍是应有之义。


在皇权专制时代,道德政治文化的历史合理性是基于其内在价值:对统治者的一定道德教化和道德约束作用,且道德约束比制度约束,统治者更能接受一些,因为可以掌握主动权伸缩自如,有助于统治者获得统治合法性,从而对广袤的国家进行有效的统治和管理。近代以来,道德政治文化则成为政党有效动员和整合民众,凝聚民众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手段。从这一点上来说,道德政治文化的存在是无可避免的,而且某种程度上也是合理的。因此,在几千年来的历史过程中,道德政治文化已深入了中国民众的骨髓。道德政治文化对中国民众的思维方式影响之深,远超想象。道德政治文化尽管有许多弊病,但是其感召力和吸引力依然巨大。道德政治文化作为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政治行为方式规范,任何从道德政治文化向利益政治文化的转型改革都必然会引起剧烈的反弹。贸然触动道德政治文化而全面转向利益政治文化,在目前看来确实是不现实的。但这个过程却也是无可避免。因为,对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道德政治文化带来的问题远比其效用要更加突出。国家治理需要对社会利益进行分配和协调,任何政治活动也都不可能避免利益上的诉求。道德政治文化使得这些利益分配不能以公开的形式拿到桌面上来进行,这就导致了各种利益分配只能在暗箱中操作,见不得阳光。政治利益分配由此变得不可监督,现实社会中“潜规则”盛行。道德政治文化和市场经济下利益政治文化的矛盾,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不能同步。政治改革的去权力道德化,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才能克服其文化惯性,使中国真正走向从政治制度到政治文化的全面革新。


梁衡先生曾列出过影响中国历史的九篇政治美文,[31]即贾谊的《过秦论》、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诸葛亮的《出师表》、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文天祥的《正气歌序》、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林觉民的《与妻书》、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几乎集中国古今道德政治文化之大成,只可惜漏了一篇,这可爱的“十景病”还少了十分之一。但人们不禁要问,若从制度的视角看,这些美文的作用真的这么大吗?现在也正是国人面前悬置的这颗诱人的政治乌托邦果子,在阻碍着目前中国政治改革僵局之打破,有待于我们认知上重新审视这种道德政治文化。我们所做的即是此番功夫,其结论则为:否定权力道德化,肯定权力唯物论,方有可能进而实行以权力优越和权力竞争及权力制约为向导的政治改革。总之,我们的道德政治文化面临着最深刻的变革——当然,其前提是政治制度先变革。即如H·爱克斯坦所认为:“‘转型’指的是运用政治权力和技能,从根本上设计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从而带动文化模式与文化主题的变化,使社会和政治体制走上新的轨道,迈向前所未有的目标。”[32]政治文化对于政治发展的阻碍尽管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归根结底政治制度比政治文化更有力量。


或许可以说我们以前的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全部都是在以权力道德化的形式倒立着的。比如,高薪养廉中的高薪,不过是我们为了实现权力道德化的一种手段,目的是实现道德化之廉,并不是因为权力本身天然要求优越,这种优越是正常合理的。我们法治意义上的权力制约监督也是如此,她理论上的目的是使权力者与普通人一样,不能高贵化、特殊化,甚至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或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与此相关,民主选举则无须权力竞争,因为权力仅仅意味着一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为人民服务义务。而我们现在所做的,正是将这种以权力道德化的形式倒立着的高薪养廉、权力制约、权力竞争、民主、法治等,再以权力优越的形式正立过来。当然,从这种正立过来的政治学理论到具体政治体制机制,还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实现。


总之,要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顺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至为关键重要。在《通往奴役之路》这部二十世纪的政治学名著一开始,哈耶克就曾指出:“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他还说:“如果从长远考虑,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那么,从短期着眼,我们就是我们所创造的观念的俘虏。我们只有及时认识到这种危险,才能指望去避免它”。[33]当前,中国正处于艰难转型的历史征程中,而观念转型是制度转型的先导,转型即创新,其可谓“观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历史的经验证明,人们之思想观念创新始终影响和改变着制度的选择与转型。中国前三十五年的改革即为典型范例,现在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几近相同的历史结点。当年“文革”结束后,我国虽然进行了初步的拨乱反正,恢复并稳定了社会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但“左”的思想观念依旧强大,“两个凡是”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占据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国家的政治发展依然举步维艰。在政治领域正统的旧思想往往占有牢固的统治地位,“萧规曹随”应当说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至高无上的正当性和权威性。十一届三中全会能开启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通过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从人们心目中否定了“两个凡是”,彻底打破了思想枷锁,打破了教条式的理论禁锢。正是在此思想解放的基础上,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果断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目前中国又需要一次新的思想解放,世界在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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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据2015年5月13日《参考消息》:日本外交学者网站5月10日文章《台湾:两岸关系和2016年选举》(作者埃米莉·s·陈)中称,随着马英九两岸政策的实施,过去七年两岸交流的升级意外地加剧了民众对大陆的距离感,频繁的两岸交流使得台湾民众亲身体会到了他们和中国大陆人之间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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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恩格斯依据美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并参考巴霍芬、麦克伦南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写成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名著中,通过描述婚姻制度的变迁,阐述了人类具体的性道德规范变化例证:在原始人的杂乱性交关系中,性道德几乎是不存在的。但自进入“血缘家庭”后,婚姻集团是按辈数来划分的,即在家庭范围内的所有祖辈男女,都互为夫妻;其子女,即父辈男女,也都互为夫妻;同样,后者的子女,构成第三个共同夫妻圈子。在这样的家庭中,已经排除了祖先与子孙之间,双亲与子女之间互为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也就是说,兄弟姐妹之间,可以一概为夫妻。恩格斯还引证了马克思的这段话:在这样的时代“姊妹曾经是妻子,而这是合乎道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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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0:210-211.

[33]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 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虞崇胜,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何路社,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原载《云梦学刊》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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