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学术发展，就出现了危机，主要表现在，在思想深度上，落后于西方世界；在观念创新上，不及他者的思维创新。闭关锁国，缺乏交流，拒绝现代文明，最终导致学术上的滞后。但是，我们又无法否决，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其学术在世界范畴都是有所贡献的，但其模式如今又无法复制。1949年以后，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指导的研究方式，把学术带入了另外一个境地当中。而新中国的学术，特别是对西方的学术接纳和学习，主要集中在翻译西方学术作品上，以严复等人对“群学”的引入就是典型。这样的一种学问做法，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尤为兴盛，主要还是在于那会大家都感受到了学术的滞后性与严重性，故而介绍西方作品到中国为之必要。延续至今，包括译林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等依然再从事着“介绍思想”方面的作品，并且日益渐多。在面对西方的态势上，国内学界从以往的接纳和学习，开始进行反思如何本土化的问题。也就是说，“西学—本土化”以后，才可能有适合本土逻辑的概念、框架等能够解决和解释国内的社会问题。西方的学术，在这点上，并未因为本土化而遭受瓶颈，因为这一学术自觉本身并不是要把西学拒之门外。
前文提到，翻译国外的作品到国内，以此作为学术的一种方式，在当初是非常兴盛的，从严复到如今的一些大学教员，大多数都在思考，如何把国内的问题用西方的学问来化解，如何更深入地理解问题的本质及其解决方式。然而，面对学问本身的时候，学界似乎又因为学术环境的不佳，而日益走向了“迷途”，一方面，做学问的方法依然居于三种，第一，介绍和翻译西方作品；第二，用西方的学问解释中国的问题；第三，将西方的学问本土化以后加以解决中国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总是重复的研究和论证一个问题（这是学术腐败的一种表现）。还有就是，总是跟着他者做学问，而无自我的学术创新能力和思维批判力，这更多的是教育的目的和方式出了问题。无论是玩弄概念，还是不停的提出框架，在学问和事实的解决上出现断裂的情况将下，学问陷入了“膏肓”的地步。这是它自我的危机存在。
学术自我的生存危机给我们所带来的并非仅仅是“学术不自信”的状态，还有更加可怕的东西。笔者认为，就学问本身而言，如果放在“如何做好学问”而不是“做不做学问”的层面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关心的问题太小；第二，把问题过于复杂化；第三，没有历史感。下面就当前中国学术的三种病症来一一阐述。
首先，关心的问题太小。学界对于一个问题的把握，似乎有意或者无意的避开本质问题，比如说，研究的问题于现实而言，作用似乎不大。以点切入的方式，固然重要，但是，最后的落脚点却总是在点而不是面上，这是当前做好学问的一个通病。比如说，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王氏之死》这部作品，选择的人物（研究对象）是王氏，但是最后所要说的却不是王氏是怎么死的，死了以后有什么后果，而是从一个小人物的命运遭遇来反观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问题，就好比孔飞力的《叫魂》一样，“剪辫子”所要折射出的不是“头发剪了没有”，“头发怎么剪”的问题，而是反思社会结构，特别是政治结构问题，谣言为什么可以流传，本质问题是什么？这里的两个例子，都意在说明，如何从“点对点”走出，到“点对面”，“以小见大”的研究方法固然重要（历史学常用），但是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一个事实，或者一些事实和问题，来思考整个社会的问题。又因为这些问题，是整个社会中非常重要的，故而，选择“不疼不痒”的主题研究，就陷入了“选择的问题本身太不重要”的困境当中，自然研究出来的结果，社会问题的解决程度，都不及“选择大问题”，“选择本质问题”而重要。在笔者来看，中国的很多问题，都非常可能是政治所带来的，故而选择问题之初，就应该大致的了解问题的本质，而不是游离在问题的表面去设计和琢磨如何研究问题。
其次，把问题过度复杂化。上文我们谈到，问题应该选择触及本质的，而不是“不疼不痒”的，而把一个明明很简单的问题复杂的处理，那就是“瞎操心”。比如说，关于女性地位的问题，如果放在第一类——“是否是本质问题”，“重要的问题”当中来看，就是“女权的兴起对于家庭稳定是否有破坏的作用”。因为这设计到西方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发生（这点还可以参见《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一书），或者说后者对于前者的包容程度。但是，有的研究不仅不触及这个问题的本质，转而从女性自我的性别角色认知去思考对家庭破坏是否存在，实在是让人莫名其妙。这就是把问题复杂化，去本质化，去重要性的一种表现。所以，解决一个问题的办法，其实很多时候学界都已经给出，但是除了论证来论证去，最后得出的方法都差不多不说，还乱了阵脚，误导他者，此为做学问的不真实。且，把问题过度复杂化的一个很大原因在于为了所谓的学术创新，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或者框架，把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最后复杂了，得不偿失。反过来，这就是为什么《农民自杀研究》能够得到褒奖的原因之一，它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简单明了，而不是一大堆所谓的学术概念和框架，直接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用简单的学术语言，老百姓都能看得懂的方法处理，可谓珍贵。依我看，学术有时候也是需要走群众路线的，而不是应该像“玄学”一般。
再者，没有历史感。前文我们回溯了学术的从近代以来的演变逻辑。而本文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并非是把学术自近代以来的遭遇说清楚。所以，面对做学问如何做好，有历史感，是本文的一个命题。没有历史感的学术作品，首先是一个深度的问题没法解决，作品最终的立论是“悬浮”的状态。并且脱离历史感的学术，往往会遇到“不知自己从哪里来”，“到何处去”的难题。近些年，学界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加之跨学科的研究态势日益增加，相对来说，稍微缓和了一些，但是还远远不够。以历史社会学为例来说，研究土地改革，文革，或者三反五反，四清运动等等，都涉及到如何把历史的素材用社会学的语境去理解的问题。当然，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历史感自带”，但是再如户籍制度改革，一些研究就不去寻找户籍问题的来源了，在现在既有的户籍制度上做文章，永远都不知道该如何正确的理解。同时，其还可能涉及到我们在第一部分所说的“重要性问题”，即“政治问题”。另外，如果没有历史感，不仅不知道“为何这样”，不仅缺乏基本的问题梳理，还可能缺乏一个古今语境的“比较视野”缺乏比较。
在我们一味强调以学术数量和等级去衡量学术机构好坏的时候，我们不仅在破坏学术本身，而且还不能够“闲暇”为好的作品提供条件，特别是人文社科领域，需要一个“相对闲暇”的空间。退一步说，即便是基于现在的学术机制来看，在“问题过度复杂化”、“去重要性”和“没有历史感”的三种病症下，恐怕做出来的学问及其作品，也很难说有上乘之作，更别说有多少经典的作品流传下去。首先的一个问题是，学术内在的逻辑就没有弄清。同时，当我们在面对上述提到的三个当今中国做学问如何做好的问题时，在面对着三个不好的学术偏向和病态时，我们要像本土化一样，去及时的达到自觉的状态，无论是选题，还是叙事，还是切入方法，还是化解问题的不过度复杂化（不是说否定复杂性），都应注意，否则，如果放在我们开篇所说的“做学问”如何做好的问题当中，就是枉然。并且，1949年以后的翻译学术，用今天的话说，那不是做学问。真正的做学问，应该是把问题弄清楚，或还提出精确的对策，把问题的重要性认识到位，等等。这需要研究人员自我去阅读，反思和领悟。至此，仁者见仁，不再叙述。但是，希望注意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因为它对于如何做好学问非常关键，特别是对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而言。
2015年5月8日
作于澳门
（本文刊于《中国研究生》2015年第10期，发表时略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