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为鲁迅的话下一注脚

——《古船》重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1 次 更新时间:2015-12-08 23:4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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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元宝  

   一

   张炜这部长篇处女作,据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八月第一版作者自记,乃草于一九八四年六月至一九八六年七月,历时两年,初刊于《当代》一九八六年五期。该书时间跨度漫长,人物关系复杂,情节铺排恢弘壮阔,人物众多,场面描写和场景转换令人应接不暇,文学语言成熟老到,尤其是面对八十年代上半期“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乡村社会多重矛盾敏锐而大胆的思索(家族世仇、“极左”年代根深蒂固的乡村政治权威借改革开放的新经济政策攘夺“乡镇企业”领导权并进而巩固其政治地位),还有当时并不多见的从家族史和地方志角度出发对中国革命展开严肃反省(涉及全国解放前夕胶东地区“土改”、“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和正在进行中的“改革开放”),所有这些竟出自一位刚及而立之年的青年作者之手,令人震惊,在当时文坛诚可谓横空出世,一鸣惊人。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和十二月,济南、北京两地连续召开有全国各地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工作者参与的大型作品研讨会,据《当代》杂志编辑部发表的研讨会纪要,大多数与会者认为《古船》“具有史诗的气度和品格”,“是当代文学至今最好的长篇之一,是新时期文学中不可多得的成功作品。它给文学十年带来了特殊的光彩,显示了长篇创作的实绩”。①据责任编辑、《当代》副主编何启治事后披露,这份会议纪要迫于有关方面压力而被大大压缩,小说发表后批评和否定的意见强烈,主要围绕作者政治立场、历史观和所谓抽象人道主义问题而发,虽然见诸文字并不多,但影响了单行本出版和该刊嗣后评论文章的正常发表。饶是如此,文坛上肯定《古船》的声音还是一浪高过一浪。据不完全统计,从《古船》在《当代》杂志发表到一九八九年六月两年半时间,全国各类报刊杂志谈论《古船》的文章达六十余篇之多,平均每年三十篇。②一直关注张炜创作的评论家雷达特地查阅了胶东地区“土改”档案,为《古船》有关描写提出正面辩护,并在思想艺术上高度肯定《古船》是一座“民族心史上的一块厚重碑石”。③著名诗人公刘在写给德国朋友的公开信中说,“《古船》使我体验了前所未有的激动。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我所接触到的反映变革阵痛中的十亿人生活真实面貌的杰作”,“它不仅展示了中国的改革,更重要的是透视了改革的中国。从平面上看去,它像一幅构图宏伟的画卷,然而,它的每一个细部都有各自的纵深。为此,我建议,一切关心中国的外国人,一切生活在外国的中国人,都应该读一读它;对于打开中国被迫锁闭已久的心灵,即所谓东方的神秘主义,它实在是一柄可靠的钥匙”。④在当时坚持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清污”、“反自由化”两种思潮对峙的复杂政治气候中,大多数评论文章皆不吝褒词,一致肯定《古船》是“新时期”以来经典长篇之一。稍后还有评论家认为《古船》“不但是近数十年中国长篇小说中最优秀的几部之一,而且也是七十多年新文学史上的长篇佳作”。⑤《古船》的文学史地位如今已尘埃落定,无须再议,但回顾一下当时众多文坛领袖、编辑、记者和评论家坚持文学本位立场不惜为一部作品慷慨陈辞的总体精神风貌,还是难免令人有不胜今夕之叹。即使批评和否定性意见(比如《当代》一九八八年第一期发表的陈涌的文章)也真诚坦荡,并不全是违心之论,应该得到后人足够的尊敬。

   当时有评论家认为,《古船》在八十年代中期“新时期文学”抵达它的高峰之际被隆重推出,可视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迄今为止的改革题材文学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它们的集大成者”。⑥这个评价至今也不显得过时。“伤痕”、“反思”、“改革”本来应该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但因为“新时期文学”主潮急速推进,更因为当时文学与政治的亲密联姻,这个永恒性主题很快被“超越”,变成只有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才拥有合法性的阶段性文学主题。《古船》的出现使“伤痕”、“反思”、“改革”的主题跨越被规定的特定文学史阶段,成为日后严肃文学绕不过去的恒定主题。它甚至也因此成为一个标高,衡量着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中国作家此后创作的内在品质。⑦

   二

   小说描写了“洼狸镇”赵、隋、李、史四个家族,李、史两家分量相对薄弱,主线实际上还是隋、赵两家在“新时期”争夺洼狸镇粉丝大厂经营承包权的始末,在此基础上频频上溯两大家族祖孙三代历史恩怨,追踪洼狸镇盛衰演变之迹。按中国史学界的历史分期法,所谓现、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演变和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引起的巨大社会震荡占据了小说的前景。当时绝大多数评论文章都着眼于这个层面而尽可能深入解读天才的青年作家对中国现当代政治经济史的正面思考,比如冯立三那篇两万多字的著名长文就认为,《古船》所描写的乃是“极左政治与封建残余结盟对农民的残酷剥夺以及农民对这种剥夺的麻木、隐忍、仇视和反抗。《古船》的政治倾向是明确的,它所揭露和攻击的矛头始终对准极左政治、封建残余”。⑧这种解读代表了文学界当时肯定《古船》的声音,显然高度契合了八十年代中期“思想解放”的主潮,但也恰恰是《古船》同时遭到激烈批评而险遭封杀的主要原因。⑨

   然而一旦越过这一表层叙事,深入考察小说中大量历史传说、风俗习惯、日常生活、人物文化心理积淀的描写(有评论家甚至认为《古船》因此造成了结构过于“拥挤”而气韵不足的毛病⑩),则处处蕴含着中国传统道家和道教所奉阴阳相生相克和相互转化之理,尤其生动地呈现了民间道教末流的生存之道及其与地方政权沆瀣一气的中国社会特殊文化现象。

   这才是《古船》的“文眼”,也是《古船》值得一再重读的价值所在。

   实际上早就有人从传统文化角度讨论《古船》了。冯立三先生所谓“攻击的矛头始终对准极左政治、封建残余”,如果再深入一步,就必然会转入文化层面的思考。前揭老诗人公刘先生的公开信指出在隋抱朴和隋见素两人身上,“不只是揭示了道家思想对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的渗透,同时也揭示了儒家思想在中国民族文化心理中的积淀。我甚至还感觉到,除了道家和儒家的无形力量外,还表现了经过中国改造过的——这也许可以算是有中国特色的吧——佛教教义的力量。什么叫儒道释合流?《古船》为您提供了形象生动的答案。”这当然还只是停留于一般印象,未能进一步分析小说所揭示的传统文化实质(“儒释道合流”)的具体形态究竟为何。陈思和的评论更有针对性,他从“古船”书名讲到“水”之于洼狸镇的重要性,“水深则船行也远,故水为船之生命的根本”,“老隋家的兴旺与水有密切的关系”,“水干则隋家败”,“水衰则火旺,故隋不召航海失败归来的一年,也是洼狸镇河道干枯的一年,又正是雷击了老庙,烧了树,烧了房,使整个镇陷入一片火海之中的一年”,洼狸镇“于是进入一个阳盛阴衰的年代。水主柔怀,火主暴烈,水火不调,其意甚然,这又岂止是老隋家一个家族的报应?”将“水”、“火”、“阴”、“阳”上升到《古船》的历史观和命运观的高度,已经暗示了《古船》的道家文化背景。(11)。一年之后,青年评论家胡河清从正面具体分析《古船》两个主要人物隋抱朴和赵炳的“养气之术与现代政治”,他认为“与郭运、抱朴吸取道家文化的‘正古’形成对比,洼狸镇的腐朽势力的代表四爷爷、长脖吴则专讲道家的‘邪古’”,“抱朴的养气致静的目的与四爷爷赵炳之辈有着原则的不同”,见解可谓卓特。但胡文仅限于郭运、抱朴、赵炳、长脖吴从各自政治理想出发对道家传统的不同汲取和运用,未能触及《古船》其他人物、其他具体描写乃至全书整体构思与道家的关系,更未跳出道家思想而进入道教文化传统来打量《古船》。(12)

   本文尝试从《古船》与道家、道教关系这个角度出发,再做一点探讨。

   从文化传统角度讨论《古船》,当然也不能仅限于道家和道教。当时就有人指出,《古船》在隋抱朴身上体现了中国文学罕见的自我忏悔的“原罪”思想,“隋抱朴承担一切罪责,包括父辈和兄弟辈的罪责,把旧账新债完全记在自己的良知簿上。隋抱朴就是这样一个耶稣式的灵魂,甘地式的灵魂,一个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人生的磨房里日夜劳碌的人,一个不是罪人的罪人。《古船》由于塑造了这样一个主人公,这样一个充满原罪感的灵魂,使得作品弥漫着很浓的悲剧气氛,很浓的忏悔情调,这种罪感文学作品的出现,在西方不算奇特,但在我国,则不能不说是一种新的开端”。就小说实际描写而言,这种论述并非无据(论者甚至认为赵炳后来甘愿接受含章的报复也“加浓了作品的罪感”)。(13)对《古船》的考察确实应该将作者有关道家和道教的认识与自我忏悔的原罪思想结合起来才算博观而园照。但本文重点是道家和道教,至于张炜何以获得中国文学本来并不具有的忏悔、原罪和宽恕的主题,这些主题如何在《古船》中具体呈现出来,留待另文探讨。我觉得只有先阐明了《古船》所揭示的中国本土的道家和道教文化精神,那作为中国文学“一种新的开端”的原罪、忏悔、宽恕主题的“奇特”之处,包括有评论家强调的与原罪思想几乎同样重要的《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共产主义信念如何成为《古船》的另一主题,(14)才能在一种较为稳定的参照物之前更加鲜明地彰显出来。

   三

   《古船》的整体故事结构、主要人物性格及其相互关系,都符合道家和道教所奉的阴阳相生相克和相互转化之理。

   先是老隋家为阳,家业鼎盛,富甲一县乃至全省,而老赵家为阴,处于从属地位,无甚出色人物。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后,老隋家在隋恒德两个儿子隋不召、隋迎之手里渐渐衰败,而“整个老赵家在土改复查中都表现得刚勇泼辣,一派振兴之势”。随着赵炳入党、任“土改”复查指导员、赵多多任民兵自卫团团长,“老赵家”迅速执掌了洼狸镇高顶街政权,这个局面直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基本未变。但老赵家过于雄强凌厉,尤其冲在前头的赵多多“凡事最下得手去”,因此结怨于老隋家和洼狸镇其他小姓,注定要盛极而衰。与此同时,隋迎之的两个儿子隋抱朴、隋见素则暗中卧薪尝胆,积蓄力量,最后众望所归,击败老赵家对洼狸镇的长期统治,赢得粉丝大厂承包经营权。但阴阳两气调和之后的隋氏兄弟目标已不再是过去两家斗法以求一族之权益,而是按照熟读《共产党宣言》的隋抱朴的理想,化解恩怨,带领全镇走共同富裕之路。

   《古船》书写的就是这样一个阴阳消长以至阴阳调和的历史大轮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则全书纷繁复杂的故事情节之内在逻辑关系就井井有条,整然不紊。

   隋赵两家一阴一阳,表面上领导高顶街政府的栾春记镇长和李玉明书记也复如此。赵炳说“姓栾的性子躁,干脆利落;姓李的大好人,温温吞吞。他们管着高顶街,就像用火煮肉,急一阵火,慢一阵火,肉也就烂了。”对两位父母官可谓揣摩得精熟。小说实际描写也证明了赵炳的这一论断。栾春记父亲栾大胡子原来是“土改”时的农会主任,他的许多“过火”行为导致洼狸镇土改“乱打乱杀的失控局面”,并一度将执行温和“土改”政策的工作队王书记排挤出洼狸镇。当王书记获得上级支持回到洼狸镇重新主持“土改”时,栾大胡子托病不出家门,却在暗中继续我行我素。当年栾大胡子和王书记之间也是一阴一阳的关系。

   隋赵两家内部各色人等也一律分出阴阳。积极进取、毕生渴望老隋家人再度“出老洋”、“多少水光滑溜的大姑娘乐得凑付”的隋不召为阳,凡事谦退、试图破财消灾的兄长隋迎之为阴。但这两兄弟之间曾经发生过阴阳的转化:少年隋不召神秘失踪,洼狸镇人只知其名不见其人,家业全赖兄长隋引之独立支撑,那时隋不召为阴,隋迎之为阳;等到后来隋迎之格于形势,由阳转阴,浪游归来的隋不召反而由阴转阳了。

老隋家下一辈人,抱朴见素兄弟俩为阳,妹妹含章为阴。抱朴见素之间,血气方刚的见素为阳,柔和隐忍的抱朴为阴。但恰如上一辈的隋不召与隋迎之,抱朴和见素之间也经历过阴阳的转化。抱朴本来阳气极盛,但他目睹老隋家败落,看到父亲隋迎之、后母茴子的惨死,经历过和小葵之间有爱情无婚姻的悲剧,大病一场,被神医郭运诊断为“气分邪热未解,营分邪热已盛,气血两燔,热扰心营”,郭运依照“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苦甘”之理给抱朴开了汤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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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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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作家评论》(沈阳)201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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