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高阳:政治全球化与民主的未来

——兼评2011年世界政治中的春夏秋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9 次 更新时间:2012-02-29 09:34:09

进入专题: 政治全球化   民主  

王高阳  

  

  摘要:民主是政治全球化的题中之意,也是政治全球化的必然要求。社会化与竞争的机制解释了民主如何在政治全球化中获胜,成为全球社会公认的一种普世价值。在政治全球化的背景之下,2011年的世界政治成为民主的注脚,从年初开始的阿拉伯之春、伦敦之夏、美国之秋再到俄罗斯之冬,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民主革命的任务,发达国家面临着再民主化的任务,民主的发展势头强劲。虽然现实离真正的民主世界还很遥远,实现真正民主的路途也还很遥远,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民主一定会遍地开花。

  关键词:政治全球化;民主;社会化;竞争;2011年

  

  全球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没有国界的时代。在商品、劳务、资本等源源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的时候,经济全球化造就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统一市场;与此同时,政治全球化也带来了一个民主的时代,一个民主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更受重视的时代,民主的普世价值得到了全球的认同。当后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一定会发现2011年更是其中的一个标志性年份。

  

  一、民主:政治全球化的题中之意

  

  从15世纪欧洲发现新大陆之后,世界开始迈向全球化,此后在交通、科技等因素的作用之下,全球化开始加速发展。但是开始,这种全球化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在20世纪末苏联解体之后,全球统一的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形成,商品、人员、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经济上的相似性已经日益显现,空客、麦当劳、可口可乐、带着“MADEINCHINA”标签的各色商品等在世界范围内随处可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文化上的全球化也在加速发展。随着各国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各种不同的文化之间在相互借鉴中共同发展,文化宽容已经成为不同社会的共识。世界各地随处可见的基督教堂、好莱坞电影的全球同步上映、《乔布斯传》的全球同步发售等。

  在全球化时代,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飞速发展的效应已经不可避免地“外溢”到了政治领域。在政治领域,进入全球化时代后,每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都越来越离不开整个世界的政治大气氛与大格局,由于信息传播的全球化,每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信息可以在瞬间内传播到世界各地,每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也会受到整个全球公民社会的关注,全球政治的一致性、互动性增强,催生政治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开启。因此,一个日益显著的现象是:在全球范围内,一种普遍的政治理念、政治价值获得广泛的认同,并最终化为政治实践的过程已经来临了,这就是政治全球化。

  政治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当人类意识到他们之间相互联系时的一个必然会出现的一个过程。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促使那些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价值和政治评判标准的全球化,诸如民主和民主化、宪政、法治、自由、平等、人权、公平、正义等,这些政治价值逐步成为普世性的价值规范和人们公认的政治评判标准。随着民主政治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并且成为人类政治发展所追求的目标,因此,政治全球化意味着各国之间在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上的认同趋向,这首先表现为对以自由、平等为核心内容的民主价值观趋同和保障自由、平等、人权充分实现的民主制度的普遍化。[i]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政治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就是民主化,民主是政治全球化的必然要求。或者说,在这些普世价值成为评价各国政治制度优劣主要标准的情况下,走向民主化将成为大势所趋,尽管各国民主化道路和民主制度的具体形式不尽相同,但是民主价值的普适性已经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正如亨廷顿所言,“从总体上看,民主化的运动是一项全球性的运动。”[ii]

  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全球化所要求的民主并不是西方语境中的民主。“民主”一词源于希腊文两个字,一个是demo,意指人民或者是公民,一个是cracy,意指某种公共权威或统治,合起来就是指人民的统治或者统治归于人民,因此“更准确地说,由全体人民(而不是他们选出的代表)平等地、无差别地参与国家决策和进行国家管理,这是民主最原始、最简单的含义。”[iii]正是在其最本质的意义上讲,民主是一种普世的价值,但是这种普世性却绝不意味着民主的实现形式的唯一性,相反,应该承认,民主在不同的国家、历史道路及国情之下,民主的道路及实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各个国家在结合其具体国情选择适合本国的民主发展道路是合理的。

  政治全球化对全球政治提出了新的挑战,使得各个国家都要真诚面对政治全球化,严肃地探讨关于民主的各种话题。那么,民主是如何在各种不同的政治价值之间,尤其是在同专制独裁之间的竞争中胜出呢?

  

  二、政治全球化的动力机制:社会化与竞争

  

  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得全球联系日益密切,各种说法从“地球村”到“世界是平的”等都是在强调此类现象,可以说,一个全球社会真正形成了。在这个全球社会的背景之下,这里采用社会学的视角来考察民主价值是如何在政治全球化过程中胜出的。社会化与竞争是社会科学中的两个基本范式,也是理解民主价值是如何在政治全球化过程中胜出的关键。正是在社会化与竞争的作用机制下,民主成为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无论愿意或者不愿意,这就是历史的现实。

  所谓社会化,是指集团或社会以自发和非正式的方式树立起的行为规范,并对其成员的各异行为和意见产生某种约束作用,从而使成员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彼此的互动中得到减少,呈现同质性。[iv]伊肯伯里和库普乾将社会化概念定义为一种学习的过程。也就是,行为者在社会互动中接受社会中共有规范与观念的过程,这种社会化机制在形成一个日益相似的世界中的作用非常显著,各种国际规范、国际机制都起着类似的作用。“社会以自发的、非正式的方式建构起了行为规范。符合团体规范的行为得到赞许,违背团体规范的行为则会受到规则的惩罚,借此则使规范得到进一步的增强。社会化使团体的成员遵从团体的规范。团体中某些成员会觉得这些规范令人压抑,并倾向于偏离规范而行动。但是嘲弄会很快地使它们重归正途,或是迫使它们离开团体。无论是哪种结局,团体的同质性都得以维系。社会以多种方式建立自己的规范,并鼓励成员遵守规范。社会化减少了差异。社会成员间的实际差异要大于它们在行为上表现出来的差异”。[v]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同样如此,要想在国际社会中生存和立足,就必须遵守一些基本的国际社会公认的规则和制度,比如自由与民主的价值,只有如此,社会互动才可能得以继续进行下去,否则,国际社会就只有通过惩罚或者可信威胁来迫使不按规则行动的行为体采纳这些规则,通过社会化机制,国家走向了民主。

  竞争则是理解民主价值是如何在政治全球化过程中胜出的的另一个维度,而竞争机制则意味着生物学中的达尔文主义在全球社会的表现,“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在全球社会中也是同样适用的。要想在当今的国际社会竞争中取得先机,在国际综合国力竞争中胜出,就必须采取最有效率的生产组织形式、政府组织形式等。在一个全球社会之中,各个单元或不同的行为体,这里主要指党派或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不同的党派为了在选举时成为执政党、为了获取更大的政治影响力,传统上那种极端的左右翼型政党纷纷把争取更多的中间选民作为赢得胜利的保证,纷纷改变自己的竞选纲领、修改自己的竞选口号以便于赢得更多的选民支持,于是,左右翼之间的分野不再是难以逾越的了。国家间竞争关系的实质是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围绕着综合国力的竞争,为了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先地位,各个国家的政府都开始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更加有效率的制度组织形式,为了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与认同,就必须将民主、自由、公正等政治价值化为具体的政治实践。因此,在竞争的、优胜劣汰的压力之下,各个国家都纷纷将民主化,并以此提高国内民众的支持,增强国家凝聚力作为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三、民主成为2011年世界政治的强音

  

  2011年世界政治新闻不断、热点频现。从年初开始的阿拉伯之春、伦敦之夏、美国之秋以及年末的俄罗斯之冬,2011年春夏秋冬整个世界都在不安与骚乱中度过,民主成为一个流行的词汇。阿拉伯之春事实上从2010年12月份就开始于北部非洲的突尼斯,这场运动以北非国家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被民众抗议推翻为肇始,形成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众反政府运动,如潮水般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稳坐江山数十年之久的政治强人如多米诺骨牌般接二连三地倒下。运动浪潮随后波及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阿尔及利亚、约旦、沙特、阿曼、巴林、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卡塔尔等其他阿拉伯国家乃至非阿拉伯国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发生了一些抗议示威活动,但大都逐渐平息。2011年的夏季被称为伦敦之夏,事件的导火索是北伦敦托特纳姆区居民马克•达根被警方开枪打死,英国伦敦北部8月6日发生的骚乱后来不断升级,打砸抢烧已扩散至英格兰其它地区,“第三世界式骚乱在伦敦爆发”,印度《自由媒体》杂志8日以此为题的文章感慨伦敦陷入“绝对无政府状态”。美国之秋的标志性事件是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高潮迭起,抗议者声称:“我们代表99%的人口,反对的是那些掌握40%财富的1%的人”,直接将矛头指向华尔街金融大亨们。俄罗斯之冬起因于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民众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俄杜马选举舞弊现象,上千名反对普京的年轻人,高喊“没有普京的俄罗斯”、“我们需要自由选举”,敲着鼓,在莫斯科城市中心进行示威集会,抗议选举结果,要求普京结束他在俄罗斯的“独裁”统治。

  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为民主的第四波浪潮,此次的民主化浪潮承接着第三波民主化而来。第三波民主化是由著名政治学家、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亨廷顿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从1812年到1910年前后是第一次民主化浪潮,但从1910年到二战以前很多国家又从民主走向了非民主;从二战结束以后一直到1965年前后是民主浪潮的第二波,不过到1965年以后很多国家又从民主变成不民主,是第二次民主的回潮;1974年从南欧开始,一些国家又开始民主化,由此开始了民主的“第三波”。每一波民主浪潮之后,虽然会有退潮,但下一波民主化浪潮之后,会有更多的国家采取民主政体的形式。[vi]根据亨廷顿的第三波民主化理论,基本上可以将今年的民主化浪潮称之为“第四波”。而这次的民主化浪潮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在于此次民主化浪潮席卷整个世界,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非洲、亚洲、欧洲到美洲,到处都充斥着民主的呼声。

  此次阿拉伯世界及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民主化浪潮基本上是在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参与要求日益扩大,但是这些国家却长期为独裁统治者或者强人所统治,如利比亚的卡扎菲、埃及的穆巴拉克以及突尼斯的本•阿里等,没有能够为民众广泛参与政治提供一个合法的途径。关于发展中国家走向民主的一个理论就是认为,在经济缓慢发展或者迅速发展进入到一个成熟、稳定的政体之下时,出现民主化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使得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之时,民主化出现的可能性最大。通过对阿拉伯之春以及俄罗斯之冬的发展演变,可以看到这些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都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佼佼者,其经济发展水平或者经济竞争力都处在地区的前列,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政治发展的落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得这些国家民众愈发对现存政体感到失望。特别是在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国内培养出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时,民众对民主的呼声就越发强烈,而这些国家在民族革命时期经历了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的过程,却未曾经历一个民主革命的过程,因此,这些国家的民主化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也是在补历史上缺失的一课。

  而此次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等出现的民主化浪潮,基本上可以称之为再民主化,其基本逻辑是西方发达国家在从17世纪开始的民主革命浪潮中,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民主并走向制度化。但是在从20世纪后期开始,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整个社会中产阶级日益萎缩,而最富有的阶层与最贫穷阶层的收入差距日益拉大,社会贫富日益分化,民主的基础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如美籍新闻记者卡普兰(Kaplan)在《行将来临的无政府状态》(TheComingAnarchy)一文中就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两分的世界。全球的一部分居住的是黑格尔和福山的最后的人,他们健康、衣食充裕并且得到了技术支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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