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石军:都是大尺寸惹的祸:19世纪中国财富逆转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94 次 更新时间:2016-01-16 23: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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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石军  

   【编者注】本系列“量化历史研究”的文章,主要是作者对英文文献的解读剖析。对于有志于了解、进入“量化历史研究”领域的学者同仁,有着较大的辅助作用。文末附原文下载链接及系列介绍。另,文章已授权转载,转载请取得作者或原出处的授权。

    

   最近经济史的经验证据表明,18世纪的中国商业化和市场整合程度都很高,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可与西欧相比肩。然而,在19世纪,中国却没有抓住工业革命的机会而走向现代化。因此,一个新问题是:如果18世纪的中国表现很好,为什么中国在19世纪会出现财富的逆转呢?中国在19世纪的相对经济落后是历史偶然,还是有其他的结构因素在起作用呢?Tuan-Hwee Sng于2014年发表在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上的“Size and dynastic decline: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700–1850”一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中华帝国的巨大规模是如何导致了19世纪中国财富的逆转进行了阐释。

   清代直到1850年代太平天国起义前都是高度中央集权,所有大的决策都需要皇帝裁决。皇帝通过吏部来分配上至中央大员下到地方知县的任命,通过户部来管理和审计各级政府的各项收入和支出,通过刑部来批阅整个帝国的司法决定,所有死刑判决都需要皇帝的批示。清代的政府有四个主要层级:中央、省、府、县。处在最底层的1500个县处理大量的实质性地方事务。这些事务主要包括两类:税赋的征收和司法管理。一个县通常只任命一名非本地的知县管理,任期一般三年。由于知县任期短且非本地人,他需要书吏和衙役,以及地方绅士共同构成帝国基层代理人来管理地方事务。

   这种高度集权的官僚行政体制,委托代理问题不可避免。为此,清政府通过每三年一次的“大计”来考核地方官员,以税赋和司法两项任务完成情况做一票否决并进行相应惩罚;同时,设立御史来检举和弹劾那些渎职的官员,并允许百姓的上诉来监督和约束地方官员。

   然而,清代的巨大幅员和经济规模极大地限制了统治者管理和监督地方代理人的能力。在前现代社会,幅员广阔意味着远距离传送信息成本高昂,庞大的领土也意味着极大的区域多样性,这使得收集信息更加困难。区域的多样性也意味着要赋予地方政府更多执行中央政府政令的灵活性,这又增加了统治者判断地方官员的行为的困难。在统治者高度集权的情况下,统治的领域越广,统治者的精力就越分散,委托代理问题也就越严重。这些都使得统治者的地方代理人有很强的私人激励对纳税人进行压榨和剥夺租金,正所谓“天高皇帝远也”。皇帝出于监督困难的考虑不得保持较低税率和较小规模的官僚,以降低地方官员对平民的压榨,从而降低叛乱的可能性。

                                    图1:距北京的距离与税收和县数量关系

   在存在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情形下,经济的扩张对清政府的财政也产生了一正一负的影响。一方面,经济的扩张增加了税基,但是也增加了帝国代理人压榨的激励,这迫使统治者要继续降低税率来确保人民不会因剥夺过重而反抗。因此,当委托代理问题非常严重时,经济扩张的负效应就会超过正效应,政府的总财政收入反而下降。而萎缩的财政能力极大影响了政府公共品投资能力,尤其是军事和政府管理能力。

   作者首先使用一个府距北京的距离,即府治到省会城市最小地理成本距离加省治到京城栈道路程,作为委托代理问题的严重性,以每府人均税收和每府单位地域的县个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结果发现,距离京城越远,人均税率越低,每一千公里的县个数更多(图1),即离京城越远,统治者监督越弱,委托代理问题就越严重,地方官员私人激励就越强,统治者为了降低平民被压榨的程度,不得不降低税率和官员数量来平衡地方代理人的压榨。这证实了国家规模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严重性对税收和官僚数量影响的假说。接着,作者使用来自清实录和其他档案的清代税收数据,发现清代早在18世纪中期开始,税收能力就在不断下降(图2),这与经济扩张反而导致税收下降假说相一致。

                                         图2:总税收随时间变化趋势

   受到清政府财政能力弱化的影响,使得占大头的两类财政支出:军费(占60.6%)和行政费用(占23.4%)受到极大影响,导致军备和地方政府提供公共品能力(尤其是司法服务)极大下降。受到财政紧缩的影响,不得不对军队裁员,八旗和绿营军的总数量一直在下降,考虑到作战能力和18世纪人口的大幅增长,到19世纪时人均军事实力的下降更大。由于人口的大幅增长,而新县设立和县官员却增长很少,这使得官员的工作负荷大增,繁重的公务使得官员不得不压制司法诉讼并放松了对盗匪司法裁决,结果社会动乱不断增加(图3)。这些都降低了清政府应对外来挑战和内部稳定的能力,因而导致了19世纪的衰落。

                                         图3:暴乱数量与总税收趋势

   初看之下,中华帝国晚期是一个迷:它专制而虚弱、征税很轻但实际税负却很重、看起来无效率却能存活200多年;它支持了斯密式的增长,使人口在18世纪翻了一番;然而,当工业化的机遇与挑战敲击大门时却止步不前。本文的研究表明,这些互相矛盾的地方可以由帝国巨大的幅员和经济规模导致的财政和组织能力下降来解释。

    

   【文章来源】Tuan-Hwee Sng, 2014, Size and Dynastic Decline: The Principal-Agent Proble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700-185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54, 107-127.

   【原文下载链接】http://jnls.cup.org/home.do;jsessionid=A46CFBAB877B4717A8A47D2FE524B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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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号“量化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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