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树山:我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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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山  


那是我人生的一场事故,好比迎面走来的人突然向我亮出了刀子,周围的人都看到了它凛凛的寒光。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什么也不是了,它只是一个玩笑,一场闹剧。


我回乡后,和所有的社员一样,被要求去参加群众大会。第一次,我看见有人拿一根三角带皮鞭抽打一个妇人,要她交出“变天帐”。那妇人像一只病猫般呻吟着。我觉得这不是一出好戏,中间的时候我就溜走了。第二次,我身边一个年龄很大的男人忽然站起来大声叫喊,他粗脖子红脸,慷慨激昂地说了一大通,样子像是要和谁拼命。但我始终也没有弄明白他冲谁发怒,为什么发怒。第三次轮到了我,主持会议的人高声喊叫着我的名字,称我为“炮匪头子”,让我滚出会场!我当时非常惊愕,全场人的人都很惊愕,因为很多人还不认得我。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我刚才说它是一把突然亮出的刀子,被它刺中可不是好玩儿的!我大声抗议和争辩。主持会议的人没有坚持,或许他们也没弄明白所谓“炮匪头子”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情说起来话长了,且容我慢慢道来。


在那个年代,差不多所有的中学生都是红卫兵,所以我也不例外。我们给校长和老师写大字报、小字报,贴满了教学楼的墙壁,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革命是劳动人民的盛大节日,那时候我们精神亢奋,日夜起草“檄文”,油印传单,发行小报,几乎天天都像过节。有人说革命和爱情一样可以使人迷狂,爱情还没有来敲门,革命首先把我们搂进了怀里,因此这是双倍的迷狂!


“大串联”开始了,我和几个同学坐火车赶往北京。那年头“革命小将”坐火车不必起票。拥挤的车厢里全是各地的中学生。我对面坐着几个年轻的女孩儿,其中一个女孩儿眼睛长得很俏皮,看人的眼光怪怪的。可惜旅程太短暂,我们没有任何交谈。入夜,大家困得东倒西歪,我被挤到了座椅下面。恍惚中,我好像抓住了那女孩儿的一只脚。就这样,我抓着一个陌生女孩儿的脚丫子跑到伟大首都去了。开头我们住在北京西郊一座空荡荡的大楼里,每天有人给我们发烧饼吃。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简直就是天堂,因为在我读书的三年中,连玉米粥也喝不饱!现在我不但跑到了做梦也不敢想望的北京,而且能吃到免费的烧饼,为了这个,我也要高呼:“造反有理!造反万岁!”


1966年8月31日,我们受到了伟大领袖的接见。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每人指定占有一块方砖那么大的地盘。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所谓“人山人海”,你只有身临其境,才会感到这个词的分量!我当时生出一种恐惧感——一种乡下人的恐惧:真的,这么多人聚在一起,这是很可怕的!我觉得天安门城楼离我很遥远,那边好像在开会,扩音器里传出热情而庄严的声音,是我不熟悉的南方方言。突然,人海狂潮涌动,人们推拥和叫喊起来;人们脸上热泪滂沱,高呼着口号,向一边奔跑,立刻发生了拥挤和踩踏。伟大领袖乘着敞篷汽车到人群中来了。汽车如同舰船,犁开了人海的波涛。无数军人手挽着手,砌成一座晃动的人墙,保护汽车前进。汽车很快从我眼前过去了,我看到一个人的背影,他站在汽车上,高举着手臂,像一座巍然挺立的雕像很快隐没在汹涌的人潮中。几个不相识的少男少女跳着双脚,互相搂抱着,泪流满面地欢呼:“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我们见到了毛主席!”这一切瞬间就平静下来了,毛主席去了哪里,我们谁也不知道。广场上堆起了小山一般的鞋子,无数的人赤着脚兴高采烈地离开广场。


事后我曾经追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我是不是见到了伟大领袖?我目睹了他的容颜还是只见到了他的背影?有时候我努力使自己相信,我见到了他的容颜,他没有笑容,非常严肃,从我眼前一晃而过。后来我又觉得这像电影里的镜头,我可能只是见到了他的背影。这个事实多少叫我有些失望。我想象中见到他的情景是这样的:他慈祥地微笑着,走到我的身边,问道:“小鬼,你从哪里来呀?”于是我就向他行一个军礼——虽然我还不是军人,但我要向他致以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最崇高的敬礼——庄严地回答:“报告主席,我从……”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这伟大的人只给我留下一个背影。


回到那座县城中学后,我骄傲地向人宣称:我见到了伟大领袖!我把想象和现实弄得很含混,把经过描绘得活灵活现。弄到后来,连我自己也弄不清现实和想象的界限了。一件事情,哪怕你亲身经历过,当你言说时,它已经不是那件事本身,而是“说出的事”了。我不是故意说谎,而是出于一个人本能的机智。我亲眼见到了伟大领袖,这件事情使我有了很多追随者,于是我以那个伟大的日子相号召,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叫作“八三一东风战斗团”。八月三十一日,那个伟大的日子,我的荣耀和辉煌,我的造反和宿命,我必须把它写在我的旗帜上!


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我们操练着“群雄并起,占山为王”的造反事业。自立山头的人太多了,我记得一个粗黑的汉子自命为“花枝俏”,这个孤独的造反者每天一个人举着“花枝俏战斗团”的大旗,意气风发地走过县城的大街。他穿着一身褪色军装,腰扎一条宽皮带,高举大旗正步走,一边走一边高呼口号。“花枝俏”一来,人们就纷纷围上去,站在大路两边,为他鼓掌叫好。而那汉子如同走在检阅的方队里,目不旁视,中规中矩地走着正步,高呼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穿过欢呼的人墙。一时间,“花枝俏”成为县城的一道风景,他真实的名字也为人们所熟知。有人说他是个疯子,其实他神经正常。他是废品收购站的职工,单位一共有三个人,革命开始时,他们的头儿——一个操南方口音的老头儿吓死了;另一个是会计,一个靠双拐走路的中年妇女,不能出来和他一同游行;于是他只好一个人造反了。


在那个县城的初级中学里,许多“山头”已经臣服于我们。我们的组织壮大了,可是我们却无事可做。老师和校长全都靠边站,课早就不上了。大字报再写下去也没意思了,那些让人闻风丧胆的玩意儿已经失去了威力。县城的大街上已经贴出了“火烧×××”,“油炸×××”的大字块。这些“×××”都是县里的大干部,我们根本就不认识。贴大字块的人是一中和中专学校的学生。高中生和中专生比我们年龄大,我们感到他们的“造反”更高级一些,也想加入进去。但是他们认为我们是小崽子,不愿理睬我们。我们的人无事可做,渐渐地涣散起来,为此我很焦虑。这时,我做出一个决定,我们要进行一次“长征”。报纸上已经报道很多红卫兵从千里万里之外不借助任何交通工具徒步赶往北京的事迹,这就是所谓的“长征”!我们也要搞一次。我回去把这个想法告诉我的父母,他们对外面的事情非常茫然,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听说我这个十七岁的孩子要靠双脚走到北京去,又吃惊又担忧。我告诉他们不要怕,毛主席号召革命小将到大风大浪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当年毛主席领导红军长征,上有飞机轰炸,下有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爬雪山,过草地,他老人家都不害怕,我怕什么!父母拦不住我,那时红卫兵小将的行动所向披靡,没有人怀疑它的正义和崇高,更不要说阻拦。当天晚上我回到学校,发现报名参加“长征”的只有二十几个人,临到上路的时候只剩下十来个人。我说,没关系,这十来个人就是革命的核心力量。猪圈里养不出千里马,花盆里栽不出万年松。我们走到北京,见了毛主席,有什么好事,你们可别眼热!不去的人大眼瞪小眼沉默了半晌,说:你们去长征,我们留下来保卫革命的根据地,咱们革命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啊!我说:也对,革命的火种不能熄灭,你们要把咱们“八三一东风战斗团”的大旗永远举下去,等待我们凯旋归来!1966年的11月6日,昨夜下过一场小雪,北方天气晴好。留下“保卫根据地”的人拉着我们的手,唱着《送战友》的歌儿依依不舍,弄得我们泪水涟涟,悲壮得要死!在初冬的晨雾中,我们踩着薄薄的雪花上路了。


刚走出十几里路,就有人陆续地开了小差,最后只剩下六个人。我从来就未想过退缩,我觉得如果自己逃跑了,退缩了,长征就会半途而废,我就会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开头我的双脚打了血泡,两条腿像坠着千钧重石似的怎么也走不动。可我咬着牙挺着,走!革命考验我的时候到了!比起江姐等革命烈士,这算得了什么!


从我们那座县城到北京的距离有三千多里,路上时常看见打着红旗,徒步行走的“长征队”,或七八个人,或三五个人,如掉队的伤兵,孤独而顽强地行走在北方的原野上。雪地上留下“红军不怕远征难”!“不到长城非好汉”!这样的句子,我们也用旗杆把誓言写在雪地上。我们开头一天只能走上几十里,后来可以走上八九十里乃至一百多里。我们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沿途有“红卫兵接待站”,在偏僻的山村,我们就住在老乡的家里。在深夜的山路上艰难行进;在陌生人家的土炕上倒头便睡;吃了地主分子家的饭还要敲碗击箸痛骂人家;夜晚想家嘤嘤哭泣,清晨走出漫天飞雪的城市眼前一片苍茫;大路上走来的赶车人邀我们上车,我们坚决不坐,坚持用脚丈量三千里路程……种种情景,历历在目。可笑的是,我们六个人中还出现了“分裂分子”,一路上始终扛红旗的人和我们闹起别扭来,大家开会批判他,说他是“张国焘”。可他不在乎,独自扛着红旗扬长而去。这红旗是我们的信仰、荣誉和生命,岂能让“分裂分子”扛走?于是我们展开了夺旗行动,为此几乎发生了殴斗。


很多年前,我就想写这样一部小说。如果好的小说本质上是人类生存境况的寓言,那么我所经历的故事就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寓言。


1966年12月31日我们终于走进了北京城。我们六个人只是无数红卫兵“长征队”中的一支,有些人比我们走的路程更长,经历的苦难更多,还有人死在了“长征”路上。我们六个人中的唯一一个女孩儿,皮肤黝黑,长得不算漂亮。但她的眼神温柔而执拗,薄削的嘴唇妩媚中透着坚毅,她是唯一和我们一起走到北京的少女。那时,我几乎爱上了这个十六岁的女孩儿,但是,这种“资产阶级的感情”我始终没敢表白。我在天安门广场留下一张照片,我打着行军的绑腿,穿着发白的旧军装,扎着皮带,臂上缠着“八三一东风战斗团”的红卫兵臂章,一脸庄严和风霜感站在广场上。我的样子酷似身经百战的将军进入攻克的城市。


北京和我前一次来的时候不一样了,大街小巷一片萧条。尽管这次我们来得如此不容易,但是伟大领袖并没有接见我们。我们带着委屈和深深的失落感踟躇在寒冬的北京街头,不知道该干些什么。第一次来北京时,盛夏和初秋的北京一片蝉鸣,噪得翻天覆地;这次来北京,我觉得冬天的北京比起苦寒的塞外来要暖和得多,而且北京的柿子非常便宜,一毛钱可以买两个。在家时,每逢过年时我才会分得一个冻柿子,可在这里,每天都可以吃上一两个。吃着甜甜的大柿子,在北京街头逛来逛去,觉得伟大领袖不接见也不是不可忍受了。


蝉和柿子,永远留在我十七岁的北京记忆里。


我们在北京的活动就是到北大和清华两座大学去看大字报,那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你是永远也看不完的!看了之后,觉得人家真有水平,比起他们,我们就是“小儿科”了!《百丑图》让人震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让人胆落心寒;“吃喝玩乐吹不问国事,氦氖氬氪氙惰性十足”,呀呀呀,谁人撰得如此好联,佩服佩服!人家的字也写得好,文章更是漂亮!真是豪气贯长虹,笔下走龙蛇!“四条汉子”“六条毒蛇”“八大金刚”“十大牛鬼”,一揪一大串,大人物纷纷倒地,呀呀呜,痛快痛快!神殿轰然坍塌,瞬间遍地瓦砾,一片狼籍,亵渎的狂欢没日没夜地进行。狂疾突发,掘坟骂祖;涕泪滂沱,诅天咒地;捶胸顿足、自渎自辱;秦火复炽,诗书尽焚;祸起萧墙,五伦俱丧;高帽鬼头喷气式、抄家游街皮带飞……种种乖言戾行,均博得高声喝彩!北京到底是伟大首都,革命革得真真是精彩极了!


千难万险,到北京取得真经,终要回家去念。不久,我们就打马回程了。没有哪个傻瓜再肯靠脚板走回家去。可是回去的火车简直就是一座地狱。行李架上,座椅背上到处都是人,空气污浊,令人作呕,人就像被挤扁了的鱼干,动也动不得。我坐在椅背上两腿叉开不由自主地卡住一个人的脑袋,火车摇晃着,那人的脑袋在我的胯裆间荡来荡去。他气得大声咒骂,想站起来揍我。但他受到周围很多人的挤压,动弹不得。椅背硌着我瘦骨支离的屁股,我痛得已经坐不稳了,我伸出手想抓住行李架保持身体的平衡,可行李架上正攀缘和蜷缩着更多的人,他们瞪着眼睛,正觊觎着我的位置。有几个女孩子昏过去了,还有把屎尿拉在了裤子里。有人在哭,有人在骂,有人在高歌“造反有理”,有人在大声朗读《语录》……车窗紧闭,外面是漆黑的旷野,这趟青春的列车就这样轰隆隆、轰隆隆地穿行在中国凄凉的大地上。


回去之后,形势完全不一样了。在我走后,我们的“八三一东风战斗团”发生了“政变”,一些人趁我们不在家的时候篡夺了领导权。我们马上开展“整风”,开除了几个“野心家”,把权力又重新夺回到自己的手中。我们是经过“长征”考验的坚定的革命者,是革命的核心力量,怎么能放弃革命的领导权呢?经过这次“整风”运动,我们的领导地位空前巩固,一些分散的红卫兵组织也投诚到我们的大旗下。这时候,伟大领袖号召“大联合”,全省以至全县的所有“造反派”被整合成相互对立的两大集团,我们这个县城初中的红卫兵组织就被其中的一个集团稀哩糊涂地收编了。这个“两大集团”就是群众中的两派,这时,大家放弃了开头“革命”的目标,既不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不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始了争夺权力的“内战”。据说省城斗得非常厉害,两派已经发生了枪战,很多热血沸腾的青年死在了对手的子弹和刀棍之下。我们县城还没有“武斗”,两派都有宣传车,在大街上散发传单,互相辩论,指责对方是“保皇派”“反革命”,而自己才是真正忠于毛主席的革命派。


这时候出现了一些风云分子,他们是高中生、中专生和一些成年人,他们在这场斗争中蹈厉风行,声名远扬。其中有一个辩论的高手叫李东光,口才十分了得,每天在宣传车上口若悬河,大逞辩才,把对手驳得“体无完肤”。这青年赢得了很多人的爱戴,县城里到处传诵着他的名字。李东光是我们阵营里的头面人物,不久,就听说他交了好运。一个住在医院附近的老太太相中了他,非要招他做女婿不可。老太太的千金芳名“十里香”,这个名字太香艳了,和风雷激荡的革命时代太不相称了,简直有点儿那个,听了这名字就使人想入非非!这座医院在县城的南郊,附近有一条大榆树夹峙的土路,我有时回家要骑着自行车从那里经过。每次走过那里,我都想“十里香”这个名字,但我一次也没有见到冠有如此芳名的姑娘,即使见了,我也不会认得她呀!但我就是无缘无故地想她!有一次,我骑车经过那里时,看见路上有一个骑自行车兜风的姑娘,她穿着一条枣红的连衣裙,风吹起她的裙裾。飘飘摆摆,竟露出雪白的大腿来!天哪,这是什么时代!有人竟穿这样的衣裳,还露出大腿!我当时就有些意乱情迷,几乎不能自持。想一想吧,我已进入十八岁的门槛,革命并没有阻碍我身体的发育和性的成熟,那是我第一次见女人穿那样的衣裳并露出大腿。当那个兜风的姑娘离开我的视线时,我愣怔了半晌,一时缓不过劲儿来!后来我定下神来,毫无来由地断定,这就是“十里香”!只有“十里香”才配穿那样的裙子并且露出大腿来!和那个时代格格不入的这一幕烙印在我的心里,想起来就叫我心旌摇动。当我想到那个叫李东光的家伙如此幸运地得到这个姑娘时,我又羡慕又嫉妒!这狗日的革命让我得到了什么?我像个傻×一样两次跑到北京去,第一次只见到了伟大领袖的背影;第二次累得屁滚尿流,吃几个冻柿子跑了回来。我聚众鼓噪,摇旗呐喊,如今已沦为无足轻重的小喽罗。叱咤风云的夺权斗争已经轮不到我们这些初中生了,我们的风头已经过去了!


我无可奈何又黯然神伤,除了偶尔的手淫已找不到任何发泄的途径。


对方把这段婚姻变成攻击我们的口实,编成了歌子,领唱者先唱道——“革命群众擦亮眼,”更多的人应和道:“擦亮眼!擦亮眼!”领唱者又唱:“十里香嫁给了李造反!”应和者几乎是愤怒了,大声唱道:“不要脸!不要脸!”最后,他们一跺脚,吼道:“呸,真他妈的不要脸!”


李东光还有一个名字叫李造反,这不是他的外号。这是革命刚开头时他自己改的名字。当然,后来他把这个名字废掉了。


我们的人也不示弱,编成歌子回敬他们。也是先有领唱的——“十里香嫁给了李东光!”我们齐声呼应:“嘿,嫁给了李东光!”领唱者再唱:“天翻地覆慨而慷!”大家接唱:“慨而慷,慨而慷,”最后,我们也是一跺脚,齐声吼道:“嘿,真他妈的慨而慷!”


后面的一句和前边的内容根本不搭界,但为了表达我们同仇敌忾的情绪,觉得它是最恰当的。我们理解“慨而慷”就是非常痛快非常开心的意思,于是便威武雄壮地吼出来了。


当然,两派斗争不是为了一个姑娘,而是为了权力。这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开头的时候,我只知道革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


军队开始“支左”,介入了两派的斗争。他们要认定一方是“左派”,旗帜鲜明地支持他们。军队代表党和国家,他们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在我们县城,代表军队权力的是武装部。


我有一个同学,他的名字叫森。他住在县城,是个顽劣的不爱读书却喜欢打群架的少年。当然,好读书者未必能成事,特别是在没有规则的乱世。“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嘛!打天下做皇帝的人也大抵如此,“刘项原来不读书”嘛!森也拉起了山头,啸聚三五十少年,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开始他臣服于我们的麾下,是我们的一个分团。森的哥哥在高中读书,也是红卫兵中声名远扬的干将。在一天晚上,哥哥把森叫回了家,透露给他一个极端秘密的消息:军队也就是武装部将要支持我们的对立面。森立即回到学校,当天晚上就敲锣打鼓,率他的部下鼓噪而出,宣布“反水”,坚决站到了我们对立的一派。我们又震惊又愤怒,前去质问他,森亢奋而又蛮横,声明坚决和我们划清界限。我们迷惑不解,恼怒无奈,于是便喊了一些口号,说他们“没有好下场!”


第二天风云突变,武装部站出来,公然声明站在我们对立的一方。对方立刻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游行,这当然早就准备好了,只是我们毫不知情而已。我们悲愤万分,觉得被人耍弄和抛弃了。这悲愤化作空前的凝聚力,把我们团结起来了。我们的人也组织了游行,甚至开展了静坐和绝食,声泪俱下地向群众宣传,表示斗争到底。但是,没有人能够和军队抗衡,他们的正确性无可置疑,他们的力量无坚不摧,所向无敌。很快,我们这一派就土崩瓦解了,只有一些死硬派的散兵游勇还在做着无谓的挣扎。


我觉得自己是忠于伟大领袖的,是真心革命的,要不然伟大领袖怎么会接见我们?我是见过毛主席的呀!我是徒步走了三千里路到北京“长征”过的呀!我是贫农的后代呀?我怎么会不革命呢?我怎么就这样就被革命抛弃了呢?我又委屈又不甘心。我们在一个同学家里密谋过,要刻印传单,要“唤起民众”,但这一切终成泡影;我们几个少年带着悲怆的表情走过满目萧条的县城大街到一个人家去。他们全家都是死硬派,同时和我们一样,是可悲的失败者。父亲慷慨激昂;两个儿子一脸坚毅和悲愤,恨不能立刻赴汤蹈火;女儿已经是个发育成熟的大姑娘,一语不发,忙着为我们烧水,忧戚的阴影挂在青白的脸上……我们说些愤怒的空话,交换了一些不可相信的小道消息后便黯然散去。后来我又独自去了一次,他们仍然像“一个战壕的战友”那样接待我,可我内心隐秘的动机却是想看看那个姑娘。姑娘并没有对我表现出特殊的热情,我非常失望地离开了,从此再也没有去过……


如同一个高热的病人,退烧之后是疲惫和颓唐。1967年下半年,县城里一派死气沉沉。店铺里没有商品,大街上走着表情复杂的人群。有的无端地傻笑;有的一脸愁容;有的挟着一腔怨愤,匆匆地赶往某个秘密的地点;有的趾高气扬,气势汹汹地横冲直撞……一个傻子在大街小巷游荡,他是县城的名人,男女老少都叫他“傻尿子”。他破衣烂衫,脏污的脸上一对眼睛闪着疯狂灼热的光芒,呲着一口白牙,一边表演,一边怪叫:“十里香嫁给李东光,天翻地覆慨而慷。”最后冲人一跺脚,吼道:“嘿,真他妈的慨而慷!”围观的人大声哄笑,喊道:“傻尿子,再来一个!”傻尿子受到了鼓励,愈加兴奋,便唱起了《北京的金山上》。这是他的保留节目,他把嗓子勒得很细,一边唱,一边把双手举向天空,翻着白眼,做深情仰望状……人们哄笑一通,各自散去了。傻尿子不知疲倦地表演着,饿了就到国营饭店后院垃圾堆里找吃的,吃饱了再表演。凡是进过县城的人没有人不认得他。县城里没有了疯狂辩论和对骂的宣传车,也没有了措辞极端,充满诅咒的大字报,只有一个傻尿子,还有肃杀恐怖的气氛。我们这一派的头面人物据说已经身陷囹圄。我认识一个姓史的小个子同学,他是一个死硬派,跑到省城去联系同伙,进行着不屈不挠而又毫无希望的斗争。后来听说他被打断了腿,从此不知所终……


胜利者开始分配权力。一个叫坤的女人成了我们县炙手可热的人物,以她为核心组织了革命委员会——“东北的新曙光”出现了,接着是“全国山河一片红”。我的同学森也分到了权力,成为我们那个学校的革委会主任。森的革命热情更加高涨,成了闻名遐迩的“革命小将”。坤并不青睐那些围绕在她周围的造反派,他们年龄大一些,野心勃勃,不好驾驭,所以,那些曾经风头健旺把她扶上高位的人并没有捞到太多的好处。相反,她比较喜欢森,因为森刚刚十八岁,他太嫩了,没有城府和政治经验,只能算作一个楞头青,一个不爱读书爱打群架的家伙。森经常去参加县里的会议,还和坤同坐一辆绿布篷的军用吉普到处跑。森的辉煌显赫让所有人都震惊了,而我们的李东光以及他香艳的妻子十里香早已销声匿迹。他得到了姑娘,而森得到了权力,权力比姑娘重要一万倍!


可是,姑娘和权力我一样也没有!


转眼到了1968年春天,伟大领袖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说那里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终于有了归宿,除了回到我家的三间土屋,做一个土里翻,土里滚的农民,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又悲哀又沮丧。我已经不能再革命了,于是我就想到了姑娘。我把我们班上所有的女同学在脑子里滤了一遍,选择了一个对象。我喜欢她脸上的红晕,还有她的手。她的手算不得小巧修长,但红润圆活,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样的手有一个名字叫“红酥手”。古人当然比我们更能欣赏女人,并且比我们有文化。我找了一个机会,对姑娘说:“我想找你谈一谈”。姑娘一定从我的表情上发现了什么,她的脸腾地就红了,红得非常鲜艳。她问:“谈什么?”我嗫嚅道:“难道你,你不明白吗?”姑娘低下头,眼睛望向一边,说:“我不明白。”我一下子就傻了。我当时满脑子革命的词儿,求爱的词儿却一个也没有。我就像一个被拉到屠场上的牛,喘着粗气,无助而绝望地傻站着,终于落荒而逃。


我再也没有勇气留在学校了,当天晚上,我就灰溜溜地滚回了我的小屯。


我两手空空地回来了。我对自己的革命非常羞愧,一提到“红卫兵”三个字我就头皮发麻,浑身如同扎满了芒刺一样;而当我想到自己愚蠢的求爱,就觉得自己简直没有脸活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那个戏剧性的夜晚我责备森背叛,我们再没有冲突过。后来我就见不到他了。他们把所有的对立面都称为“炮匪”,这不标志着我们有枪有炮,它只是一种侮辱性的称呼。我后期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乡下的家里。他飞黄腾达后,我以为他把我忘了,但他并没有忘记我。当时他忙于更重要的事,没有倒出手来收拾我。我回乡后,他才后悔没有给我更多的苦头吃。于是他给我们公社和大队的革委会寄来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说我是“炮匪头子”,要求对我严加管制!这就是在会上有人要我滚出会场的原因。


父亲知道会场事件后,非常害怕,全家的人都惴惴不安,担心大祸临头。我为自己给全家带来这样的恐惧而自责。那几天我一个人独自徘徊在田野上,我甚至产生了离家出走的念头,但我不知道该跑到哪里去。我曾经徒步三千里去过北京,那时候觉得天下很大,北京很亲切。但忽然间,天下对我关闭了,北京变得遥远而又陌生,我已经没有理由和勇气再跑到那里去了。


(原刊于2015年《随笔》第6期)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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