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凯:论鲁迅与茅盾的当代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2 次 更新时间:2015-11-25 23:2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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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继凯  

   一

   无论在现代学术史上,还是在近些年的文化批评与文学评论中,关于鲁迅与茅盾的激烈争论或悬殊评价总是存在的。即使在大陆曾经竭力将鲁迅与茅盾“神圣化”的时候,在海外也有截然相反、评价迥异的研究。尽管其中难免也会有别样的扭曲,却毕竟有一些堪称扎实的学术研究,并在相宜之时对大陆学界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于新时期以来的相关研究中,加之实事求是传统的恢复和实践,使鲁迅研究与茅盾研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收获,并从这些新的研究和阐释中,体现出了鲁迅与茅盾的当代价值。

   但不可忽视的是,受各种复杂思潮的影响,也掀起了贬鲁亦抑茅的冲击波。就新时期以来的情况看,这股冲击波大抵经历了“三部曲”:一是贬其艺术,将现实主义视为过时之物,用纯艺术和现代派的放大镜来审视的结果,或说鲁迅既无大的杰作又很快趋于创作力的衰竭,或说茅盾理性过剩、主题先行而少成功的作品;二是贬其人格,往往借破除神化或圣化鲁迅与茅盾为口实,而蓄意将他们庸俗化乃至丑化,或谓鲁迅心理黑暗、刻薄多疑,或称茅盾损人利己、官瘾十足,并常常在材料并不充足的情况下,用潜意识理论来主观揣测鲁迅与茅盾的所谓隐秘心理,颇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三是整体否定、坚决抛弃,虽然骨子里几乎是仇视鲁迅与茅盾,但表面上却要借着反思或创新的名义,于重评重估中行颠覆决裂之实。有时似乎也手下留情,只是不承认他们是什么大家、大师而已,有时则措辞尖刻尖锐,称鲁迅是“一块老石头”,要让他滚一边去。至于对茅盾,更是不屑一顾,简直将他当做了极左政治在文艺界的代表。尤其是在“实行”的拜物主义、金钱主义和“虚妄”的文化保守主义猖獗的情形下,加之海外一些汉学家的负面影响,鲁迅与茅盾所遭到的责难和冷遇,也便成了自然而然、见多不怪的事情。如今,在有些人那里鲁迅与茅盾都成了“拜拜”的对象了,甚至在有的浑身“后现代”味的人那里,还要被莫名其妙地骂上几声。岂不知就在他们刻意地“耍酷”、“潇洒”的时候,他们没有意识到鲁迅才是“真的好酷!”茅盾才是“真的潇洒!”事实上,在更多人看来,鲁迅并没有远去,他就真实地活在人们的心中,但已经不再是涂满红色釉彩的神像,甚至也不单纯是作家或战士,而是一个充满魅力的故事很多的人,一个让人景仰也让人亲近的人,一个性格丰富而又复杂得让人说不清道不完的文化名人;茅盾的情形与此有些类似,真诚地怀念他、研究他的人也自会在心中衡量出他的轻重,他的风度、气质真的是倜傥风流、儒雅大方,他的自强精进、奋发有为,也着实令人生敬,远非一般追奇逐怪而自命不凡者所能企及。

   自然,鲁迅与茅盾在自己的历史上,也曾经是相当普通的无名的少年儿童,甚至也都有摆脱不了的失去父亲与家道中衰等纯粹“私人化”的悲哀,但他们的不懈追求与历史机遇的慷慨馈赠,使他们有幸成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弄潮儿,并相继成为真正“重量级”的大作家,这早已成为无法改变的历史。但如西哲所言,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处于当代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人们,必然都要从自己的文化视境中看待鲁迅与茅盾。因此,看法不同甚至针锋相对都是不奇怪的。问题在于,有些观点有违基本的历史事实,或表现出明显的歪曲甚至别有用心的目的,则需要甄别与辨析。比如,较之于过早去世的鲁迅,茅盾及其代表作(如《子夜》)的理性特征,尤其是其为官的晚年经历似乎招致了较多的指责和批评,好像他的贴近时代的思考和高寿居然为他加多了耻辱,由此使他在有些人的印象中,已不再像鲁迅那样依然是英杰文豪,他的鼻梁上被意外地抹了不少白粉,俨然有些类乎丑角了。倘若真的如此,这两位生前结缘很深的现实主义作家,倒仿佛成了相对立的人物,一个重于泰山,一个却轻如鸿毛了。

   事实果真如此吗?或者说,我们究竟应怎样看待鲁迅与茅盾呢?

   如果让笔者简洁地回答,这就是:鲁迅与茅盾都是具有当代性的文学大师,这也意味着他们自我生命的延续和对当下文化创造的参与。鲁迅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巨人,就其总体特色而言,则是伟大的文学家与伟大的思想家的相当完美的结合;茅盾也当得起中国20世纪杰出的文化巨匠,就其总体特色而言,则是伟大的文学家与重要的政治家相当完美的结合。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文学大师”,而非“文学小师”,更非“文学劣师”,都有着相当大的世界性影响。即使他们自身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或不足,也实难遮蔽其应有的光辉,也足可引为今人与后人的镜鉴。而他们的思想文化遗产及其在文化史、文学史、学术史上产生的种种影响,客观上也已形成相当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从主导方面看也已成为后人应予珍惜的思想文化资源。将鲁迅及鲁迅研究、茅盾及茅盾研究视为文化性存在,名之为“鲁迅文化”和“茅盾文化”,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成立的。

   而作为思想化的重要资源,于文化积累、文化再生及针砭时弊诸方面,“鲁迅文化”和“茅盾文化”的价值与意义也是不宜轻估的。“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发展实际业已证明了这点。正是这“新时期”接续上了自近代以来便萌发的立人立国的现代化之梦。五四时代的强音再度响彻云霄,透入人们的心底。鲁迅研究和茅盾研究也迎来了各自的“新时期”,取得了令人欣慰的学术成果。而从这些与时俱进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鲁迅与茅盾在话语中的“复活”,在文化中的“生存”,以及在复活与生存中体现出的活生生的当代性。比如鲁迅面对文化冲突的“独立意识”与茅盾感应时代需求的“秘书意识”皆非常鲜明,同时作为他们主体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人生和创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个性构成、创作特色及其缺欠不足均与此相关,应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相比较也可以说鲁迅的自由意识或个性意识强于茅盾,茅盾的秘书意识或服务意识强于鲁迅。但他们都追求穿透现实、超越文学,成为广义上的“文化工作者”)。而这样两种意识的当代延宕,还在模塑着这样两类作家,他们都为社会所需,作用各有侧重。值得说明的是,鲁迅与茅盾都共同忠诚于他们的“时代”,由此使其人与文就都具有堂堂正气,故他们不是如某些人说的那样,是精神上或人格上的奴隶。

   二

   我们应该持有理性态度,从学理层面来关注大师的当代性。古今中外的大师,大多都是具有强烈的“当代关怀”情结的人,研究他们的意义除了历史意义也应有当代意义,而这意义即生成于与此相关的“当代关怀”,研究者的认识、体验、情感等主体性因素在这方面当会得到必要的发挥。此外也有必要确认,有无“当代性”诚是检验能否成为大师的一条重要的标准,大师的当代性影响也可以反过来成为大师之所以存在的确证。比如从茅盾与新中国文学(特别是与17年文学及新时期文学),茅盾与中国资产阶级命运的思考和描写(特别是对民族资本家的悲剧和异化人生的描写),茅盾与人生派或社会剖析派,茅盾与现代长篇小说及“茅盾文学奖”,茅盾与当代文学评论,茅盾与地域文学,茅盾与都市文学,茅盾与女性文学等方面,稍具文学史常识者皆可清晰地看到茅盾存在的当代性。所以在我们看来,具有如此成就和广泛影响者,自然可以也应该被目为大师。而鲁迅的当代辐射面无疑更广,特别是在广义的社会批判、文化反思与精神重建(国民性改造)等方面,以之为师的人也正有增无减。尽管围绕鲁迅及其杂文、茅盾及“茅盾文学奖”的争议很大,但人们确实感到鲁迅与茅盾凭借自身与历史的综合实力,早已进入了动态发展的文学“现场”,而成为争议人物本身,就非常生动地证明了他们的“在场”。当然,本着理性精神,我们还应该看到大师的相对性。大师并非万能,特别是从多元文化格局来审视,大师只能是相对意义上的大师,不可能覆盖所有文学流派,并为所有后来人承认。而具体言说大师,也往往只能在特定层面上展开。如从文体创造角度看,可以说鲁迅与茅盾是小说艺术大师,茅盾更是现代长篇小说的大师,鲁迅更是现代短篇小说的大师,但却不能说他们是现代诗歌大师或戏剧大师;从文学流派或风格来看,可以说鲁迅和茅盾主要是现实主义大师,但不能说他们是浪漫主义大师,等等。显然,我们只能在某种相应的语境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谈论鲁迅与茅盾的“大师”身份。

   我们注意到,尽管前些年有人在为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重新排什么座次,但人们通常还是在文学史上将鲁迅、郭沫若和茅盾并提的,所谓“鲁、郭、茅”是也。“三大家”之说毕竟给人留下了太深的印象。虽然有人执意要改变这种“格局”,但从“历史”存在的真实情况看,这种现代文坛“三大家”的称谓确是“历史”(现代史特别是现代政治文化史)形成的,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要从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史,尤其是政治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文学,就不能不较多地关注他们的巨大存在。但在文学“接受史”的意义上,尤其是在某些人的接受过程中,却会发生调整或变形。然而无论如何,鲁迅与茅盾总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两位作家,特别是以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创作名世的广有影响的两位作家。鲁迅被很多人称为“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以一人之身而显示了“三大家”整合的分量;茅盾也被不少人视为伟大的作家、伟大的政治活动家与伟大的理论批评家,誉之者也是不遗余力的。但这些“定论”似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与挑战。

   也许是由于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极其反感的缘故,当今社会是不太喜欢“伟大”这类词汇的,对原来被称为“伟大”的人和事,大多开始予以颠覆。其实,所谓“伟大”者,也是相对而言的。不是有很普遍的良母表达了母爱就被称为“伟大的母亲”吗?不是有人因为偶然事故中的勇于牺牲就被称为“伟大的英雄”吗?不是有人唱了些流行歌曲就被尊为“伟大的天王”吗?所以称鲁迅与茅盾是“伟大的文学家”实在没有必要惹某些人产生那么多的不满,尽管后者似乎严肃得多。就在这种既消解“伟大”又滥用“伟大”的时代语境中,我们注意到,即使是那种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之类的游戏方式将茅盾逐出文学文类(如小说、散文等)大师行列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茅盾在文学理论、批评、创作和领导等几乎各方面都影响巨大,如果总体上排‘文学大师’,他是鲜有匹敌的,第二位置应当之无愧……”[1]

   请看,这里不仅承认茅盾是“文学大师”,而且还被放在第二位!可见本欲将茅盾大加贬低甚至扫地出门的人,也不得不在“多项全能”的名义下,仍给茅盾留个重要的位置。不过,在小说、散文(包括杂文)等具体文体创作的“大师”行列中踪迹全无的人,居然也会被普遍视为文学大师么?这实际是那些看似“游戏”而实有些“狡猾”的人留下的并不简单的问题。近期报载《文学界话说王朔金庸》[2]一文,其中介绍了批评家吴亮的高见:“国内好多人捧金庸,是打鬼借钟馗,比如王一川是用金庸打茅盾,打击了一大片,这是武林中的宗派斗争。”

   原来如此!可见问题确实非同小可,是值得特别注意的。这样的排座次居然也带有“派”的味道,其实也有“冷落当官的”之类的动机,与“精英意识”和“民间立场”都有深切的关系。自然也与外国(特别是西方)人的看法密切相关。有的人已经习惯将“老外”的态度为态度,要看着“洋大人”的眼色行事,其殖民主义文化心态也必然会影响到对中国作家的评论。在这样的人看来,20世纪是西方的世纪,西方即代表着“世界”,其流行的价值观仿佛也就成了唯一的尺度。衡量中国作家是否为文学大师也要看“老外”的态度。于是就将学舌的结果体现在重排“座次”上了。现在问题还不在于要不要反思文学史和那些“座次”,而在于以怎样的态度(如严肃的还是游戏的,学术的还是非学术的等)去反思和研究。

不为这种否定鲁迅与茅盾的思潮所动而坚持有关研究确是难能可贵的,敬重鲁迅与茅盾自然也是无可非议的,在研究鲁迅与茅盾时固然也要越深越细越好,但却不应该依循那种神化圣化抑或无微不至的理路。这方面的教训已经很多,后来者不应重蹈覆辙。可以肯定地说,基于迷信而产生的“崇拜”与“利用”,无论来自官方还是民间,无论对领袖还是对作家,其实也都隐含着某种“危险”与“危机”。尤其是在这个异常复杂的时代,面对什么样的人和事都条件反射似的令人想到“复杂”二字。谈论鲁迅与茅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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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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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唐都学刊》(西安)2001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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