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 郎昆:双循环、外部性与中国经济外交转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00 次 更新时间:2021-10-01 15: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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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可金   郎昆  

   内容提要: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如何从这一战略部署出发,调整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外交,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课题。事实上,之所以强调双循环,本质上还是一个外部性问题。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化解中国经济产生的外部性问题,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是目前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任务。基于经济学关于外部性理论分析的基础,通过考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外部性的新现实和新挑战,文章认为,只有推动中国经济外交实现从“单循环”到“双循环”的转型,才能实现中国“双循环”的可持续发展。

   关 键 词:外部性  双循环  经济外交  中国外交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和国际竞争力的上升,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动性、敏感性和脆弱性均在同步加强,由此产生了复杂的外部性(externality)。一些持“中国威胁论”的学者偏重强调中国经济崛起的负外部性,①而一些持“中国机遇论”的学者则强调中国经济崛起的正外部性。②不管是关注中国经济的负外部性还是正外部性,中国经济的外部性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外部性是经济领域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所提出的“外部经济”概念,该概念主要是指某个经济实体的行为使他人受益(正外部性)或受损(负外部性),却不会因之得到补偿或付出代价。③任何国家在谋求本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必然会不同程度地产生外部性问题。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从内外比重关系来看,中国经济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独立自主的“内循环”阶段(1949-1978)。这一时期为了恢复战后的生产生活,应对西方世界的经济封锁,中国主要采用了以“内循环”为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经济发展模式。第二阶段是积极融入国际大循环的阶段(1979-2019)。这一时期,中国抓住了新一轮全球化的机遇,积极融入多边贸易体系,参与国际分工,制定了“依赖国际大循环开启国内市场化改革,构建内部市场化大循环”的外向型发展战略,促成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④第三阶段是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阶段(2020-至今)。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⑤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既是中国未来一个时期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方针,也是党中央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判断。

   事实上,中国之所以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核心原因还是为了回应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外部性影响,通过对自身发展战略格局的调整,矫正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外部性,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外部性。因此,如何从外部性的角度考察中国发展格局的调整,以及对中国经济外交产生的影响,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课题。

   二、理论分析:外部性及其解决

   外部性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经典问题,如何解决外部性问题也是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关键。一般而言,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对外部性的定义为“一人的行为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⑥如果这种影响是有利的,就称为正外部性(如教育、消防、基建等);如果这种影响是不利的,就称为负外部性(如环境污染、犯罪等)。外部性所带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市场失灵”,按照既有的市场逻辑无法解决基于市场竞争造成的问题。尽管“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一书中就将市场比作一只“看不见的手”,其可以自发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⑦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在其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一书开创了福利经济学研究的分支,后续的研究者阿巴·帕塔亚·勒纳(Abba Ptachya Lerner)、奥斯卡·理沙德·兰格(Oskar Ryszard Lange)和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oseph Arrow)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提出了著名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即市场机制能自发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结果,并认为该定理的成立需要基于三个前提条件,其一,市场充分竞争;其二,没有信息不对称;其三,没有外部性。⑧上述三个条件中任意一条不能满足,都会导致市场失灵。对于具有外部性的商品和服务,如果完全依赖市场机制,就会造成供给过度或不足,偏离社会最优的水平,造成效率损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工厂会大量排放污染,新的技术研发将无人提供,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也将年久失修。

   为解决外部性带来的市场失灵问题,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主流经济学研究认为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进行干预,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四类干预方式。

   (一)行政命令与管制政策

   政府可以用非市场化的手段来提供具有正外部性的产品和服务,或用行政管制的方法来管理负外部性,这一推论已被众多经济学者论证,并推广至国际关系领域。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就提出了政府应提供“为便利社会商业,促进人民教育的公共设施和工程”。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也认为公共事业应由政府投资并经营,“还有一类日趋重要的投资,由政府从事,由政府负担风险。从事此类投资时,政府只想到对于未来社会之好处,至于商业上利益如何,则在所不计。”⑩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提出了“公共产品理论”,并用模型论证了由于存在“搭便车”问题,所以公共产品需要由政府生产并提供。(11)后来,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将公共产品理论引入了国际关系领域,认为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转也需要由某个国家来提供公共产品。(12)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其基础上发展出了霸权稳定论,其中一个关键结论就是霸权国有责任提供公共产品并承担成本,包括建立国家间的平等原则、自由开放的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以及国际安全环境。(13)上述理论又被美国用于指导提出建立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方案,如成立了联合国安理会、国际原子能机构、世界贸易组织(WTO)等一系列具有监督管理国际事务职能的国际组织,这些机构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国际秩序、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功能,从而化解国际交往过程中的外部性问题。

   (二)征收矫正税或补贴

   政府可以通过对有负外部性的物品征税和给予有正外部性的物品补贴来使外部性内在化,帮助资源得到更高效、公平的配置。该理论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按照庇古的观点,导致市场配置资源失效的原因是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相一致,从而私人的最优导致社会的非最优。(14)因此,纠正外部性的方案是政府通过征税或者补贴来矫正经济当事人的私人成本,引导私人决策者将外部性的影响纳入自己的成本收益考量,这种矫正外部性的方法也被称为“庇古税”方案。(15)该方法在国际关系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在对外贸易过程中,一国对本国出口产品的大量补贴不但会影响本国企业的生产决策,还会影响该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和供需关系,从而有可能对进口国的特定产业造成较大冲击。为解决这一问题,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倾销协定》和《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协定》都规定,当一国对其出口产品进行倾销或补贴,并对进口国的相关产业造成损害时,进口国可以对其征收反倾销或反补贴税。这本质上也是用矫正税的方式来解决倾销或补贴所带来的外部性问题。

   (三)利益各方签订合约或形成联盟

   根据合作博弈理论,如果能让外部性关联的各方形成一个具有抵制作用的联盟,便可将相互影响的多个经济行为者合并为共同行为主体,从而有效避免“搭便车”问题。在合作博弈中,参与各方可以通过签订合约的方式,对违反合约者进行惩罚(置信威胁),从机制设计的角度保障参与者履行契约。(16)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同盟理论也部分借鉴了这一思想,即国家之间通过订立攻守同盟的契约,从而使非合作博弈转化为合作博弈。该方法目前已被国际社会所广泛使用,如各类双边、多边谈判与协定就是通过签订合约或形成联盟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事务中外部性问题的典型代表。

   (四)为外部性创造一个交易市场

   政府可以通过创造一个市场,让利益各方低成本地对外部性进行协商交易,利用市场的力量实现对外部性定价,解决外部性问题。该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arry Coase)在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后人称为“科斯定理”),认为如果私人各方可以无成本地对资源配置进行协商,那么无论最初的权利如何分配,各方总能够达成一种社会最优的协议,从而解决外部性问题。(17)该方法克服了“庇古税”中影子价格难以准确估计的问题,政府通过界定产权、降低交易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用市场的手段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然而,这种方式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交易成本为零,相反,如果利益各方人数众多时,协调每个人的成本过高,此时靠市场的力量达成有效协议的可能性极低。利用“科斯定理”解决国际社会外部性的最典型案例就是碳交易市场。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为了实现全球节能减排的目标,世界形成了若干个区域型的碳交易市场,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该市场在控制排放总量目标的基础上,允许企业之间以货币交换的方式出售或购买排放权指标,通过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流通商品,实现对其市场定价,解决了外部性问题。

   除上述经济学中讨论较多的解决方法外,在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领域也有不少化解外部性问题的探讨。例如,在社会学和伦理学领域,一些学者强调要通过道德的力量约束具有负外部性行为,依靠公益慈善等方式提供具有正外部性的商品和服务等。在政治学领域,将化解外部性问题归结为国家公共政策干预和外交介入,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实现对外部性问题的矫正。在外交学和国际关系领域,很多学者强调通过经济外交来介入解决一个国家的经济外部性问题。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但会带来国内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也会给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方式带来重大改变。鉴于中国当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自身参与国际经济方式的变化必然会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一定的外部性,这些外部性中有正向影响、也有负向影响,有的可以通过市场的力量自发解决,有的则要依赖政府干预,通过外交途径来沟通化解。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可以初步得出:从“十四五”期间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来看,除了必要的经济手段外,外交手段尤其是经济外交手段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三、双循环及其外部性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提出,是对近年来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的总体判断和战略调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已经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全球最大的经济增长来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即将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已基本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合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而必须进行调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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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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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亚太》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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