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经济新常态与创新创业新常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4 次 更新时间:2015-12-01 15: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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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颖一 (进入专栏)  

   经济“新常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一是中国经济“新常态”,二是世界经济“新常态”,三是创新创业“新常态”。

   (一)中国经济“新常态”

   2014年和2015年对中国经济来说可能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的35年经济呈现出一种发展态势,在这之后的20—30年可能是另一种态势。所以当前我们正处在转折之中。

   经济“新常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增速的“新常态”,另一方面是发展模式的“新常态”。关于增速的“新常态”,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到7%左右,这既不是周期性的,也不是外在因素决定的,而是趋势性的,是有内在原因的,并且是符合经济规律的。而关于发展模式的“新常态”,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经济结构调整正在发生。

   经济增长潜力的一般规律首先,经济增长存在各国通用的普遍规律,即潜在经济增长率与人均GDP负相关。也就是说,穷国的潜在增长率高于富国的潜在增长率,基本原因是在有资源制约条件下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只是先后的问题,由于穷国可以有追赶效应,所以最终各国经济水平会趋同。当然在现实中,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并不完全一样。例如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民众收入水平很低,但是经济增速并不快,而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因此,要使实际增长率接近潜在增长率,是需要条件的,比如改革开放。

   人均GDP水平与经济潜在增长率有对应关系。如果我们把经济发展阶段按照人均GDP分成5个阶段,即低收入、低中等收入、中等收入、高中等收入、高收入阶段,那么从历史数据和跨国数据来看,大致可以得出以下潜在增长率的对应关系:低收入国家有8%以上的潜在高增长率,低中等收入国家对应着6%~7%的潜在中高增长率,中等收入国家对应着5%~6%的潜在中等增长率,中高等收入国家对应着4%~5%的潜在中低增长率,发达国家对应的是只有3%左右的潜在低增长率。

   中国目前属于低中等收入到中等收入之间,所以对应的潜在增长率是6%~7%。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速进入“新常态”,从高增速区间进入中高增速区间,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对此判断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中国目前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人均GDP是多少,这是一个定量的问题。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结构的变化。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劳动人口占比的高峰出现在2010年,之后逐年下降。从绝对值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人口数量在2011年达到最高峰,之后逐年减少。2014年还有两个标志性的指标,就是人口老龄化的指标,一是65岁以上人口占比第一次超过10%,二是60岁以上人口占比第一次超过15%。

   从长期来看,这样的人口结构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很严重的问题。日本的情况可以作为借鉴,严重的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的缺乏加剧了日本经济的衰退。但从短期来看,单从就业方面来考虑,劳动人口的下降减少了眼前的就业压力。因此,一方面,长期和短期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劳动力总量在减少,但仍有很大的结构调整潜力,因为我们仍然有2.4亿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农业并不需要这么多劳动力。但是要把其中一部分人转移到工业或者服务业,并不那么容易。

   产业结构调整。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正在进行当中,当然,我们希望调整能够更快些。其中第三产业占比在逐年上升。根据统计局的数字,2013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是46.1%,经过第三次经济普查后调整为46.9%。事实上每次普查后第三产业的比重都会上升,因为服务业容易被低估。2014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是48.2%,很快就会超过50%。而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只有9.2%,30%的劳动力只产生了9.2%的GDP。1/3的生产力对应的收入当然也只有1/3。因此,第一产业的问题是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否则从事农业的劳动力的报酬就无法提升。

   需求结构调整。从GDP支出分解来看,消费、投资、进出口这三架拉动经济需求的马车也在调整。2007年,我国净出口占GDP的比重为9%,非常之高。经过这几年的调整,现在降到了3%以下,已经属于正常范围。此外,消费增长超过GDP增长,而且因为种种原因,我国的消费有可能被低估。因此,需求的结构也在调整中。

   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从数据来看,我国的基尼系数从2008年以后基本上逐年下降,2014年降到0.469。尽管这个数字还比较高,但是确实是在逐年下降。这些年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上涨较快,有两位数的年增长率。而这个上涨跟前面所述的人口结构变化是吻合的。劳动供给在减少,而经济还在不断增长,因此工资就会上涨。非熟练工人工资的上涨是使基尼系数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世界经济“新常态”

   1.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

   2013年11月,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预测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率时用到一个词——“secular stagnation”,中文翻译为“长期停滞”。他认为原来预期美国的长期潜在增长率为3%,但现在看来,长期潜在增长率可能是2%。一个证据是发达国家金融危机之后的复苏远远低于预期,没有出现4%~5%的反弹。同时,经济学家普遍预测欧洲的经济增长率会低于美国,而日本会低于欧洲。假定这些预测成立的话,那我们面临的国际经济增长环境就会与过去10—20年不同。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不是自己一国的事,而是与世界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在我们考虑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时候,要把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因素考虑进去。

   造成发达国家进入这种经济增速“新常态”的原因有两类。第一类是萨默斯强调的需求方面原因。他认为美国基础设施的投资非常欠缺,但是因为政治问题、环境问题、体制问题等种种原因很难解决。另外就是工资增长停滞使得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美国过去20年的中位数工资基本上没有提高,而美国60%~70%的收入都是劳动收入,消费又占了70%~80%,因此工资增长缓慢或停滞将导致消费增长缓慢或停滞,进而使得整个经济增长缓慢。

   第二类是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戈登(Robert Gordon)所提出的供给方面原因。他预测美国未来长期的经济增长率不会超过2%,主要原因是供给问题,其中有人口、教育、债务、全球化、环境、收入分配等几大问题,这些制约因素将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需要说明的是,在他的预测中,他假定美国在未来30年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与过去30年持平,既不多,也不少。

   2.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

   2014年是一个有意思的年份。在整个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和美国的相对经济总量发生了变化。按照名义汇率计算,2014年,美国GDP总量是17.4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2.5%,而中国GDP总量则首次超过10万亿美元,占全球的13.4%。如果按照IMF公布的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美国GDP总量仍为17.4万亿,占全球16.1%,而中国GDP总量则变成了17.6万亿,比美国还稍多一点。因此,如果按照IMF的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在2014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3.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

   再来看人均GDP。2014年中国人均GDP按照名义汇率计算是7,589美元,为美国的13.9%。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人均GDP是12,880美元,为美国的23.6%,大约为1/4。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人均GDP从是美国1/10以下上升到接近美国的1/4,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我们把发达国家的G7、亚洲的四小龙以及金砖四国放在一起比较,用IMF公布的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人均GDP。

   首先,我们看G7,这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七个国家。如果把美国的人均GDP作为100%,那么德国和加拿大都超过美国的80%,法国和英国超过美国的70%,日本和意大利超过美国的60%。所以,进入最发达国家的行列要求人均GDP达到美国的60%以上。其次,我们来看亚洲四小龙。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加坡的人均GDP是美国的1.5倍,中国香港正好同美国相等。当然这两个地方比较特殊,新加坡和中国香港都是城市。亚洲四小龙中的中国台湾与德国的人均GDP一样,而韩国与意大利的人均GDP一样。韩国已经与日本非常接近,日本是美国的68%,韩国是美国的65%。

   再次,我们来看金砖四国。俄罗斯是美国的45%,巴西是美国的29%,中国是美国的24%,印度则是美国的11%。因为世界平均水平是美国的28%,所以中国的人均GDP仍然是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即使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

   对应前面所说的,人均GDP达到美国60%以上的是高收入国家,所以韩国已经是高收入国家。俄罗斯人均GDP为美国的45%,属于中高收入国家。巴西人均为美国的28%,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属于中等收入国家。中国还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处于中低收入,接近中等收入。如果中国到2020年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这就是很了不起。中国的体量很大,当中国增长的时候,世界平均水平也跟着往上走,所以这并不容易。

   4.中国经济未来20年

   因为70除以20是3.5,所以根据“70法则”,3.5个百分点的差距使得经济每20年翻一番。因此我们可以判断,如果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比较平稳,不出现大的起伏,中国和美国的平均年增长率相差为3.5个百分点,那么20年后,到2035年的时候,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DP就会在目前是美国的24%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美国人均GDP的48%,接近美国人均GDP的一半。实现两国增速之差是3.5个百分点的可能情况是:如果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速是2.5%,那么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速就要为6%;如果美国的长期经济增速是2%,那么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速就要为5.5%。这是有可能的。

   (三)创新创业“新常态”

   从供给来看,经济增长有两类原因,一类是在已有技术条件下增加资源的使用,比如资本和劳动力。在这类增长中,后进国家可以从先进国家学习新技术,并不需要自己开发。第二类就是发明新的技术,即创新。

   经济增长的理论和事实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驱动力取决于该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人均资本量很高,没有剩余劳动力(除非有大量移民),因此只能靠创新驱动增长。另一方面,贫穷国家则主要靠资源驱动,基本不需要靠创新驱动,它们离世界技术前沿还很远,可以靠模仿。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中大致是这种模式。而中等收入国家介于两者之间:与发达国家相比,资源驱动仍有空间,但是与贫穷国家相比,需要更多地靠创新驱动。中国目前正是处于这个阶段。所以,当中国与美国相比的时候,很重要的不同之处是我们还不够富,中国的人均收入只是美国的24%,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比美国高。但是同中国自己的过去相比,潜在增长率下降了,要更多地靠创新驱动增长。

   从0~1和从1~N。美国企业家和投资人蒂尔(Peter Thiel)出版了一本书叫《从0到1》,中文版在中国销售了100万册。这本书的中文版的出版时机非常好,正好赶上今年“两会”结束后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

   但是这本书没有讲N的力量,没有讲从1~N。在中国,市场的规模N是非常大的,这是中国的优势。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滴滴快的等公司,它们使用的技术应该说都不是从0~1。阿里巴巴之前有亚马逊,腾讯之前有ICQ,百度前面有Yahoo和Google,滴滴快的之前有Uber。微信之前有韩国的Kakao Talk,但韩国只有5000万人,而中国有13亿人,所以微信远比Kakao Talk成功,这就是因为N的不同,是N的力量。不能说只有从0~1才是创新,从1~N只是简单的照抄。事实上,从1到N这中间也会有很多创新,因为要使外来的原始技术适合中国文化、适合中国市场。在中国,N的力量是巨大无比的,不能忽视。在中国,从1到N大有可为。

   创新创业新模式中国这一轮的创业热潮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的创新创业与全球特别是美国的创新创业正在直接地、快速地融合。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把研发的初级阶段放在美国,比如放在硅谷。美国的创业中心实际上是一个全球人才的集中地。这就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创新创业模式:在硅谷做最初研发,之后在中国进行进一步开发,并充分利用中国市场N的力量。在网络中有个梅卡菲定律(Metcalfe’s Law),即网络效应的平方法则:网络价值=N的平方。因此在互联网时代,N的力量不是N的线性关系,而是N的平方关系,这就把N的力量更加放大了。

   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创业聚集地有哪些突出的地区?在美国有三大主要地区:硅谷/旧金山湾区、波士顿、纽约。前两者存在很长时间了,而纽约是新兴的。纽约作为金融中心,在金融危机以后金融业受到较大打击,但随后出现了一批创新创业企业,与纽约的商业中心、广告中心、媒体中心相关的创新创业,所以跟硅谷是不一样的。在中国也有三大主要创业创新的聚集地区:深圳、北京、上海/杭州。未来这六个地区将很可能是全球创业创新的聚集地。虽然目前中国的这三个地区还没达到美国的水平,但是未来发展速度会非常快。(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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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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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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