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令远 王高阳:国际关系理论正在走向终结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1 次 更新时间:2015-12-25 19: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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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令远   王高阳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大辩论”一直被视为国际关系学科的主流叙事方式。近年来以大理论或范式为主体的“大辩论”却逐渐偃旗息鼓,多年来没有出现堪与三大主流范式相比肩的理论范式,因此,“国际关系理论终结论”开始流行起来。然而,当前国际关系正在发生的实用主义转向使我们有理由对“国际关系理论终结论”表示怀疑。当前国际关系发生的实用主义转向,在理论形态层面表现为国际关系中“另类理论”的逐渐增加,在方法论层面表现为多元主义和折中主义的兴起。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缓和了“大辩论”传统所造成的单一理论霸权和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一个成熟的国际关系学科,恰恰就是其展现出来的现实关怀意识的增强和理论包容性的增加。国际关系中“另类理论”的增加,表现出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关怀意识在增强;国际关系理论“多元主义”和“折中主义”的发展趋势,展现出的正是其理论包容性的增加,而且也有可能借此推动国际关系理论进一步的创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辩论”结束之后,我们面临的不仅不是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而有可能是国际关系理论正在日渐走向成熟的现实。

  

问题的提出

   2012年4月,在美国国际关系协会的年会上,著名的《欧洲国际关系杂志》策划并推出了一个讨论专题——“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在对该主题的介绍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从1979年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出版以来,国际关系经历了一个理论视角不断扩展的过程,也就是人们经常所指的范式的争论。围绕着一系列问题,这些理论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这些争论扩展了学科的研究焦点,塑造了新的理论视角。然而,今天大理论和理论之间的论战在国际关系杂志上已经不再常见”。

   从此,“国际关系理论终结论”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2013年9月,《欧洲国际关系杂志》推出了一组以“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为主题的特刊,其中收录的很多文章的作者都是参与2012年ISA主题为“国际关系理论终结”讨论的作者,这组特刊对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国际关系学科的现状及其前景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本期特刊的第一篇文章是由三位编者蒂姆•邓恩、丽娜•汉森、科林•怀特联合撰写的主题文章,题为《国际关系理论终结了吗?》。三人长期作为《欧洲国际关系杂志》的编委,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现状自然有着较一般人更为清醒的认识。

   三位编者在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长期过程进行回顾后,尤其是对《欧洲国际关系杂志》从2008年到2013年所刊文章加以梳理之后,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正在从范式的争论过渡到理论和平共处的阶段。有两个趋势可以用来支撑这一观点。首先,他们发现,理论之间跨范式的争论越来越少;其次,单纯的理论建构和论述理论发展的文章也越来越少了。

   从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问世以来,当时引起的范式之争,如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等,曾对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但现在我们看到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现状是各种“主义”和学派之间的辩论越来越少,而理论验证(theorytesting)类的文章却越来越多。

   这期特刊推出后立即在国际关系学科内引起了不少讨论,令原本沉寂多年的国际关系理论开始进行自我反思,反思该学科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发展及国际关系学科未来的发展前途和命运。

   伊娜纳•海米蒂•阿塔亚(InannaHamati-Ataya)针对这期特刊的评论认为,这“不仅是对国际关系理论现状和未来发展进行集体反思的一个机会,而且提出了一些新的途径来重新思考理论以及理论与现实的关系。”

   关于这期含有如《大理论的贫困》(Thepovertyofgrandtheory)、《后范式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Internationaltheoryinapost-paradigmaticera)等众多文章的特刊,最重要的意义并不在于具体的理论陈述,也不在于其最后的论证结果,即国际关系理论是否正在走向终结,而在于其提出了国际关系理论正在走向终结这样一个富有丰富内涵和令人深思的理论话题。

   回到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现实,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理论的确再也没有出现具有“革命”意义的新理论范式,催生国际关系新理论与新范式的“大辩论”正在偃旗息鼓,这是否意味着国际关系理论正在走向终结?如果国际关系理论正在走向终结,失去理论支撑的国际关系研究的生命力是否就此消亡?

“大辩论”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史的叙事方式

   国际关系从一战后在英国作为一门学科开始产生到现在,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在此发展过程中,国际关系在借鉴与吸收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思想精华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一门显学。

   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思想理论的形成与变迁,而这些思想传统的形成与大辩论是分不开的。

   可以说,大辩论是国际关系学科自身存在与理论发展的一个核心,也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科的一个重要叙事传统。

   “根据大大小小的辩论来讲述国际关系学的故事已经成为了一种惯例,国际关系学比其他大多数学科更彻底地运用战斗意象来组织国际关系学的自我认知。”大辩论对国际关系学科的成长具有特殊意义。“在国际关系学科历史发展进程中,‘大辩论’(greatdebate)不仅是学科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事实,也是学科历史叙述和建构的方式”。

   可以说,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就是大辩论的产物,之后的大辩论又进一步碰撞出国际关系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方法,促进了该学科的发展和壮大。

   现实主义在与理想主义的辩论中成长起来,科学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辩论带来了国际关系学科方法论的多元化,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辩论也催生了更为精细化的研究议题,建构主义在与理性主义的辩论中渐露锋芒,并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理论中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并列的三大支柱性理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五次大辩论基本上贯穿了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整个历程。

   可以看出,正是因为大辩论的存在,范式间的争论激活了思想,使得国际关系学科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众多思想流派,丰富了国际关系的思想宝藏。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关系学科新的大理论却丝毫没有踪迹,国际关系的理论资源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参与大辩论的三大范式,而范式间的辩论也偃旗息鼓了。

   “近年来,虽然西方国际关系知识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但是知识增长方式切合波普尔的渐进积累模式,即单纯的数量增长,而不是托马斯•库恩的激进革命模式,没有出现理论质变(质的飞跃)。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范式演进已经停滞了,现在很难在范式上取得重大突破。而理论创新的进展也明显减慢,在最近的十年里,没有出现过有影响力的理论或学派,出现了普遍的理论创新疲惫。”

“大辩论”的缺陷与正在走向沉寂的大辩论传统

   “国际关系领域有着大辩论的深远传统,但现在,大理论和竞争性大理论之间的争论与交锋看起来正在减弱”。

   长期以来,大辩论是国际关系的主流叙事方式,也是产生大理论和新范式的重要渠道。但现在,大辩论正在走向沉寂,范式间的争论也缺乏新的动力,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步伐正在明显衰退。

   曾作为催生国际关系大理论的重要诱因之一的大辩论为什么走向沉寂?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虽然大辩论曾经对国际关系众多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过重要的催化作用,但同样应该看到,大辩论也有着明显的缺陷。

   首先,大辩论的一个重大缺陷在于作为辩论双方的主体必须是大理论,即所谓“大理论才能产生大辩论”,因此大理论必须依靠简化假设,尽可能地从现实中抽离和概括出最抽象和宏观的理论,以便得到最精简和科学化的理论,这便造成了理论与现实的隔离,因此它远不能反映现实,而是对现实的部分歪曲和简化。正如肯尼思•沃尔兹将现实主义科学化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虽然得到高度的精简,但我们不应忘记,该理论的成立基于其最初一系列假设,即国家是国际社会中唯一的自主且理性的行为体,这就使国内政治过程这个“黑箱”被彻底掩盖了。之后在此基础上兴起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力图重构现实主义的理论前提。国际关系本应是离现实最近的学科,因为其研究对象是国际社会活生生的事实。然而这种从理论到理论的大辩论却使国际关系理论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象牙塔中。我们时常会发现,当我们绞尽脑汁创造出一个精致美妙的理论之后,现实的发展会马上给该理论以致命的一击,这真是一种辛辣的讽刺。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冷战结束这一国际关系的重大事件,然而当时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未曾预测到这一结果。

   其次,大辩论的学科史叙事传统进一步强化了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这一固有印象。从近一个世纪的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史历程可以看出,其大部分理论由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提出。虽然这些理论本身大多都是在汲取了欧洲大陆和英国的思想资源之后进行的理论创新,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它们都是在被美国学者重新提出并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科内产生一定的影响之后,才开始成为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力的理论。直到第四次、第五次大辩论之前,欧洲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并未反映在大辩论之中;即便已到第四次、第五次大辩论之时,欧洲风格的国际关系理论也并没有在其中产生巨大的影响,更遑论西方之外的世界其它地区的国际关系思想。因此,可以说“大辩论”最为典型地反映了国际关系理论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因为正是大辩论的理论传统掩盖了国际关系思想多元化的现实。这种“美国风格”的社会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资源相对贫瘠,使国际关系失去了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源泉和土壤。

最后,由于大辩论过分地强调论争,而忽略了理论融合和理论之间相互借鉴的可能性。“大辩论所造就的‘学术论争’意象对于学科内的分裂和尖酸的学术对立的过度强化抑制了研究者之间的学术对话,破坏了学术冲突的和平解决,因为辩论者似乎都想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最后独自站立在学术舞台接受谢幕掌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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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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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15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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