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崇胜 何路社: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文化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6 次 更新时间:2016-01-23 13:2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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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崇胜 (进入专栏)   何路社  

  

   摘要: 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深层次的社会价值观念,它的健康发展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成效,进而还影响着政治系统的合法性,给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当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消极落后因素,已经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障碍。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推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构建起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新型政治文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关键词 国家治理现代化 政治文化 转型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正如G·A·阿尔蒙德所言:“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根植于一套意义和目的之中。我们谈及对政治的态度、政治价值、意识形态、民族特征、文化精神,所有这些概念的困难是它们的意义过于含混和弥散。”因此“每一个政治文化体系都根植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称为政治文化。”[1]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深层次的社会价值观念,它的健康发展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成效,进而还影响着政治系统的合法性,给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当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消极落后因素,已经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层障碍。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推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构建起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适应的新型政治文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我国道德政治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本质和特征,在前面几节中已详尽阐述,本节着重进一步论及政治文化现代化转型的路径——制度与文化的关系。

  

   一、“五四”以来对政治文化转型的关注与争议

  

   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自“五四”以来一直是学界关注和争议的热点问题。其中,鲁迅是一座最为无法回避的高峰。因此,我们这里须先从鲁迅谈起。鲁迅是一个谜或悖论,要认清鲁迅就要解开这个谜或悖论:他以那么犀利的笔锋批判国人的种种弊病,深刻如鲁迅,其批判不可谓不力,他当年的一些针贬,至今仍未过时,是常读常新,令人拍案叫绝!国民党《中央日报》当年的预测“一星期后也许人就要遗忘”是失算了,然而却也近一个世纪下来,鲁迅所批判的种种弊病样样照存,不仅病势无改,甚或与时俱进,让人扼腕叹息!人们不禁感叹:究竟是制度病了根在文化?还是文化病了根在制度?

  

   所以,汪晖先生有洋洋数十万言说鲁迅“反抗绝望”。[2]在我们看来则更是“绝望地反抗”,其大致也不会错。而且他至死没有明白这绝望究竟来自何方?她不是来自人或人的“国民劣根性”,其是来自制度或制度的“专制劣根性”。反抗之方向都弄反了,按照数学上的“负负得正”原理,岂不就正好等于白反了吗?制度以逸待劳,人是斗不过她的。白反之后,当然便是绝望,甚至连对自己曾经提起过的“科学”这味药方,也“绝望”了。

  

   大约原故在于鲁迅其实并不真正懂政治,文字是其长板,政治则其短板。毛泽东其实早就看清了这点,没有道出只是自有原因。鲁迅从“文化决定论”到批判改造“国民劣根性”……他都书生十足。早其之前梁启超也讲过,甲午战争中国失败,表面看是器物有差距,再细看是制度上有差距,再往深里看是文化上有差距。然而,制度文化的本质说穿了就是某种制度下的习惯,非一定时间不可能养成起作用,少说也要在几十年之后。

  

   这便显得过于迂远,好比一所腐烂的房子正在起火或火患已经一触即发,他们却要从千里之外去取水来救火或预防火患。俗话说“远水不救近火”,正确的常识是就近找水取水,先将火患解除后,方可谈得上从长计议。此近水与彼远水正好相反,为从“制度决定论”到批判改造“专制劣根性”……窃以为自辛亥革命以降,名正言顺的专制及皇帝是没了,但变相的专制和皇帝以及无数的土专制与土皇帝却从未绝迹。或易言之,即“专制劣根性”照存。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曾谈到:“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3]进而更叹道“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4]这类的观点在他的文字中举不胜举。然而毛泽东只轻轻地撬动了一下制度,群众便从“人头”与“女尸”的看客变成董存瑞、黄继光之舍生忘死。奴性实在属专制制度养成的,市场中就只有顾客没有看客。

  

   这里且举两个正反方面的典型例子。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一次激烈残酷的战斗中最后只剩自己一个人。日占区蒙江县“保安村”村民赵廷喜,上山砍柴发现了杨靖宇,他已几天没有吃饭,棉鞋也跑丢一只,脸上、手上、脚上都是冻疮。杨靖宇对赵廷喜等几个村民说,下山帮我买几个馒头,再买双棉鞋,给你们钱,不要告诉日本人。其却对杨靖宇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结果赵廷喜张皇失措下山,很快就向日本人告发。而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全民皆兵,全民参战,令日军震惊不已。日方《华北治安战》中记载:“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做得彻底,凡我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带路人、搬运夫、以至收集情报都极为困难。另外,空室清野做得彻底,扫荡搜索隐蔽物资,很不容易。”如据日军第一军参谋朝枝回忆:“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党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5]

  

   也许国人还会说:在封建专制的文化土壤里长不出自由民主之花果,你只是想引进优良品种,鲁迅却是想改良土壤,不然桔生淮北则为枳了。这话与鲁迅当年如出一辙,而鲁迅更俏皮幽默:“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的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6]进而鲁迅这样立论:“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7]

  

   但鲁迅恰恰把因果搞颠倒了。就像当今世风日下,病像固在道德精神领域,病因却是精神道德之外。西方近代哲学家斯宾诺莎对此就曾有一番精到的论述:“作奸犯科的原因与其说是由于民性的邪恶,不如说是由于政权腐败。”[8]存在决定意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9]

  

   就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一样;不是政治制度适应文化素质,而是文化素质适应政治制度。因此自然不是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形式的制度;而是有什么样的制度,就要求什么形式的文化。如两岸中国,同宗同文,制度不同则国民相异。[10]更有“文革”中的大陆人与“改革”后的大陆人,先撇开素质是进了或退了不说,变了却是有目共睹。王沪宁先生曾认为:由于文化传统的相对稳定性和顽固性,因此,它的变化相当缓慢和困难,因而,就基本方面而言,是文化传统和国民素质制约了政治形式,而政治形式总的来说只是文化这一深层结构的外化而已。[11]这更只能说明制度是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一如生产力于生产关系。

  

   王沪宁先生的背后是鲁迅,而并非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严格地说,鲁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无意中道出外国人的不少优点也是中国人所本有的“因了历朝的压抑,已经萎缩了下去” ,[12]以及偶尔承认“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13]他是人为的被拔高了。无独有偶的竟是王沪宁也鲁迅式的无意中道出:“‘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扎根于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深厚且肥沃的土壤,不可能轻而易举地被变革,而只有现实变革了,它才会发生变革,而且这种变革往往不同步。”[14]和偶尔承认“政治体制的改革更为直接地推动了政治文化的转变,思想解放、民主体制的健全、民主政治目标的确定、教育发展、文化开放及许多具体制度的建设助长了政治文化的转变。”[15]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16]道德肯定是一种文化,再泛化一点,连坐行都有文化,更不消说男女了。人之初父女、母子、兄妹……之间的性关系曾经是正常的,只是随着婚姻、家庭的出现才逐渐受到限制,最终形成了历史的社会家庭之性道德伦理。[17]物质与精神及制度与制度文化两者同步存在,密不可分,之如物体与影子的关系,其诞生无所谓先后。原始社会人之初的“制度”为一种自然状态,人类文化便也相应为一种自然“文化”。随着婚姻、家庭、私有制、阶级、国家……这些“物体”制度的诞生发展,“影子”文化才跟着变化,形同影随。其好比年年春天每当一股冷空气南下,便有某种植物开花——民间俗称“冻花”,冷空气为“物体”制度,植物开花则“影子”文化也。而且,现实宏观制度环境条件的改变,带来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变化了的人们的思想观念又反过来强化着现实状况的合理性存在,所以恩格斯指出:“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18]

  

   总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是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常识。实际上政治制度才是土壤,民族个性则是品种。几千年来,我们之民族个性正是桔生淮北则为枳了。文化既是历史的更是当代的。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也须一定的政治制度为基础,“皮之不存”则“毛将焉附”?所谓的“国民劣根性” ,大抵似巴甫洛夫先生的“条件反射”,如媒体人陈行之所述出版界情形,即“条件反射”之典型范例,只须制度“条件刺激”改变,久而久之,便会自然消失。即使“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也恐怕要算“人的劣根性”。若硬要先改变“条件反射”,则你是无从下手的,其与“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风马牛不相及。现在人们常问“你今天被‘潜规则’了吗”?实在是该问“你今天‘条件反射’了吗”?只有国人一些个体的“无条件反射”,这种由“基因”存在决定的意识,要想改变眼下恐非科学力所能及。

  

   二、政治制度改革是推进政治文化转型的关键

  

所以,我们以为,要想推进政治文化转型,首先必须改革政治制度。可是现在比如在治理腐败问题上,长期以来,我们认为教育是根本,过于强调思想教育的作用。相对于思想教育来说,制度就是社会存在,是“皮”,教育则是附于制度这一载体上之“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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