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兵建:中国刑法教义学的当代图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3 次 更新时间:2015-11-22 21:1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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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兵建  

  

   [摘  要]  我国学界既有的界定法教义学含义的两种方式都存在不足。在当前阶段,应当由各个部门法的学者对各自部门法教义学的发展状况进行盘点梳理,以把握实践中的法教义学的本质与特征。通过对中国刑法教义学的纵向勾勒可知,中国刑法教义学的本质在于用形式逻辑驱除我国刑法学中的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成分,从而使之走向学术化、规范化。经由对中国刑法教义学的横向剖析可知,中国刑法教义学强调对法律规范的服从但不盲从,重视对逻辑分析方法的运用,在坚持形式理性的基础上允许作出利益权衡和价值判断,主动吸收、借鉴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其他学科有用的知识和方法,将对案件的处理从经验层面上升到事物本质层面,从而致力于常规案件和疑难案件的妥善合理解决。

  

   [关键词]  法教义学  刑法教义学  刑法知识转型  社科法学  研究范式

  

一、问题的提出

  

   近十年来,作为一种全新的法学研究范式,法教义学在我国各个部门法渐次兴起,并呈现出日益蓬勃之势。[①]与此同时,针对法教义学的批评声,在我国法学界也是不绝于耳。[②]从学科背景来看,这些批评主要来自倡导社科法学研究范式的法理学者。针对这些批评,法教义学者也作出了一定的回应。由此所形成的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争无疑是当下中国法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任何争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裹挟着争论者的立场选择、价值偏好乃至利益驱动。作为关乎法学研究范式格局的全局性争论,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争更是如此。但是,为了使争论取得实质进展,以免其陷入自说自话的混乱局面,争论双方就必须暂时搁置各自固有的立场,与对方进行平和的对话和理性的沟通。为了实现有效的对话与沟通,争论双方必须确保他们对于关键性概念的界定是一致的。对于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之争而言,其中最为关键的概念,无疑是“法教义学”。可以说,只有搞清楚了什么是法教义学,其他的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然而,问题恰恰在于,对于法教义学这一关键性概念的含义,参与争论的学者们并没有统一的见解。他们往往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界定法教义学的含义,并在此前提下展开争论。如此一来,任何批评或辩解都有可能演化为对稻草人的射击,看似热闹却无法切中要害。在笔者看来,这正是这场争论陷入混乱的根源之所在。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法教义学的界定方式。

  

   大体上看,我国学者界定法教义学的方式主要两种。第一种方式是,引用西方学者(主要是德国学者)关于法教义学的经典论述,并在基础上进行演绎阐释。[③]由于这种方式主要采用分析演绎的逻辑形式,本文将其称为分析演绎式的界定方式。应当说,绝大多数参与这场讨论的我国学者——无论其是法教义学的倡导者还是它的反对者——都采用了这种分析演绎式的界定方式去界定法教义学。

  

   鉴于法教义学本来就是德国法学中的一个概念,德国学者对法教义学的论述具有较高的权威性。直接援引他们的定义,有助于快速而明确地揭示法教义学的本质内涵。在中国法学界对法教义学尚属陌生之时,采用上述方式,有其必要性。但是,随着法教义学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以及理论上对法教义学讨论的不断深入,仍采用这种方式来界定法教义学,会有明显的局限性。一方面,即便是在德国,法教义学的含义也不是毫无争议的。通过对观念史的考察可知,法教义学的含义具有时代性。[1]就算把目光限缩在当代德国,法教义学也是一个具有一定争议性的范畴。[2]尽管可以相信,在对法教义学的理解上 ,德国学界会有一个基本共识,但是,在对德国学界的相关讨论缺乏整体把握的情况下,仅凭个别德国学者的论述,难以准确地掌握这个基本共识。另一方面,退一步而言,即便掌握了德国学界的基本共识,单纯复制这种共识可能也无法完全解决中国学界自身的问题。由于中德两国学者在知识背景、问题意识以及思维方式上存在着明显差异,两国学者讨论法教义学时的关注点必然会有所不同。德国学者眼中的法教义学的重要特征,或许在中国学者看来并不是那么重要;相反,德国学者认为无需赘述的特征,可能恰恰是中国学者所反复纠结的。因此,对于当下的讨论而言,单纯用分析演绎式的方式去界定法教义学,存在明显的缺陷。

  

   第二种界定方式则是对我国各个部门法正在践行着的法教义学研究范式进行总结归纳,从而得出法教义学的基本含义。鉴于这种界定方式是从中国法学研究的实践出发的、归纳总结式的,本文将其称为归纳总结式的界定方式。应当说,这种界定法教义学的方式在我国学界并不常见。截至目前,仅仅有少数批评批评法教义学的法理学者采用过这种方式。例如,在本世纪初,我国两位法理学者苏力和邓正来先后对我国部门法中的法教义学研究范式提出了批评。[3]16-19[4][5]74-80与时下很多学者对法教义学的批评仅仅是针对这种研究范式本身不同,苏力和邓正来对法教义学的批评属于他们对中国法学研究现状的批评的一部分,因而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他们对法教义学的界定必定是从中国法学研究的实践出发的、归纳总结式的。

  

   近些年来法教义学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为这种归纳总结式的界定方式提供了事实基础。并且,与分析演绎式的界定方式相比,归纳总结式的界定方式至少有以下一个比较优势:它建立在对中国法学研究实践的全面观察的基础之上,因而它可以弥补分析演绎式的方式在叙事角度上的欠缺,进而也更具问题意识和针对性,从而避免在其基础之上展开的对法教义学的争论沦为不接地气的概念游戏。尽管如此,在本文看来,受制于观察对象的多元性和学科背景的特殊性,苏力和邓正来运用这种方式所界定的法教义学的含义并不那么可靠。一方面,尽管可以在一般的意义上使用“中国法教义学”这一称谓,但是严格来说,它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各个部门法的法教义学拼接在一起的。虽然各个部门法都在积极践行法教义学,但由于种种原因,各个部门法的教义学化程度并不一样,它们所体现出来的特征、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不尽相同。由此,对各个部门法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归纳极为困难,稍有不慎,便容易把一些独属于某个部门法的特殊问题当作普遍性的问题而加以提炼,抑或相反,把那些普遍性的问题当作特殊问题而加以忽略。另一方面,从学科背景来看,由法理学者而非法教义学者进行这种归纳总结,更容易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笔者这么说,丝毫没有贬低法理学者的意思,而是说,由于知识背景、治学方向、学术兴趣的不同,法理学者很难对各个部门法的研究状况有全盘的理解和深刻的把握。[④]以上两点决定了,由法理学者对各个部门的法教义学进行归纳总结,容易陷入“盲人摸象”的境地,即便勉强作出一个归纳总结式的界定,得出的结论恐怕也是不太可靠的。

  

   如此一来,问题又回到了原点,该如何界定法教义学?本文认为,既然单纯援引德国学者对法教义学的定义已经不足以解决问题,既然法教义学在我国已经兴起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不应放弃总结归纳式的界定方式。只不过,从考察对象来看,鉴于各个部门法的教义学化程度不一,当务之急,应当分别对各个部门法的法教义学发展状况进行盘点梳理,以把握各个部门法教义学的脉络与特征。只有在这一步完成之后,方能对整个中国法教义学作一个全盘的归纳总结。因此,一开始的问题不应是,什么是“中国法教义学”,而应是,什么是“中国刑法教义学”,什么是“中国民法教义学”,什么是“中国宪法教义学”,等等。此外,考虑到对部门法的学科熟悉程度,对各个部门法的法教义学发展现状进行考察分析的任务应当由各个部门法的学者完成,而不能交由法理学者代劳。

  

   作为法学的一个重要部门,中国刑法学在部门法教义学化的过程中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尤其是近几年来,伴随着对德日刑法教义学知识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吸收、借鉴,中国刑法教义学的发展呈现出一幅欣欣向荣之势,在我国法教义学的版图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当然,与此同时,法理学者针对法教义学的批评自然也会落到中国刑法教义学的头上。不惟如此,甚至在刑法学内部,也有一些学者对刑法教义学的研究范式持质疑态度。[6]面对这些批评与质疑,倡导法教义学的中国刑法学者往往会有一个强烈的感觉——这些批评、质疑所针对的所谓的中国刑法教义学,与真正践行着的中国刑法教义学,根本就不是同一回事。然而,责任不能完全推卸给法教义学的批评者。毕竟,与中国刑法教义学蓬勃发展极不相称的是,中国刑法学者对法教义学研究范式本身展开的研究为数寥寥。[⑤]这在客观上造成了那些法教义学的批评者只能对中国刑法教义学“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为了减少隔阂,增进了解,刑法学人需要对中国刑法教义学作一个客观、全面、深入的考察分析。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对中国刑法教义学作一个总体的考察分析,勾勒其发展脉络,发掘其基本特征,以期为学界对刑法教义学乃至整个法教义学的讨论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下文将首先对中国刑法教义学作一个纵向的勾勒,以考察刑法学教义学化的本质所在;接着对中国刑法教义学作一个横向的剖析,以把握刑法教义学的基本特征。

  

二、中国刑法教义学的纵向勾勒

  

   近些年来,我国刑法教义学的发展势头比较迅猛。在推动中国刑法教义学发展的各种因素中,首先必须提及的就是相对成熟的刑法典。因为,只有具备了较为稳定的实证法规范,法教义学才有其研究的对象。但是,如果认为相对成熟的刑法典是推动中国刑法教义学发展的唯一动力,那显然也是不准确的。毕竟,以1979年《刑法》的颁布为标志,中国刑法学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便开始进入了以实证法律规范为研究对象的阶段,至今已有30余年的历史。而刑法教义学在中国的兴起则不过是最近十年的事情。具有一部相对成熟的刑法典,并不能解释中国刑法学为何由传统刑法学向刑法教义学转型。在此过程中,不能忽视刑法学者们的努力。在积极推动中国刑法教义学发展的学者群体中,有两位学者不得不提——他们就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陈兴良教授和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张明楷教授。不过,两位学者推动中国刑法教义学发展的方式有所不同。陈兴良教授以其开阔的眼界和敏锐的洞察力率先提出“刑法知识转型”的命题,积极推动着我国传统刑法学向刑法教义学的转型,[⑥]对许多中青年学者的研究路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他个人的学术研究史,就是一部中国刑法教义学的创业史。而张明楷教授虽然并没有公开倡导刑法知识的转型,甚至也不提倡采用“刑法教义学”的称谓,但他独著的教科书《刑法学》是刑法教义学的集大成之作,[7]该书的出版使得中国刑法教义学的广度和深度在短时间内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在某种意义上,陈兴良教授是中国刑法教义学的“先知”,而张明楷教授则是中国刑法教义学的“先行者”。限于篇幅,并鉴于两位学者研究的不同特点,下文将主要以陈兴良教授的研究进路为叙事线索,勾勒中国刑法教义学的演进史。

  

如果要给中国刑法教义学史找一个明确的起始点,笔者认为应该是在2005年。该年3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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