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农民组织起来

————兼论转型期社会农民权益保障机制的建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884 次 更新时间:2003-09-03 1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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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文忠  

  

  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农民作为一个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的权益保障机制是否建立健全对转型期中国社会变革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农民权益的保障机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农民组织化。  

  

  一、农民的组织化与农民权益的“悖论”存在吗?

  

  八十年代初,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体制的最终解体,农民群众劳动创造热情的重新被激活。农民又一次拥有了自己决定命运的机会。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得到一定的保障。我们看到,农民经济权益的获得是以农民高度组织化的体制被打破为前提的。从这里,相当一部份人似乎得出这样一个“悖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农民的权益越容易受到侵害;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越低,农民的权益越能得到保障。以至于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人们提到农民组织不是联想到“合作化”运动时期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组织。谈“合”色变,谈“组织”色变也就顺理成章了。  

  五十年代“合作化”组织、人民公社是真正的农民组织吗?农民组织真有那么可怕吗?  

  作为一种带有浓厚异域工业文明色彩的组织制度,合作社移植到中国来,自然离不开国家权力主导下的强制性推行,即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解放初,土地改革实现了几千来来普通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威权地位进一步确立。包括农业在内的国民经济在逐渐恢复的同时,农户与农户之间由于家庭条件不一,大部分农民家庭底子薄,资金、农具短缺,难以抵御自然灾害。因而,在有些地方出现了土地买卖、雇工剥削、贫富分化的现象。从客观条件来看,农民也有一种组织起来的现实诉求。然而,国家意识形态对这种不公平的经济增长方式有着天然的排斥力。凭借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树立固不可破地位,强力推行执政党认定的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方式也就理所当然。农民的现实诉求也就为国家决策层的主观意愿所替代。应该说,“合作化”运动的初期,党和国家的决策层对合作化的理想预期还是十分冷静和理智的。1953年春,鉴于在发展互助组过程中部分地区违反自愿互利原则,强迫编组,盲目发展的情况,中央及时提出了反对冒进、稳步前进的方针。但是,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互助组即进入大发展时期。全国互助组达到993.1万个,参加农户达到6848万户,占到总农户的58.3%。1955年5月,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召开,对合作化运动出现的冒进问题又一次提出纠正,并确定农业社一般停止发展,抓好生产和巩固,少数的省、县应当收缩,办好互助组,照顾个体农户的工作方针。但这年7月,最高领袖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各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制问题》的报告,提出“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批评了所谓“小脚女人”。全国合作化运动的开始逆转,变成了一种纯粹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1956年,全国入社农户由一年前的14%猛增到90%以上。当初级社还需巩固,许多遗留问题需要解决的情况下,全国又掀起高级社的浪潮。1956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开始在全国大搞升社并社工作。到年底,全国发展到75.6万个,入社农户达12234.6万户,占全国总农户的96.3%,其中高级社达到87.8%,原来计划用18年时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任务,仅用5年时间就完成了。   

  “合作化”运动在中国的全面推进,是由国家执政党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典型的管理型制度交易,即制度的供给方――国家执政党占有完全的主导地位,而制度的需求方――广大农民却逐渐被排斥在制度的决策、实施的过程之外。在合作化初期,党的决策层虽然认定合作化是中国农村变革的大方向,但还是采取了试着看的态度,即所谓“留有余地”。表现为:保证农民土地所有的基础上,制定自愿互利的原则;提出步骤上用18年时间完成互助组、初级组、高级社的过渡。然而,由于制度实施的深入,制度的需求方―-广大农民完全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失去发言权,被群体性排斥在制度执行之外,只能被动接受制度供给方的决策结果。制度交易各方的博弈中,供给方完全占据主导地位。保证农民的土地所有,参加与退出的自由成了一种过渡性的安排,只是为实现“更高级”目标的权宜之计。显而易见,不仅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而且农民自主生产经营权,这些基本的经济权益从此失去了保障。  

  管理型的制度交易中,制度的供给方往往又分为决策层和执行层,即威权体制下的上级和下级关系。在这里,下级的升迁、奖罚完全被上级掌控。下级受利益驱动自然有迎合上级主观意图的偏好。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隐性的交易行为,直接导致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信息传递与反馈的不对称。下级投上级所好的隐性交易行为――虚报、瞒报,制造政绩等,为决策层实现理想预期而实施冒进政策提供了现实土壤。人民公社大跃进代替高级合作社,终于完成了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合作化”运动这部“辉煌”巨制的最后一章。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制度虽曾有多次调整,但人民公社在农村社会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基础地位得以确立。  

  北大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人民公社制度失败的原因是由于产权残缺必然导致劳动力监督成本过高和劳动激励过低 (林毅夫,1992)。从制度变迁的初期来看,土地产权还不是最重要原因。因为农民土地所有权在土地改革后还是得到国家政权相应的保证,这也是执政党用土地换取农民对新政权认同的一个要件。而正是因为农民组织资源的体制性缺失,农民作为制度变迁的需求方在博弈中缺乏一个平等表达自身利益的机制和平台。农民没有一个真正能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其结果即是农民只能处于自身权益被剥夺的弱势群体地位。最终导致合作组织制度的变迁向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体制转变。强制性的制度变迁使农业合作组织离真正意义的自愿、民主、团结、互助本来的合作组织原则越来越远。   

  

  二、农民组织的再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    

  

  农村土地承包制作为改革标志性的制度创新,使人民公社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农村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随着农产品剩余的增多,农业和农村产业分工渐趋复杂化。只有高效利用有限的土地、劳力、资本资源,才能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发展机会。这一制度创新的诱致性因素直接催生了新型经济组织的产生。与包产到户一样,各种类型的合作经济组织由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培育、发展起来了。(张红宇,2002)   

  <案例1>   

  1993年,山东莱阳照旺庄镇祝家疃村第一茬大棚西红柿丰收在望。由于用了假农药,全村损失4万元。在分户经营的困境中,村党支部书记王宇敏悟出一个道理:群众一盘散沙,单枪匹马跑市场是不行的,指望政府也不行。得把农民组织起来,自己为自己服务。为此,他走访农户商量用合作社的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这样,有42户村民参加的莱阳第一家专业合作社――宇敏蔬菜供销合作社成立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案例。个体农户往往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为解决生产经营中一家一户成本过高的问题,以及提高自身的谈判地位,联合起来成为一个自然的需求。农民拥有生产经营的决定权,已经成为独立的商品经营者,为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产生提供了生存空间和环境条件。合作组织以互助互利、资源共享为利益纽带,以自愿、民主为组织原则,在市场与农户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在一个多种利益主体博弈、充满竞争的环境中自发生长的农民合作组织,与五十年代国家主导下单一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不同。其主要特点是:农民拥有充分的民主管理权,自愿加入,自愿退出;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地域的农民合作组织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比如,山东各类合作组织达3.4万个,全省入社农户达76%;浙江以专业合作社为主,单个合作社的经营实力强、以营销为特色,发展3000余家,入社农户2%;四川是我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发展最早的省,入会农户4%;河北以供销合作社牵头举办的农村专业合作社为特点,达6800多个,入社农户占全省农户的16%。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经济领域,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组织在保障农民的经济权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在农村社会政治生活中,也提出了农民组织化的要求。    

  <案例2>  

  1998年起,安徽阜阳某些地方加重农民负担,干部作风败坏。读过大专、参加过律师资格考试的青年农民杨云标走上了艰辛的上访维权之路。他遭受了各种责难、恐吓,甚至非法拘捕。坎坷的经历,使小杨由盲目变得理智。经与有共同经历的农民朋友讨论,大家认为,只有建立农民自己的组织,为农民维权服务,为农民发展经济服务,才能改变农村现状。于是,一个新型的农民组织――“农民维权协会”开始在杨云标及周围几十位农民的努力下筹备、运作起来了。他们依照宪法及其它法律草拟了《农民维权协会章程》。详细规定了协会及协会会员的组织原则、行为方式、议事规则,提出了“理性维权、文化启蒙、科学致富”三大活动内容。   

  “上访”是中国公民政治生活中一个专有名词。它往往是底层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的利益受到人为伤害时,找不到更有效的维护自身利益的通道,而被迫采取的向上一级党政、人大、司法机关申诉的方式。多年来,在首都北京、全国各大中城市的某个城区偏远角落,居住着相当一批以上访为生活主要内容的“上访族”。长年累月的上访,让这些人付出相当高的成本,甚至会付出血的代价,而得到的结果却不一定是他们所期望的。这种个体维权方式的高成本、高风险、低效益、非理性,渐渐使“上访族”中的精英分子认识到:农民维护自身权益最缺乏的是一个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于建嵘博士在中部地区针对农民与基层政府对抗的群体性事件进行了长期考察。农民在维护自身权益过程中的组织化倾向在湖南等省已现端倪。在湖南省H县,自1992年开始,H县20多个乡镇的农民因负担过重,多次上访县、市、省、中央,并逐渐形成了一支500多人的骨干队伍,其中有称为“减负代表”或“减负上访代表”的核心成员有80多人。他们依据中央和省政府有关文件对县乡制定的不符合中央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土政策进行各种形式的抵制。并且他们建立了跨村的政治性组织,初步实现了全县联合,已经正式提出了在全县范围内重建农民协会的要求。 农民的精英分子在整个维权, 及组织农民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领导才能、政治信仰已经超出平常人们对农民愚昧、无知的认识。在转型期社会,在与多种利益主体的博弈中,农民无师自通的政治智慧已经无可辩驳地说明农民并不因受教育水平低就可以对自己的利益漠然视之。  

  

  三、农民组织的体制性缺失导致农民群体的边缘化    

  

  农民组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生,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由于体制性组织资源的缺失,农民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弱势群体地位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显著表现是:二十年来中国法制建设虽然也取得了很大进步,调解、仲裁、申诉、法律援助、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等公民申张自己权益的机制也在逐步健全,但是,由于农民在国家和地方的社会政治中缺少一个自身利益的代表组织,决定了单个农民在面对庞大的科层化体制时永远是渺小的。农民这个中国社会最大的阶层,还在他们申张自己权益之前,就决定了他们付出的成本要比其他社会阶层大。  

  <案例3>  

  减轻农民负担,文件年年在发。因农民负担而引发的事件却时不时地发生着;中西部地区个别地方甚至呈加重的趋势。农民负担,乡村债务的积重难返,终于使中央高层下决心用200到300亿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逐步在全国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决心之大,力度之强,以至于有人说它开启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民“第三次革命”的大门。就在2002年税费改革试点全面展开前,四川省叙永县观兴乡8月31日晚上发生一起因200元税费负担引起的农民在乡政府门前自杀事件。 说起过程,让人倍感心痛:还是10个月前,一位叫许绍棠的农民家的牛被乡干部以抵200元税费款为名,牵回了乡政府;这可是这户农民家最值钱的一样东西了。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许绍棠东借西借,第二天才把200元交给乡政府。而交给乡政府后,许却没有得到他的牛----- -乡政府的一名工作员把牛交给了这个农民的一个亲戚,许正好差这个亲戚500元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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