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 倪世雄:主权制度的历史考察及其未来重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4 次 更新时间:2016-01-11 18: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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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可金   倪世雄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国家主权是一个为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本文认为,只有从制度的视角考察主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迁,才能把握主权制度的未来走向。在此视野中考察国家主权,则发现国家主权不过是主权制度在近现代国家框架中的一个制度要件。随着全球化和社会基础的变化,主权制度的重构成为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本文得出结论:主权制度的未来重构取决于国家主权与人民主权、国家之间共享主权、国家主权与市场经济自主权、国家主权与公民社会自主权、国家主权与次国家机构的自主权等关系的互动过程,其结果构成了未来主权制度的基本轮廓。

  

   全球化的发展,对民族国家产生了深刻冲击,导致现代国家的价值原则即主权、领土、认同和公民政治等发生了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变迁,如何实现现代民族国家在制度层面的重构,成为全球政治背景下国家建设的崭新课题(注:关于全球化与国家制度重构的研究,在西方政治学界论述很多。比如Deadalus,Reconstructing Nations and States,Special Issue,Vol.122,No.3,Summer 1993; Gordon B.Smith,ed.,State-Building in Russia:The Yeltsin Legacy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Future,Armonk,NY.:M.E.Sharpe,1999; Taras Kuzio,Ukraine:State and Nation Building,New York:Rutledge,1998; Taras Kuzio,Robert S.Kravchuk and Paul D'Anieri,eds.,State and Institutional Building in Ukraine,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9; Jill A.Irvine,Ultranationalist Ideology and State Building in Crotia,1990—1996,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Vol.44,No.4,July/August 1997。)。

   国家主权不是先天存在的一个先验统一体,而是社会历史建构的上层建筑。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国家主权的要素如承认领土、人口、权威、内政不受干涉等等应当被看作是社会建构的组成部分,并被包含在特定历史的国际、国内背景之中。”[1](P3—4) 作为现代国家的核心制度,国家主权的创建来自于一定社会力量的推动并深深地扎根于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领域,相应的,国家主权也必然随着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的变动而不断变动,这是我们认识主权制度重构的重要方法论。从这一方法论出发,我们可以大致把握全球化时代主权制度重构的历史走向。

   一、主权的内涵及其历史制度形态

   对主权的任何争论,首先都必须回到对主权概念的考察本身。主权(Sovereignty)起源于拉丁文中的Super和Superanus两个词,其义为“最高的权力”的涵义。[2](P2) 主权观念的根源来自于“法律不约束君主”的理念, 而其现代根源则来自于杰里米·边沁和约翰·奥斯汀的著述: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主权者则被界说成为大众惯常服从的而它通常不服从任何其他的个人和集团。主权的属性在于它是最高权力、终极权力、具有普遍效力且对外独立。[3](P778—780) 从这一词源的意义来说,任何政治共同体都需要一个“最高的权力”,区别只不过在于共同体管辖范围的大小。因此,对于主权的确切理解,应该是某一政治共同体所拥有的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而非学者们所提出的所谓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权力(注:法学家周鲠生认为,主权就是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权力。参见周鲠生:《国际法》(上册),第74—7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后者的观点显然更多地受到了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的影响,将主权与国家之间的联系看作是既定不变的历史事实。

   从主权作为共同体最高权威的角度考察,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人类社会最初的政治共同体是氏族和部落,进而决定氏族和部落事务的最高权威是自然权威及其延伸的血缘伦理。直到奴隶社会早期,国家(在古希腊早期的城邦)产生之后仍然持续着这一自然权威。根据《荷马史诗》的记载,人们相信国王的身份是天生的、自然的。[4](P14) 当时,尽管还没有产生主权的观念,但自然和血缘伦理作为最高权威确实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氏族和部落制度解体,国家随之出现,进而产生了在特定的地域内“由谁掌握和如何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历史性课题。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社会权威结构来看,在作为血缘伦理权威体现的氏族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基于实力和领土等物质性权威的国王,基于自然超验权威的神和基于社会习俗、规则和章程等法理权威的法律之间引发了最高权力的争夺。这场争夺最终以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运动造就的希腊帝国而确立了国王和日后罗马皇帝的最高权威地位。

   然而,罗马帝国在遭受北方蛮族入侵后衰落,在帝国废墟上出现的一系列蛮族王国展开了征伐纷争,由此酿造的无数悲剧败坏了王权作为最高权威的名声,人们开始尊崇上帝的权威。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认为,只有团结在上帝之爱下,人世间才可能长治久安。[2](P4) 上帝成为西方社会共同体的最高权威。在世俗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世俗国政治权威的代表——王权与上帝之城政治权威的代表——教权之间围绕最高权力和权威展开的激烈争夺,由此导致了长期的政教冲突和连绵不断的战争。

   面对欧洲大地上战火纷飞的格局,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尼克洛·马基雅维里以生动的文笔和罕见的创造力,率先打破神权锁链将政治研究拉入近代科学轨道,得到了马克思、斯特劳斯等一系列思想家的充分肯定。随后,让·博丹、格老修斯、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让—雅克·卢梭等一大批思想家则直接奠定了主权作为世俗国家属性的地位。博丹是第一个讨论主权的思想家,面对16世纪的宗教冲突和国内矛盾,博丹认为必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范围内建立一个压制一切宗教权威和传统权威的权威,才能建立一个“有序的共和国”。主权是国家不受限制、不可分割的最高权威,法律则是主权者意志的体现。[5](P202—222) 不过, 博丹的主要目标是强化君主的地位,君主的主权只受到神明法和自然法则的限制。格老修斯则在博丹的基础上,将主权法律化,明确主权是民族国家的一种能力,奠定了主权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3](P98) 作为一个标志,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将博丹等倡导的主权原则法理化,将主权原则赋予国家,解决了困扰欧洲中世纪的神与神的战争问题。当然,在和约签订后的一段时期内,主权并非归属于抽象的国家,而是归属于具体的国家代表——君主手中,这实际上是主权原则确立过程中的另一个问题,亦即主权的实践形态问题。

   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这在近代以来几乎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规范性共识。但是,在主权的实践形态方面,不同的国家却是多样的,思想家们的态度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主权上的贡献在于促成了从上帝权威向世俗权威的转变,并巧妙地把主权概念的重心从君主个人转移给抽象的政府或者国家,强调了主权的公共性问题。在霍布斯看来,人性本恶,[6](P131—132) 因此主张个人必须将自己的所有权力都让渡出来,拥护君主制度。显然,霍布斯并没有解决主权在实践形态上的归属问题,主权依然是君主的特权。相比之下,约翰·洛克认为政府机构的形成并不意味着人民要把自己的所有权利都交给政治权威,政府必须保障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7](P4) 共同的同意和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对于主权原则特别重要,因此,洛克所倡导的是议会主权制度,希望能够通过议会的讨论和协商确立主权制度的合法性基础。尽管如此,洛克并没有逃脱一个理论困境,即如何协调人民主权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张力,特别是没有对二者互动的规则和彼此活动的范围和规则做出明确的论述。[8](P246) 卢梭则继承了洛克的主权思想,并进一步认为主权是公意的体现,属于全体人民,是不可被代表和异化的。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将最高权力象征性地从政府转移给生活在民族国家之中的人民共同体手中,在主权的实践形态上主张政府只是主权的代理人,政府代理行使主权的时候必须遵循定期集会达成的公意行事。[9](P112—137) 不过, 卢梭的人民主权也并没有根本化解人民主权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张力,最终隐含着潜在暴政的可能性,这一点被此后的法国大革命等一系列历史事实所证实。[10] 在主权实践形态上存在的张力矛盾, 也许是近代主权制度固有的缺陷,它根本上体现了国家主权制度根深蒂固的矛盾,即作为主权所有者的人民与作为主权行使者的国家及其代表机构政府之间的背离:主权的人民所有性决定了主权是一个高度公共性的制度,主权的国家行使性要求主权必然具有自我收益最大化的利己性,在缺乏有效监控手段的情境下,主权行使的利己性又逐渐堕落为主权为少数人服务,这就是主权制度的困境。随着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利益空间逐渐突破国家的外壳,主权制度的这一困境便日益严重。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主权的宪政共和结构代表了主权系谱上的一次断裂和革新,该构造集中了君主、贵族和民众的力量,建立起了一套内在性、有限性、制衡性、开放性的混合体网络结构:将主权区分为联邦独有的“最高的主权”(仅仅包含战争和外交权)、联邦和地方共享的“混合的主权”和一些只能归地方管辖的“最低的主权”,并且在每一级主权构造中将主权交给不同的部门行使,相互掣肘、合作行使。[11] 美国的主权实践形态人为地制造了国家权力机构和人民之间的一种冲突格局,使得任何一种权力的行使机构都不能垄断主权,凭借彼此的钳制和平衡力图减弱主权公共性和利己性矛盾所导致的政治消极后果。不过,此种努力只能缓解两者之间的矛盾,不能根本上消除这一矛盾,特别是当美国的利益拓展到全球空间的时候,美国主权实践形态就不能驾驭二者之间的矛盾所引发的严重后果了,美国国家主权的自私性和人民利益的全球公共性就不能相容了,主权制度的危机再次光临美国。

   二、全球社会基础的位移与国家独享主权时代的终结

   如果将国家主权制度放到宏观社会场景中,进一步深入考察主权制度的内在矛盾及其在种族、地区、宗教、性别和阶级情感等问题的社会丛结中展开的情况,就会发现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主权制度遭受了多么严重的挑战。这一问题的提出,是受到了马丁·肖(Matin Shaw)对国际关系之社会因素理论的很大启发,他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极大地忽视了国家的“嵌入”(Embeddedness),尤其在构成社会的大量致密的阶层网络和其他利益群体的认同等方面更是如此。[12]

首先,主权的公共性和国家利益的利己性矛盾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有力挤压,引发了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战争和冲突。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一个假定是,国际社会是一个残忍的角斗场,是一个你死我活的险恶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国家由于更多的考虑相对收益和提防欺诈行为,国家的合作通常难以实现,而且总是难以持久。[13](P64) 置身于此种险恶的环境中,国家不得不由利益最大化诉诸权力最大化原则,并且在追求权力的范围上成为无限的开区间,最终引发了国家主权的独立性原则和平等性原则之间的悖论:要保证主权独立就必然冲击主权平等,而要主权平等就难以保证主权独立。诚如约瑟夫·弗兰克尔所说:“主权暗示了任何国际秩序存在着的一种基本矛盾。国际社会中充斥着主权国家的不合理程度,正如同一个无政府的国内社会充满享有主权的个人一样不可思议……这种矛盾最为明显地体现在主权国家机构与国际法的冲突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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