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荣虎:周作人、茅盾、鲁迅与早期乡土文学理论的形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7 次 更新时间:2015-11-30 16: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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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荣虎  

   在对于中国现代“乡土文学”这一理论概念的理解上,一直存在较大的分歧。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颇有各家自说自话的趋势。分歧的根本点不在于对“乡土文学”这一概念中的“乡土”内涵的不同理解,而在于对“乡土文学”这一概念的整体性把握上。历史上的分歧和政治语境的变化,使“乡土文学”这一融合了中国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复杂概念显得迷雾重重,本文试图追溯乡土文学理论从酝酿到形成的历史,缕析乡土文学的内涵,从而为被泛化、模糊化和狭义化而令人莫衷一是的乡土文学寻找理论支点。

   对于中国本土文化和文学而言,“乡土”是人们司空见惯的语汇,其基本含义是明确的,其一是指“家乡”或“故乡”,《列子•天瑞》“有人去乡土,离六亲”中“乡土”,指的就是“家乡”、“故乡”;其二是指“地方”,曹操《土不同》“乡土不同,河朔隆寒”中“乡土”即指“地方”,直接与地域特色、气候景物相联系。乡土的这两个基本含义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形成了悠久的乡土意识,不同于社会思想史研究中对乡土意识的理解:“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在乡里社会大多数成员中普遍流行的民众意识”称为乡土意识[1] 1,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意识是指基于第一层含义的思乡情怀,和基于第二层含义的对地方景物的追怀,以及由这两者生发的对有关特定地域的风俗人情的抒写。历史上我们高度发达、幅员辽阔的农业社会形成了安土重迁的民族文化心理,而落后的交通条件,特定的考试、取士、游宦制度,又使许多人不得不离开故乡,因此思乡主题成为中国文学传统的鲜明特色。士子们经过十年寒窗苦读,考得秀才资格之后,就踏上了漫长的赶考、游宦之路,往往“只说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长时间离开家庭、离开故土,隔断了与亲人的信息沟通,年轻的妻子、年迈的慈母,还有手足情谊,构成了思乡的主要内涵。由对人的思念过渡到对地方景物的追怀,其源头可以追溯到《诗经•采薇》中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思乡主题在怀人念物中自然渗透到对能给人带来高度快乐的节日、风俗的怀恋中,如韦应物《寒食寄京师诸弟》、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些诗歌,就记述了寒食节不生火、重阳节佩插茱萸等风俗。虽然我们可以感觉、体会、领悟到古典文学传统中浓郁的乡土意识,但在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发生大规模的碰撞之前,我们的古典文论一直没有对之进行理论的梳理和概念的提炼。换言之,乡土文学理论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产物,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宝贵成果之一。

   与重感悟重印象的中国文学批评习惯有所不同,西方文学批评往往重视理论归纳、重视提炼概念术语。因此,西方许多国家都有较为成熟的关于乡土文学的理论。其中创作和理论成果最为突出的是肇始于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乡土文学,它成为战后美国文坛唯一延续近30年的文学形式。美国文学批评称之local colour或local colorism,直译就是“地方色彩”文学。在引入“乡土文学”这一概念之初,当时两位重要的文艺批评家周作人和茅盾对其本土化的方向就存在不同的见解。周作人是五四文坛举足轻重的批评家,茅盾则在较长时间里执掌新文学的重要刊物《小说月报》。由于周氏的名望与地位,茅盾非常倚重周的文章,经常以显要位置予以发表,以至于发生过曾因周作人的译文未能及时交稿而将预定1921年3月出的“俄国文学专号”挪后之事①,但两人对文学与社会、人生关系的理解殊异,周氏后来愈演愈烈的那套“炉火纯青的趣味主义”[2] 9-10文学观与茅盾的“为人生”的艺术观相距甚远,因而两人关系非常微妙。从他们当时的通信来看,茅盾对周氏是很敬重的,随着在文坛的影响日益扩大,周氏附逆之前,茅盾也从未有过与其针锋相对的驳难。但从1920年代开始,两人公开发表的文章就颇耐人寻味,明斗没有,暗争却是存在的。后来茅盾回忆说:“自己与大多数文学研究会同人并不赞同”周氏的意见,“步调并不相同”[3] 163-164,还是可信的。

   在乡土文学理论本土化的方向上,茅、周两人的“步调”就“不相同”。新文学初期,我们虽然没有关于乡土文学的理论,但出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思念故乡、描摹地方景物风俗、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而且,值得重视的是,与美国local colour不一样,中国作者群在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寻求新的思想资源,无论是作者本人的思想还是作品流露的倾向都明显受到西方现代思想的影响。茅、周对这类作品都很关注,但对于如何为这类作品“正名”,它们该往哪个方向发展,是致力于“地方特色”还是反映民生疾苦,两人意见可谓大相径庭。

   迄今为止,我们发现最早提出“乡土文学”概念的是周作人。1910年,在为自己翻译的匈牙利作家约卡伊•莫尔(周译:匈加利,育珂摩耳)的中篇小说《黄蔷薇》撰写的序里,周氏在两重意义上肯定《黄蔷薇》为“近世乡土文学之杰作”,其一为“多思乡怀古之情”,周氏这里所说的“思乡”与后来鲁迅概括的“乡愁”有所不同,而与古典文学中的“思乡”有更多的渊源;其二为“风俗物色,皆极瑰异,……诸平原为状,各各殊异。或皆田圃,植大麦烟草,荏粟成林,成为平芜下隰,间以池塘,且时或茂密,时或荒寒,时或苍凉,时或艳美”[4] 12。这就是周氏后来所说的“特殊的土味和空气”[5] 44、“乡土的色彩”、“乡土趣味”[6] 104-105。在为刘大白的诗集《旧梦》撰写的序文里,周氏是这样解释“乡土趣味”的:写出“真的今昔的梦影,更明白的写出平水的山光,白马湖的水色,以及大路的市声”[6] 104-105。

   周作人有关乡土文学的言论,虽然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但对乡土文学的理论建构却有重要意义。他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找到“乡土”文学来对应于local colour, local colour的另一个英文名称是regional novel[7] 228,这两者都强调作品的地方性,站在当时文艺批评前沿的周作人当然不会简单地从字面意思来理解、介绍和倡导中国的乡土文学。他推崇《黄蔷薇》为乡土文学的杰作,首先强调的乃是思乡怀古之情,其次才是风俗物色。在这里,周氏涉及到故乡之思、地方景物、风俗人情,深合古典文学传统中的乡土意识,这说明周氏对local colour的文体特点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的乡土意识是了然于心的。然而1923年前后,周作人先后抛出《在希腊诸岛》、《地方与文艺》、《旧梦》,大谈地方趣味和乡土趣味,而缄口不谈民生疾苦,就连乡土忧思也少见。因为在当时的语境中,谈乡土忧思自然会带出乡土启蒙与乡土批判的思想。

   周氏以上所有言论都发表在1924年之前。其后,随着以文学研究会作家为创作主体的乡土小说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和文坛的重视,尤其是鲁迅的乡土小说在国内外影响日益扩大,有关“乡土艺术”的提法得到广泛回应。首先是朱湘、张定璜在谈论鲁迅的《呐喊》时颇为推崇其“浓厚的地方色彩”[8]、“满熏着中国的土气”[9] 87;后来徐碧晖、苏雪林、汪华、沈从文等在各自的评论性文字中基本承袭了周说②,但未能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值得一提的是,1931、1932连续两年都有日本批评家向日本文坛介绍鲁迅的评论性文章,两文都很快译成中文发表,文章或强调鲁迅作品的“田舍的情趣”、“地方色彩”[10] 675,或称鲁迅为“优秀的乡土作家”[11] 645。由此足见鲁迅作为乡土小说大师的地位早已得到广泛认可,同时也可见周氏的乡土文学理论影响很大,苏雪林甚至在1934年就断言周作人“一生以提倡乡土文艺为职志”[12] 1043。

   在这样的语境中来看茅盾对乡土文学的用语方式和阐释方向,茅、周之间的分歧就昭然若揭了。由于周作人捷足先登,已按周氏的阐释方向形成了乡土文学的理论批评思路,其关键词是:地方色彩、风俗人情。尽管茅盾对这类作品有很强的理论兴趣,但他一直不愿落入周氏的窠臼,基本不使用“乡土文学”这样的术语,而以“农民小说”、“农村小说”、“农村生活的小说”言之。

与周氏不同,茅盾重视的不是“地方色彩”而是思想内涵。他一方面直接引用local colour,另一方面又强调“决不可误会‘地方色彩’即某地的风景之谓。风景只可算是造成地方色彩的表面而不重要的一部分。地方色彩是一地方的自然背景与社会背景之‘错综相’”[13] 76。早在1921年,评论描写“农民生活”的小说时,他就说:“因为有了一个赞美‘自然美’的成见放在胸中,所以进了乡村便只见‘自然美’,不见农家苦了!我就不相信文学的使命是在赞美自然!”[14] 59。这里对提倡“自然美”的指责应该不是针对周作人的,因为周作人把日本兼好法师的《〈徒然草〉抄》第九节题为《自然之美》在《语丝》上发表的时候已经是1925年了,但茅盾的文学观前后基本一致,所以当周作人及其追随者、呼应者大谈乡土文学、地方色彩的时候,茅盾则采用了另一套话语:乡村生活、农村生活、农民小说、农村小说、农家、田家、老中国的儿女们的灰色人生。于是,在批评同一位作家甚至同一部作品时,如鲁迅及其作品,王鲁彦及其作品,出现了两套互不相同的话语系统与评价体系。一方谈乡土、地方特色、风俗民情,另一方谈农民、乡村生活、(工业文明)打碎了乡村经济。如果把这两套话语系统放入二三十年代变化不居的文学主潮中加以考察,就不难看出茅、周之异趣。20年代乡土小说从启蒙主义的立场出发,致力于在地方生活与风俗的描写中揭示农民精神上麻木、愚昧、不觉醒的状态,其中又渗入了游子怀乡的温情,带有一定程度的乡土抒情色彩。周氏等对其地方色彩、风俗人情的阐发,也确实抓住了乡土小说的主要特色之一。但伴随着地方色彩、风俗人情的是无处不在的鲜明的启蒙意识与乡土忧思,并且,作家们普遍的启蒙意识与乡土忧思是如此强烈,以至在相当程度上遮蔽、挤压了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广袤国土上的无边风月和奇风异俗。鲁迅后来将其总结为“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15] 9,可以说是一语中的。茅盾20年代讨论这类小说的重要论文有《鲁迅论》、《王鲁彦论》、《小说研究ABC》、《评四五六月的创作》、《波兰的伟大农民小说家莱芒忒》,这一系列论文显示了其文艺思想的独特性和一贯性。20年代乡土小说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思考方式和角度禀承了晚清自强运动以来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成果,其间种种,远非三言两语能穷原竟委的。但总体而言,经过长时间的多方探索、辩难,晚清思想界的认识渐渐趋于一致,即谋求国家的富强,既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也要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梁启超将国与民的关系归结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国所与立者何?曰民而矣。民所以立者何?曰气而已。”梁启超所说的“气”即“国民之元气”,“是之谓精神之精神”[16] 267。在梁启超看来,改变国民的精神状态是最为迫切的需要,所谓“辱莫大于心奴”[17] 679。以鲁迅为代表的最初的乡土小说作者,延续了梁启超等晚清思想家对国人精神状态的关注,并把目光投向了人数最多、受教育程度最低的农民,“作品往往侧重于表现农村的思想关系,表现农民在封建主义压迫、奴役下的精神病态,以控诉、批判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文化对农民‘人性’的戕害”[18] 261。即使面对这样的小说文本和认识倾向,茅盾对乡土小说主题及人物形象的分析,也主要不是从农民的精神状态,而是从农民的生存状况着手。在著名的《鲁迅论》中,茅盾对《呐喊》、《彷徨》中的乡土小说曾有集中的论述,将其概括为描写“‘老中国的儿女’的思想和生活”,并对其“思想和生活”作了如下阐述:“我们跟着单四嫂子悲哀,我们爱那个懒散苟活的孔乙己,我们忘记不了那负着生活的重担麻木着的闰土,我们的心为祥林嫂而沉重,我们以紧张的心情追随爱姑的冒险,我们鄙夷然而又怜悯又爱那阿Q……”[19] 118茅盾这种注重人物的生存乃至生活状况,而不特别强调人物思想之愚昧的思路,贯穿在后来的《王鲁彦论》里,“原始的悲哀,和Humble生活着而仍又是极泰然自得的鲁迅的人物,为我们所热忱地同情而又忍痛地憎恨着的,在王鲁彦的作品里是没有的;他的是成了危疑扰乱的被物质欲望支配着的人物(虽然也只是浅淡的痕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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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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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7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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