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令远 王高阳:中日和解的缺失:一种地区安全结构的解释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0 次 更新时间:2018-09-16 0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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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令远   王高阳  

   内容提要:东亚是中国崛起的舞台,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前沿阵地,但东亚却面临着“巴尔干化”的危险。长期以来,东亚地区安全结构存在的问题之一,在于轮辐式双边主义的过剩,而积极合理的多边主义却相对匮乏。这就使得中日之间缺乏有利的安全环境,从而也使两国长期为历史问题所困,从未实现真正和彻底的和解。而来自欧洲国际关系史的经验,验证了多边主义的安全框架对实现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和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东亚,无论是轮辐式双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相较于欧洲,都呈复杂形态。因此,在厘清它们的分际之后,我国应积极参与和推动东亚地区积极合理的多边主义,从而为中日两国早日实现真正的和解,提供一种所需的路径选择。

   关 键 词:安全结构  双边主义  多边主义  中日和解  路径选择

  

一、引言

  

   二战结束后,随着美苏冷战大幕的拉开,东亚成为冷战的一个重要战场。冷战的过程虽然充满了剑拔弩张,但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除了在朝鲜半岛和越南发生了局部战争外,东亚地区基本上维持了和平和稳定的局面。然而,冷战结束后,朝核问题、东亚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等问题开始凸显,各种矛盾的交织造成了东亚安全形势急剧恶化。特别是美国高调重返亚太,持续增强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后,作为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日本开始在安保领域突破战后体制,加强了与中国的对抗,使得东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呈现非常复杂的局面。

   以2014年底北京APEC会议为契机,中日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之后,关系有缓和与改善的趋势。然而,种种迹象显示,这种改善依然是异常脆弱的。回首中日两国自20世纪70年代恢复邦交以来的历史过程,虽然早期经历过短暂的“蜜月期”,但自冷战结束以后,中日两国的摩擦开始呈现日益频繁和深化的趋势,并表现出缓和与紧张不断交替出现的现象[1]。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日之间全面和解的缺失。而这种和解的缺失,无疑是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错误态度所致;另外,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缺乏有利的地区安全结构,也是造成中日和解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基于此,本文拟从当前东亚地区的安全结构框架入手,试图为上述中日关系循环反复的怪圈现象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视角,从而也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路径选择。

  

二、东亚地区安全结构:轮辐式双边主义过剩

  

   从地区安全结构来看,东亚地区特殊的安全结构主要体现在:轮辐式双边主义的过剩与积极合理的多边主义的相对缺乏。冷战结束之后,东亚地区安全结构上的双边主义与经济结构上的多边主义形成了明显的乖离,并且这一趋势在进入新世纪以后正在变得愈发明显。由于当前东亚地区特殊的安全结构,使得中日之间和解的环境与欧洲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像法德那样的和解也就缺乏一种基于安全设计的框架支撑。

   “所谓双边主义,是坚持通过两个国家间互动的方式来处理国家间关系的理念和外交实践,即在两个国家之间进行交往、磋商甚至达成协议或签订条约等方式来协调双方的关系。”[2]双边主义是一种涉及两方的制度安排,这就意味着同多边主义相比,双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排他性与歧视性。地区内的双边主义是在国家之间的双边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按照结构形式可以分为轮辐式双边主义(Hub-and-Spoke Bilateralism)和蜘蛛网式双边主义(Spider-web Bilateralism)[3]。

   所谓轮辐式双边主义,即多个国家围绕一个主要国家或核心国家构成的某种结构形式,而核心以外的国家之间本身缺乏紧密联系。轮辐式双边主义需要一个核心国家来充当地区内安全与秩序的提供者,但由于围绕这个核心国家的多个国家之间彼此缺乏有机互动,因此也缺乏合作的动力,并且核心国家将有可能被拉入到其他国家之间的冲突之中,安全与秩序本身缺乏强有力的支撑。而蜘蛛网式双边主义为阿米塔·阿查亚所提出,它是在地区内多个国家之间双边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更加复杂的制度结构,是一个密集的制度网络。不同于轮辐式双边主义,这种关系结构之中不存在一个核心国家,很多国家彼此之间有着复杂的相互嵌套的双边结构安排。蜘蛛网式双边主义通过各个国家之间复杂的双边关系网络,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相互依赖的复合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地区内多边主义的缺失。[4]甚至可以说,这种形式本身就是多边主义的雏形。因此,双边主义并非一定与多边主义不相容,重要的问题在于双边主义的结构安排。

   战后以至当今的东亚地区,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安全结构的一个重要缺陷在于美国主导、日本积极配合的轮辐式双边主义秩序安排,从而使东亚地区缺乏深度融合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冷战之后,更是如此。中国则由于长期坚持不结盟政策,强调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因此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一直坚持双边主义。而区域内的大部分其他国家——主要是中小国家,有的选择依赖美国的轮辐式双边主义,更多的则力求在多边主义的道路上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众所周知,二战结束后,美国在东亚主导了地区安全秩序的塑造。但“与美国支持欧洲多边主义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一直在东亚坚持双边主义立场。”[5]以双边主义为原则,美国在东亚通过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等盟国分别建立起一对一的双边安全关系,打造了以美国为核心的轮辐式双边安全结构。在解释这种美国在西欧与东亚推行的不同战后安排时,伊肯伯里指出:“在理解关于单极国家权力的两种相互竞争的逻辑时,我们有必要记住美国在欧洲和东亚堪称对照的历史经验。……在东亚,安全关系迅速成为双边性的。……在东亚,美国更愿意进行围绕双边协议的秩序建设,因为多边主义包含着对美国政策自主性的更多制约。”[6]借助于这种双边主义安排,美国控制了其东亚盟国,并对中国实施了长期的战略围堵。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东亚地区延续了其冷战时期的安全体系,强化了其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等盟友的双边伙伴关系。近年来,随着美国的相对衰落,其对东亚局势的控制能力有所下降,因而借助这种轮辐式双边主义制衡中国的需求明显增加。与此同时,东盟这种多边主义结构组织也越来越为美国所重视。但其以轮辐式双边主义为主要抓手的东亚地缘政治战略并没有根本改变。

   中国长期以来对一般所谓多边主义也存在一定的不信任,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在近代历史上曾经遭受过长期的帝国主义侵略,因此对主权和独立自主非常敏感,而多边主义则有可能侵蚀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的原则。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开展多边主义外交,加入了一系列重要的国际性组织和条约,但在东亚,由于担心陷入由他国主导的多边主义框架而失去外交政策的灵活性,所以实行一般国际关系意义上的双边主义就成为必然的选项。譬如,“中国最初也反对亚太安全关系中的多边主义。中国担心东盟地区论坛可能会被像美国这样的大国操纵用来向中国施压,损害中国的领土要求,抑制中国合法的地缘政治作用。另外,中国担心东盟地区论坛可能会发展成为西方大国手里的一种工具,用来干涉亚洲成员国的内政。”[7]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对积极参与东亚的多边主义抱有很强的疑虑,因此在中国看来,多边主义对中国而言并非是最好的选择,特别是在涉及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争论上。但是,中国最近显然已经认识到了积极合理的多边主义自有其价值所在,因此也逐渐改变了一贯坚守的双边主义外交倾向。如积极参与创建“上海合作组织”,积极参与并推动“亚信会议”等。在东亚,中国也致力于推动具有积极意义与合理的多边主义进程。其中代表性的例子是首倡并积极推动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这一多边主义安全框架。

   日本虽然也曾积极倡导建立东亚共同体[8],但日本外交政策的重心是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即更多的是在美国轮辐式双边主义框架保持对美协调。近年,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与美国同调,在以轮辐式双边主义为主要抓手之外,更加重视东盟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试图将之作为制衡中国的一个筹码。总之,一方面双边主义“目前仍然是日本政治精英人物制定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基石”。[9]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厘清一个事实,即日本越来越热衷于通过建构一个消极意义上的“多边主义”网络来制衡中国,美国则充当其幕后推手。譬如,中国提倡在解决与东南亚有关国家的领土主权以及海洋权益问题时,应以当事国双边之间的谈判为主要抓手;而日本则积极鼓动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发声,企图以此为手段对中国施压。日本还在中国的周边积极打造“自由与繁荣之弧”,热衷于推动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美国一起形成“菱形”乃至“双菱形”对华包围圈。而这种“多边主义”对地区安全与繁荣所起的作用是消极的、破坏性的,更遑论推动民族和解!所以,所谓“多边主义”,既有一般意义上相对于“双边主义”的“多边主义”,也有具有特定内涵的“多边主义”。

   不言而喻,当前东亚地区安全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即在于这一地区美国主导的轮辐式双边主义的过剩。“可以说,双边主义仍然是东亚国家处理本地区事务的主导方式,这在安全问题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双边伙伴关系或者军事同盟在本地区安全事务上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10]轮辐式双边主义虽然一方面可以使小国获得一定外交空间,甚至在特定情况下某种程度可以绑架核心国家的外交政策;但另一方面,核心国家之间由于缺乏相互联系的双边主义网络,特别是中美与中日之间本身的紧张关系,使地区安全形势存在很大风险和变数。实际上,这种安全架构和情势,恰恰是美国所乐意看到的。在其“重返亚太”之前,与多边主义相关联,东亚的一体化进程相当顺利;而近年东亚形势突变,实际上是美国在这一地区维护其霸权刻意所为的结果。日本则借助于美国的这一战略,推波助澜,其外交近年表现得非常活跃和积极主动,在围堵中国的战略布局中起到急先锋作用,并借机实现修改和平宪法,这就必然给中日间实现真正的民族和解蒙上阴影、增加难度。

   美国主导、日本积极配合的这种轮辐式双边主义的安全结构之所以不利于和解,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无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冷战之后,都在扮演着制衡中国的角色。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自然对美国试图主导、日本积极推动的东亚多边主义疑虑重重。“亚太地区的安全关系从消极的意义上说明了多边制度的重要性。……今天,由于没有这种制度性的安排,该地区难以适应全球政治所发生的根本变化。”[11]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近年中越之间围绕南海问题、中菲之间围绕黄岩岛以及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争端的加剧,都与该地区双边主义安全结构有关。在这种安全困境造成的地区安全形势没有明确保证的时候,和解也就成为奢侈品。同时,合理的多边主义地区安全结构发育的迟缓,也使中日和解缺乏第三者的保证和中介入的角色,中日和解一直未能出现重大进展,也就不足为奇。

  

三、多边主义是实现和解的重要路径:来自欧洲的经验


一般而言,经典意义上的多边主义是现代国家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特别是自战后以来,多边主义的发展已经革命性地改变了国际关系的内涵。按照基欧汉的说法,多边主义是指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国家通过特别的安排或借由机制来协调国家政策的实践。[12]按照约翰·鲁杰的理解,所谓多边主义是指“按照某种原则来协调三个或者更多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制度形式[13]。(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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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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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北亚论坛》 , 2016 (6) :1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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